國內演變特征可概括為“二升二降”，表現為：現狀、問題和建議分析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呈上升趨勢，基礎理論探討、區域合作分析呈下降趨勢。國內文化旅遊研究在 20 世紀 80 年代處於零散狀態(孫金樓, 1986; 陳百剛, 1988; 賴潔玉, 1989)，至 20世紀90 年代才正式進入探索期。基礎理論、區域合作研究是20 世紀90 年代國內研究的重點領域， 分別占同期文獻總數31.4%和13.7%。進入21 世紀研究熱度開始下降，相關文獻分別占同期文獻總數17.2%和3.1%。現狀、問題和建議研究是國內最重要的研究領域，在20 世紀90 年代占同期文獻總數33.3%，進入21 世紀相關研究繼續小幅上升，占同期文獻總數41.8%。可持續發展研究是21 世紀以來國內研究增長較快的新領域，占同期文獻總數4.6%。中國旅遊業還處於發展階段，各地都很重視文化旅遊開發與保護，因此現狀、問題和建議、可持續發展等研究議題備受推崇，但這也表明國內對文化旅遊的探討還是偏粗線條的，有待逐步深化。受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全國各地區域旅遊聯合潮流的影響(薛寶琪等, 2006)，學者對文化旅遊區域合作開發也給予了較多關注，但隨著近年文化旅遊研究領域逐步走向豐富和多元化，該議題的受關注度有所下降。進入21 世紀，基礎理論研究的收縮表明國內文化旅遊研究重心開始向應用性研究偏移，這與國外研究發展趨勢是一致的。

一些新的領域正逐漸興起，其中國外學者在這些領域的研究起步更早，對象更多樣，視域更開闊， 文獻積累更多，總體上處於引領狀態。相關領域包括：①文化記憶。國外文化旅遊研究中最早使用文化記憶理論可追溯到20 世紀90 年代 (Murray et al, 1997)，常以遺產、民族、博物館等文化旅遊類型為研究對象；國內學者近幾年才正式將其納入研究視野(王唯惟, 2008)，多以民族文化旅遊為研究對象；國內外相關研究重點圍繞文化保護、復興與發展展開，部分國外學者還將其運用到了文化旅遊者和文化旅遊社區研究中，如Park(2010)在深度訪談的基礎上分析了韓國旅遊者在遊覽昌德宮期間是如何感知對國家歷史的共同記憶的。②旅遊地演化。國內外學者大多運用Butler 生命周期理論對文化旅遊地演化規律進行研究(劉俊等, 2005; Meng et al, 2011)，但該理論對解釋複雜多變的旅遊地深層演化過程已顯單薄(陸林等, 2010)。在國內，黃震方等(2011)以無錫靈山為例，構建了主題型文化旅遊地發展演化的理論模型，將其生命周期劃分為5 個階段，提出應探討基於複雜系統的多元驅動的旅遊地成長機制，這是對Butler 生命周期理論的有益拓展，對文化旅遊地演化過程與機理剖析較為深入。

③制度文化。國內研究多圍繞民族文化旅遊展開， 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研究內容，少部分學者探討了文化旅遊地的利益補償制度、社區管理制度、制度文化旅遊資源變遷與開發等內容。國外研究涉及遺產、民族、事件、飲食、鄉村、城市等文化旅遊類型， 以政府職能為研究聚焦點(Yang et al, 2008)，內容涵蓋各級政府在文化旅遊開發中的作用評估、認知態度、政策變遷和政策建議等，少部分學者研究了社區合作制度、產權制度、制度體系構建、制度創新等議題。④跨文化交流與管理。國內外學者均對主客交往(包括跨文化接觸、差異、誤解、沖突等)、目的地形象評估和營銷、旅遊者感知與態度進行了研究。此外，國外學者還集中分析了跨文化旅遊信息供給和搜集(Kang et al, 2008)；國內學者則著重引介了國外相關研究進展(張宏梅等, 2008; 伍曉奕等, 2008)，旨在為國內研究提供借鑒。⑤文化創意與產業融合。國內外研究多從產業層面展開討論， 國內學者重點探討了創意產業與民族文化旅遊產業的融合，國外學者則研究了創意產業與藝術、遺產、城市、民族、鄉村、飲食等多種文化旅遊產業形式的融合。在研究內容方面，除創意與旅遊的關系、創意融入的積極作用、創意產業集群等共同議題外，國內學者還著重研究了創意產業發展對策， 國外學者則探討了創意產業的潛在危險、政策制定、競爭力評估與提升等多項內容(Bell et al, 2010; Richards, 2011)。

4.3 研究理論與方法

近 37 年來，眾多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不斷滲入到國內外文化旅遊研究中。國內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研究為主，國外以描述性和數理統計研究為主，且近年來國內外複雜數理建模方法的運用均呈明顯提升趨勢。比較看來，國外研究理論與方法更加多元，研究視野更加開闊；國內新理論和方法的應用大多晚於國外，尚處於跟蹤借鑒國外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