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戰爭爆發15年後，江南機器制造局在上海誕生，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重要起點。它是當時東亞最大的兵工廠，分為十幾個分廠，用以制造槍炮、彈藥、輪船和機器，同時附有翻譯館和廣方言館等文教機構；1949年後它被改造為江南造船廠；在21世紀初葉，它又被規劃為上海世博會的浦西場地。在那個黃浦江的沿岸地帶，分布著十幾家殖民地時代的工廠，它們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

曾國藩和李鴻章選擇上海作為洋務運動的堡壘，首先因為該城市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於它擁有器物地理學（抵近絲帛、棉布和茶葉產地）的強大優勢，此外，還有一個難以言說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啟密切關聯。明清的改朝換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轉向研習西學與基督教，其中少數人成為現代性思想的先驅，徐光啟就是其中的範例。他以研究和翻譯的方式，在天文學、地理學、氣象學、農學和幾何學等科學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徐氏的文化遺產，成了翻譯館乃至整個制造局的精神源泉[10]。

但徐光啟的光澤僅僅開啟了科學的門縫，卻未能照亮通往現代生活的道路。在舊器物體系頹敗之後，新的體系正在迅速崛起。人們總是習慣於把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視為中國現代化誕生的搖籃，而事實上，上海是更重要的文化策源地，因為它從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完成了中國人的現代性啟蒙。

這場風情萬種的新生活運動，依賴於一場腥風血雨的戰爭。太平軍攻陷南京，圍攻並掠奪江南各大富庶城鎮，導致民眾大規模死亡與流徙。而因受到西洋雇傭軍保護，上海租界成為優良的避難所，大批富人攜金錢細軟尋求庇護，導致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租界內華人人口增至30萬，到1862年更增到50萬。至此，上海取代了淪為廢墟的蘇杭兩城，從“小蘇州”的附庸地位，一躍成為遠東最大的商業城市。

那些富有的戰爭難民，不僅是現代器物的消費群體， 更是它們的轉賣者和制造者。他們迅速接納了來自西方世博會的各種新奇物品，如電燈、電話機、收音機、汽車、鋼琴、肥皂等，這一歷史場景促使我們重審上海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意義。有人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就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挑戰帝國意識形態之際，工業化國家的制造物，已經在殖民地上海大量湧現，從肥皂、鐘表、鋼琴、火柴、洋布、煙草、眼鏡、火車、自行車、電報、電燈、煤氣竈、自來水、抽水馬桶，到咖啡、羅宋湯、大百貨公司和性感女郎，並且發展出洋涇浜英語和中西合璧的旗袍。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偉大革命。

在20世紀上海的物欲—情欲地圖上，出現了南京路和霞飛路的雙軸線，共同沿著洋涇浜兩岸向西推進。南京路以百貨公司和舞廳著稱，而淮海路則以法國咖啡館、白俄餐廳、脫衣舞和妓女聞名。它們彼此平行，遙相呼應，儼然一對競跑的馬拉松賽手。它們在舊帝國的前門制造出現代化的奇跡。就在北京知識分子忙於爭論文化與制度之際，上海市民已經完成了日常生活方式的轉型。這是發生在帝國東端的隱形革命，它急切地匯入了現代文明的洪流[11]。

歷次世博會展示的新器物取代了鄉村體系，散發出蠱惑人性的氣息，深刻改造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這是比意識形態更為有力的變革，它以器物更替的方式，直接摧毀了舊帝國的形而下根基。只有這樣的器物敘事才能正確詮釋中國現代史的本質。那些被長期忽略的事物，終於成了撬動歷史的強大杠桿。

上海世博：器物創意的痛苦與啟蒙

洋務運動和上海租界短史，制造了一種半吊子的現代市民精神，那就是所謂“海派文化”，它要把上海綁在世界航船的桅桿上。但150年以來，它一直在追蹤和學習西方，卻遲遲沒有進入原創時代，去發明足以影響人類生活的全新器物。在閉合了一個多世紀之後，中國人的創意基因似乎還在沈睡。

而對於那些記憶深刻的上海居民來說，黃浦江景觀最大的秘密，在於那些張掛“萬國旗”的洋輪。這種代表殖民地繁華的昔日景象，奇跡般再現於上海世博開幕式的煙火晚會。透過電視轉播人們可以看到，無數小舟高擎用中國布制成的各國國旗，在黃浦江上奮力遊行，重演“萬國旗”飄揚的盛大場面。但這場“萬國旗秀”跟百年前截然不同。“萬國旗”在舊朝意味著征服。而在現在則似乎代表了朝覲。這是歷史邏輯的秘密轉換，它無視自己未能提供原創性器物的事實，而要向全世界展示一個盛世夢想：中國在大步走回中央帝國的座席。

為了展開這種盛世敘事，何鏡堂設計的世博中國館，一個被命名為“東方之冠”的“永久性”鋼結構建築，在塗抹過“中國紅”之後，被放置於黃浦江東岸，據說它不僅具有“親民性”，還擁有“鼎盛中華，天下糧倉，富庶百姓”的廣闊含義，由此跟舊殖民地（老外灘）和新威權主義建築（東外灘）遙相呼應，成為民族國家的宏大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