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這是一種永恒的現象：貪婪的意志總是能找到一種手段，憑借籠罩萬物的幻像，把它的造物拘留在人生中，迫使他們生存下去。一種人被蘇格拉底式的求知欲束縛住，妄想知識可以治愈生存的永恒創傷；另一種人被眼前飄展的誘人的藝術美之幻幕包圍住；第三種人求助於形而上的慰藉，相信永恒生命在現象的旋渦下川流不息，他們借此對意志隨時準備好的更普遍甚至更有力的幻像保持沈默。一般來說，幻像的這三個等級只屬於天賦較高的人，他們懷著深深的厭惡感覺到生存的重負，於是挑選一種興奮劑來使自己忘掉這厭惡。我們所謂文化的一切，就是由這些興奮劑組成的。按照調配的比例，就主要地是蘇格拉底文化，或藝術文化，或悲劇文化。如果樂意相信歷史的例證，也可以說是亞歷山大文化，或希臘文化，或印度(婆羅門)文化。

我們整個現代世界被困在亞歷山大文化的網中，把具備最高知識能力、為科學效勞的理論家視為理想，其原型和始祖便是蘇格拉底。我們的一切教育方法究其根源都以這一理想為目的，其余種種生活只能艱難地偶爾露頭，仿佛是一些不合本意的生活。可怕的是，長期以來，有教養人士只能以學者的面目出現；甚至我們的詩藝也必須從博學的模仿中衍生出來，而在韻律的主要效果中，我們看到我們的詩體出自人為的試驗，運用一種非本土的十足博學的語言。在真正的希臘人看來，本可理解的現代文化人浮士德必定顯得多麼不可理解，他不知饜足地攻克一切學術，為了求知欲而獻身魔術和魔鬼。我們只要把他放在蘇格拉底旁邊加以比較，就可知道，現代人已經開始預感到那種蘇格拉底式的求知欲的界限，因而在茫茫知識海洋上渴望登岸。歌德有一次對愛克曼愛克曼(P.Eckermann，1792-1854)，歌德的助手，《歌德談話錄》的作者。提到拿破侖時說：“是的，我的好朋友，還有一種事業的創造力。”他這是在用優雅質樸的方式提醒我們，對於現代人來說，非理論家是某種可疑可驚的東西，以致非得有歌德的智慧，才能理解、毋寧說原諒如此陌生的一種生存方式。

現在不要再回避這種蘇格拉底文化究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了！想入非非的樂觀主義！現在，倘若這種樂觀主義的果實已經成熟；倘若這種文化已經使整個社會直至於最低層腐敗，社會因沸騰的欲望而惶惶不可終日；倘若對於一切人的塵世幸福的信念，對於普及知識文化的可能性的信念，漸漸轉變為急切追求亞歷山大塵世幸福，並乞靈於歐裏庇得斯的機械降神，我們就不必再大驚小怪了！應當看到，亞歷山大文化必須有一個奴隸等級，才能長久存在。可是，它卻以它的樂觀主義人生觀否認這樣一個等級的必要性，因而，一旦它所謂“人的尊嚴”、“工作的尊嚴”之類蠱惑人心和鎮定人心的漂亮話失去效力，它就會逐漸走向可怕的毀滅。沒有比一個野蠻的奴隸等級更可怕的了，這個等級已經覺悟到自己的生活是一種不公正，準備不但為自己、而且為世世代代覆仇。面對如此急風狂飈，誰還敢從我們蒼白疲憊的宗教尋求心靈的安寧？這宗教在根基上已經變質為學術迷信，以致神話，一切宗教的這個必要前提，到處都已經癱瘓，樂觀主義精神甚至在神話領域也取得了統治，我們剛才已經指出這種精神是毀壞我們社會的病菌。

潛伏在理論文化懷抱中的災禍已經逐漸開始使現代人感到焦慮，他們不安地從經驗寶庫中翻尋避禍的方法，然而並無信心。因此，他們開始預感到了自己的結局。當此之時，一些天性廣瀚偉大的人物殫精竭慮地試圖運用科學自身的工具，來說明認識的界限和有條件性，從而堅決否認科學普遍有效和充當普遍目的的要求。由於這種證明，那種自命憑借因果律便能窮究事物至深本質的想法才第一次被看做一種妄想。康德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德國哲學家，西方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和啟蒙思想家，主要著作為《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和叔本華的非凡勇氣和智慧取得了最艱難的勝利，戰勝了隱藏在邏輯本質中、作為現代文化之根基的樂觀主義。當這種樂觀主義依靠在它看來毋庸置疑的aeternaeveritates(永恒真理)，相信一切宇宙之謎均可認識和窮究，並且把空間、時間和因果關系視作普遍有效的絕對規律的時候，康德揭示了這些範疇的功用如何僅僅在於把純粹的現象，即摩耶的作品，提高為惟一和最高的實在，以之取代事物至深的真正本質，而對於這種本質的真正認識是不可能借此達到的；也就是說，按照叔本華的表述，只是使夢者更加沈睡罷了(《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冊)。一種文化隨著這種認識應運而生，我鬥膽稱之為悲劇文化。這種文化最重要的標志是，智慧取代科學成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學的引誘幹擾，以堅定的目光凝視世界的完整圖景，以親切的愛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來把握。我們想像一下，這成長著的一代，具有如此大無畏的目光，懷抱如此雄心壯志；我們想像一下，這些屠龍之士，邁著堅定的步伐，洋溢著豪邁的冒險精神，鄙棄那種樂觀主義的全部虛弱教條，但求在整體和完滿中“勇敢地生活”，——那麼，這種文化的悲劇人物，當他進行自我教育以變得嚴肅和畏懼之時，豈非必定渴望一種新的藝術，形而上慰藉的藝術，渴望悲劇，如同渴望屬於他的海倫一樣嗎？他豈非必定要和浮土德一同喊道：

我豈不要憑眷戀的癡情，
帶給人生那惟一的艷影？

然而，一旦蘇格拉底文化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震撼，只能以顫抖的雙手去扶住它的絕對真理的笏杖，開始害怕它逐漸預感到了的自己的結論，隨後自己也不再以從前那種天真的信心相信它的根據的永遠有效了。這時呈現一幕多麼悲慘的場面：它的思想不斷跳著舞，癡戀地撲向新的艷影，想去擁抱她們，然後又驚恐萬狀地突然甩開她們，就像靡菲斯托菲裏斯靡菲斯托菲裏斯(Mephistopheles)，浮士德傳說中的魔鬼精靈，歌德也把他寫進了戲劇《浮士德》中。突然甩開那些誘惑的蛇妖一樣。人們往往把“斷裂”說成是現代文化的原始苦惱，這確實是“斷裂”的征兆：理論家面對自己的結論驚慌失措，不敢再信賴生存的可怕冰河，他惴惴不安地在岸上顛躓徜徉。他心灰意冷，百事無心，全然不想涉足事物天然的殘酷。事到如今，樂觀主義觀點已經使他變得弱不禁風了。而且他感到，一種以科學原則為基礎的文化，一旦它開始變成非邏輯的，也就是說，一旦它開始逃避自己的結論，必將如何走向毀滅。現代藝術暴露了這種普遍的貧困：人們徒勞地模仿一切偉大創造的時代和天才，徒勞地搜集全部“世界文學”放在現代人周圍以安慰他，把他置於歷代藝術風格和藝術家中間，使他得以像亞當給動物命名一樣給他們命名；可是，他仍然是一個永遠的饑餓者，一個心力交瘁的“批評家”，一個亞歷山大式人物，一個骨子裏的圖書管理員和校對員，可憐被書上塵埃和印刷錯誤弄得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