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首先應該正視幾組主要關系：
一組：國王（或醫生）——薩德——神甫 （權力/ 性或瘋/ 道德）
二組：醫生——薩德——美黛蓮 （權力/ 性/ 愛）
三組：神甫——美黛蓮——薩德 （道德化的神/ 愛/ 性）
四組：布尚——薩德——茜芬 （性欲或惡/ 性/ 性愛）
五組：國王、醫生、神甫——瘋人式的群氓 （整治/救治；壓抑/挑逗）
第五組問題是滲透性的，在在皆在。為避免刺激民主，本文不予專論。
第四組是對個人的教化，即非常表面化的圖解了性的兩種善惡分明的後果。
第一組按正統的眼光看，它可以說是社會結構的“負面”象征。權力看來是人類社會無法擺脫的宿命。它根本地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好不好的問題。更確切地說，它根本地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好不好二重性的“側顯”問題：“顯中有隱，隱中有顯”。如何判斷權力運用的好壞，似乎有一個最通常的可以成為“通貨”（除“性”，還有“貨幣”、“語言”）的現象學指標，那就是權力造成了過度壓抑，將在兩個消極的方向上表現出變態：“瘋”與“性”。“瘋”本身是變態暫不作這裏的關註點。“性”，如何是常態，如何是變態，擺動的“度”在哪裏
（例如，為什麼茜芬同醫生上床是變態，同建築師上床就是常態茜芬接受醫生的婚姻雖有被迫的性質，但已構成雙方達成的婚約法權關系，這權力在社會上是法定的，於是涉及到性愛與法權的沖突，未必能一方簡單地否定另一方。註意，我已經說過，這裏的變態既不是薩德侯爵意義上的變態，也不是病理學意義上的變態，當然也談不上電影視覺意義上的變態，因為它沒有。）
權力造成了過度壓抑，在無法判斷其是非又不能立即消除時，道德便擔負起消極安撫或治療的作用，只能算是社會的一種結構性彌補。簡單判斷它好壞是無濟於事的。反過來，“性放縱”並不是對性壓抑的救治，事實上，性放縱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非升華性壓抑，它對人的毀壞是用權力自身的毀壞表現出來的。社會的性放縱則是以社會自身的毀壞表現出來的，從古代“群婚制”到今天“性自由”，歷來如此。所以別以一面為戒。順便說一句，與“性放縱”相比，“性變態”是“身體性”的，“性放縱”是“觀念性”的，前者比後者值得尊重或重視。這一組也不算我們的主要關註點。
那麼，篩選後的三組二組自然成為要認真觀察的對象。它們其實是一個問題，即根本無法理解“性”與“愛” 的世俗權力與道德，究竟能夠或應該怎樣對待“性”與“愛”

3
先從三組談起，它較能接近性本身，因為在這裏性似乎有安全感。
但必須對“薩德侯爵”有一個完整的印象。從影片開始，侯爵堂而皇之地用鵝毛筆在白紙上寫出《貞節蒙塵》，有美黛蓮給他暗中傳遞稿件。事發後被院長收去紙筆，侯爵用雞骨沾著葡萄酒在床單上繼續寫。第二次收去所有可用來寫作的家具雜物，侯爵就用自己的血寫在自己的外衣上。第三次剝光了侯爵的衣服連假發，他赤身露體在空蕩蕩的房間中，但他用聲音在空氣中傳遞讓瘋子們轉述給美黛蓮記錄下來，遭致了美黛蓮的死亡，自己也被割去了舌頭。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地窖內，口被布條勒住手被鐵鏈鎖住的侯爵，用誰也剝奪不去的大便書寫到地窖的墻上。應了尼采在《敵基督者》最後一節（“DA.62”）宣稱的“對基督教的永恒指控”──
“只要有墻，我就要寫在所有的墻上，──我要讓寫下的字母，即使瞎子也能看得見……我稱基督教為一個最大的詛咒、一個最根本的敗壞、一種最大的覆仇本能，與它相比，沒有什麼手段更毒辣、更隱秘、更卑微、更猥瑣了──我稱它是人類的一個不朽的汙點。”
薩德侯爵是貴族、是瘋子、也是“敵基督者”，他致死不懺悔，他咬斷了十字架吞進喉中窒息而死。他鄙棄平民那些骯臟的肉體，他詛咒革命的斷頭台與宗教的靈魂絞肉機，他鄙棄女人、歌頌性欲與權力是生命快樂的源泉。因而在氣質與形式上，薩德與尼采同類。只是訴諸的武器不同，尼采是哲學，薩德是性學。或許還有一點不同，那就是，薩德最後對女人“知而不淫的性潔”懷有莫名的敬畏，不潔的尼采大概不會。
我再說一遍，真正的薩德侯爵是否如此，已不重要了。

我只以影片中規定的“薩德侯爵”為解讀對象。

4
在地窖中，侯爵為什麼一聽到美黛蓮仍是處女，就真情流露地軟下來了、傷心地哭著，並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對美黛蓮的愛、尊重與禮讚
侯爵不是把女人只看作或描述為性欲的對象、器官和工具嗎甚至對女性不施之以暴虐不足以表現性的強力。在“男人的力量是權力，女人的力量在兩腿之間”的“性條”上，似乎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戰爭：要麼是權力對女性的掠奪（女人沒有種族或國籍，羅馬人把掠奪女人同掠奪土地看作一回事，耕耘女人同耕耘土地一樣，收獲是確定地屬己的），要麼是女性對權力的報覆或征服，除此，沒有第三條路可走，愛情的浪漫不過是性的迷幻藥。侯爵就是一直這麼寫的，性成為他抽象的或觀念的“以暴抗暴的性暴力”並以此維護或支撐自己被顛覆被淩辱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