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開口說話的女神

成為主持人，可能最吃驚的要數我的家人。小時候的我，性格與如今大相徑庭，不僅極其內向，見了陌生人還會害怕，幾乎到了能不說話就不開口的地步。你問我是多小的時候？一直到讀初中之前。

聽我母親說，我是到了兩歲多才開口說第一句話的，奶奶一度誤以為我是啞巴。我第一次開口叫爸爸媽媽，余音未消，自己就害羞得鉆到了桌子底下。

雖然那次開口講話讓家裏人心中懸著的石頭落了地，但我還是對說話十分恐懼，很少和周圍的小朋友交流，更別說和陌生人交談了，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上小學。

上了小學後，我的“社交恐懼癥”略有好轉，跟老師、同學多少有了些交流，但我對說話這件事產生特別的興趣，是從第一屆國際大專辯論賽開始的。

1993年，我第一次知道了辯論還有比賽，也第一次體會到所謂偶像的力量。

那屆辯論賽中，我認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偶像——姜豐。她是那一屆復旦大學隊的女辯手，也是辯論隊的一辯。

1993年的國際大專辯論賽是在獅城新加坡舉行的，當時的評委中，《明報》出版人查良鏞先生赫然在列，他還有個更響亮的名號——金庸。

辯論賽在全球華語地區掀起了收視高潮，就像我們現在追著看《中國好聲音》一樣。當年的姜豐，亦如而今的李宇春，一戰成名。她和隊友們過五關斬六將，為中國拿下了首屆國際大專辯論賽的冠軍。

從那時起，姜豐便成為我的偶像。她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所折射出的魅力與智慧，每一場都令我折服；她和隊友與對手之間你來我往的縝密邏輯，更是對我觸動頗深。

不用說，我坐在電視前直直地盯著畫面的一幕，肯定被父親看在了眼裏。他對我的這種愛好很是鼓勵，還在辯論賽結束後給我買了本《獅城舌戰》。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那本書的模樣：封面上不但有彩色的圖案，還印著新加坡的石獅標誌，而主書名是清爽的四個大字——獅城舌戰。

那本書對於當時的我而言，是絕對的枕邊書。我翻來覆去地讀，恨不得把每一個細節都刻進腦子裏，然後慢慢嘗試著身臨其境地去模仿。直到今天，它還被我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書櫃裏，而姜豐後來出版的《情人假日酒店》，我也入手酣讀過。

1995年，第二屆國際大專辯論賽來到了中國，那時我正上小學五六年級。我自然是一場不落，守在電視前看得津津有味、如癡如醉。

除了看大專辯論賽算是學習說話之外，我小學和中學時對學習的興趣並不濃，雖然每天也認認真真地上課聽講，但似乎一直不很開竅。

沒有了家長對學習成績的“殘酷”要求，相比於很多同齡人，我小時候要自由很多，至少不用被所謂的特長班和奧數班搞得整天疲憊不堪。當然，家裏也的確不富裕，當周圍的孩子都在為該學手風琴還是電子琴之類的問題苦惱時，父親從來沒在我面前提過一個字。對於他的回避，我倒不介意，甚至還偷著樂。

就這樣，小學的時光悄然而逝，在說話方面，我雖然跟老師、同學有了些交流，但依然對說話比較恐懼，我依舊沈默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裏。

然而，小學畢業假期的那一次遠行，讓我敞開心扉“開口說話”，成為生命中一次裏程碑式的轉折。說起來可能朋友們覺得太誇張，但事實如此。

珠海是我母親常年工作的地方，珠海之行是我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坐飛機。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忐忑新奇是必然的，可是母親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我忽然成了放養的孩子。

沒有母親的時刻照顧，我性格又內向，只好整天一個人待在屋裏，百無聊賴。剛開始的時候，為了解悶，我就自己跟自己說話，後來跟著電視節目學說廣東話，久了之後還是覺得憋悶，心裏異常渴望和別人交流。

再後來，只要有叔叔阿姨來家裏做客，我就主動湊上去跟他們聊天。不僅如此，漸漸地我還發現，只要我叫聲“叔叔”“阿姨”之類的“哄哄”他們，他們就會帶我去吃好吃的，去買好玩的。我恍然大悟，原來會說話能有這麽多好處。

回到杭州，初秋九月，開學升了初中。由於這次遠行和大專辯論賽的影響，我一改小學時的內秀，變得活躍了很多。尤其是對於辯論賽的熱情，相較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至於在初中第一個學年，我就迫不及待地組織了一場小型辯論賽。

當時辯論的主題已經記不太清了，但我仍記得自己最後引用的一句話：“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的這句詩，我是從《獅城舌戰》裏看到的，那時候似懂非懂，並不能全解其意，但經常被我掛在嘴邊，成了口頭禪。

現在想想，尋找光明是多麽宏大的命題，完全是當時的我無法理解的。不管怎麽說，我的小小夢想已經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