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的主體之建構，也正與壓抑相關。他正是在壓抑的話語中生成愛欲的主體。壓抑在他並非一種歷史的負面因素，恰恰是主體建構的機制。首先，正是壓抑使郁達夫發現了欲望，由此這種“欲望的發現”便呈現為一種悖論般的情境，恰如柄谷行人所說：“所發現的肉體和欲望，乃是存在於‘肉體的壓抑’之下的。”這種肉體的壓抑，最終則轉化為主體和柄谷行人所謂“內面（主觀）”的一部分。這種壓抑的內化是基督教教義的一個重要層面。據《馬太福音》，耶穌說：“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奸淫了。”這與毛澤東時代“狠鬥私心一閃念”異曲同工，其實是把懺悔和自省內在化的一種形式。這種壓抑的內化過程同樣存在於郁達夫的小說中。

其次，與壓抑相伴的是升華。這種升華模式也同樣是基督教的壓抑文化中特有的現象，同時在文學心理學領域又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化。郁達夫小說中的壓抑與升華也同樣構成了一個敘事模式：一個覺醒了的身體的被壓抑以及在壓抑中得到升華的過程。這與基督教和弗洛伊德的學說都多少有點關系。如《蜃樓》：

 到了一處聳立在一個小峰之上的茅亭裏立定，放眼向山後北面的曠野了望了幾分鐘，他的在一夜之中為愛欲情愁所攪亂得那麽不安的心靈思慮，竟也自然而然地化入了本來無物的菩提妙境，他的欲念，他的小我，都被這清新純潔的田園朝景吞沒下去了[35]。

宗教和風景在郁達夫這裏都構成了促使自我升華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在《沈淪》和《遲桂花》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遲桂花》是郁達夫小說中升華模式的代表作，它同樣表現了風景對於人物心靈救贖的力量。小說中“我”對同學的妹妹產生的“一念邪心”正是在杭州遠郊的優美山水中自生自滅，接著則是“我”的發自內心的懺悔，只是沒有牧師而已。而沒有牧師的懺悔更是一種自覺，既是自我壓抑的內化，也是小我在自省中獲得升華。在郁達夫那裏愛與欲本來糾纏在一起，如今則是用升華的愛，用超越的“大我”壓抑本能欲望的過程，也是愛與欲分離的過程，是更自覺地使壓抑內在化的過程。郁達夫的小說問世之初似乎以其愛欲的大膽袒露而驚世駭俗，但接下來卻漸漸顯露出一種自我懺悔和壓抑的清教徒的本相，正像郭沫若在《論郁達夫》中所說：“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記得是李初梨說過這樣的話：‘達夫是模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這話最能夠表達了達夫的實際。”[36]郁達夫在《〈蔦蘿集〉自序》中亦稱：

人家都罵我是頹廢派，是享樂主義者，然而他們那裏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著的被金錢買來的肉體，我的哀愁，我的悲嘆，比自稱道德家的人，還要沈痛數倍。我豈是甘心墮落者？我豈是無靈魂的人？不過看定了人生的運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37]。

這裏的哀愁，悲嘆，沈痛都表明郁達夫與明清色情文學中的縱欲者有著天壤之別。

郁達夫小說中的身體終究沒有逃脫出歷史和現代性的規訓。壓抑與升華的模式其實昭示了郁達夫筆下身體的歷史性。有研究者指出：“身體是來源（herkunft）的處所，歷史事件紛紛展示在身體上,它們的沖突和對抗都銘寫在身體上，可以在身體上面發現過去事件的烙印。”[38]自我是通過身體與歷史關聯的。身體本身也有自己的記憶，比大腦的記憶似乎更具有本質性。郁達夫的身體記憶中，其實積澱著留學時代的所謂“銘寫”。而討論郁達夫壓抑話語的起源，也要到他留學時代的日本語境中去追尋。對郁達夫筆下疾病、身體以及壓抑的分析，最後都可以歸宿到一種現代性機制。

當然我並不是簡單地認為在郁達夫那裏，傳統的影響僅僅是表象，是所謂的言語策略。其實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可能比如何人想像的都要覆雜。但需要追問的是：已往從傳統的狂狷美學以及魏晉士人的放浪形骸諸角度解釋郁達夫，其內在的問題在哪裏？也許在於忽略了現代性的生成這一層面，忽略了郁達夫與現代性建制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有兩重性：一是現代性建制（裝置）創生了現代小說，並由此使現代小說形成了周作人所謂與《留東外史》的本質性區別。二是小說反過來又成為促使現代性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生成的一個重要媒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即證明民族國家的創建對小說和傳媒的依賴。而具體到郁達夫，則是現代感性、身體性、頹廢美學的發現與現代性之間同樣建立了具有必然性的關系，最終則導致了現代性主體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