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實的，存在的，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並無實體的存在。沒有痛苦的時候，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非實質的存在。基於此種認識，人生努力方向應該是盡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為根本沒有幸福那樣的一個東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來了。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第五部書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Lothrop Stoddard：“The 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民國十四年，潘光旦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唸書，住在黎文斯通大廈，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順手拿起這一本書，竭力推薦要我一讀。光旦是優生學者，他不但贊成節育，而且贊成“普羅列塔利亞”少生孩子，優秀的知識分子多生孩子，只有這樣做，民族的品質才有希望提高。一人一票的“德謨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克拉西”較近於理想。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說。他就是這樣有堅定信念而非常固執的一位學者。他鄭重推薦這一本書，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只知道他是美國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年卒，《對文明的反叛》出版於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歐洲種族的實況》（一九二四年）、《歐洲與我們的錢》（一九三二年）及其他。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財產為人類文明的基礎。有了私有財產的制度，然後人類生活型態，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才逐漸的發展而成為文明。馬克斯與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發表的一個小冊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聲言私有財產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的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言激而辯。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文明發展到相當階段會有不合理的現象，也可稱之為病態。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補救，也有人就想象一個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懸為希望中的目標。禮記禮運所謂的“大同”，雖然孔子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實則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堯舜時代未必實現過，就是禹、湯、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當然耳。西洋哲學家如柏拉圖、如斯多亞派創始者季諾（Zeno）、如陶斯瑪·摩爾，及其他，都有理想世界的描寫。耶蘇基督也是常以慈善為教，要人共享財富。許多教派都不准僧侶自蓄財產。英國詩人柯律芝與騷賽（Coleridge and Southey）在一七九四年根據盧梭與高德文（Godwin）的理想，居然想到美洲的賓夕凡尼亞去創立一個共產社區，雖然因為缺乏經費而未實現，其不滿於舊社會的激情可以想見。不滿於文明社會之現狀，是相當普遍的心理。凡是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於貧富懸殊壁壘分明的現象無不深惡痛絕。不過從事改善是一回事，推翻私有財產制度又是一回事。至若以整個國家甚至以整個世界孤注一擲的做一個渺茫的理想的實驗，那就太危險了。文明不是短期能累積起來的，卻可毀滅於一旦。斯陶達心所謂危，所以寫了這樣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