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相比

今日社會的老年人與傳統社群相比有何改變？雖然有一點大有改進，其他很多地方顯然變得更糟。

好消息是今天的老人更長壽，健康情況也更好，可享受更多的休閑娛樂，而且不像古人經常必須面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劇。在第一世界的26個國家，人民平均壽命為79歲，日本甚至已達84歲，約是傳統社群居民平均壽命的兩倍。現代社會人類壽命延長之因包括公共衛生的改善（如註重飲水的衛生安全、紗窗的裝設、疫苗註射）以對抗傳染病，加上現代醫學的進步、食物分配系統更有效率以避免饑荒（參看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以及戰爭死亡人數的驟減（第四章）。拜現代醫學和交通運輸科技所賜，現代的老人生活質量大有提升。例如，最近我剛從非洲旅行回來，與我同行的14個團員當中，有3個介於86~90歲間，盡管年事已高，他們都還走得動。現今的美國人，57%的男人和68%的女人都可以活到80歲以上，多半可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曾孫。第一世界的嬰兒98%以上都可順利度過幼兒期和兒童期，反之傳統社群的孩子則有半數在青春期之前就夭折了。因此，第一世界的父母很少因為孩子死亡而悲痛。

然而，我們卻面臨更多的壞消息。由於生育率下降、老年人的存活率上升，現今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兒童以及能工作、有生產力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過去人口呈正金字塔形，下面是眾多年輕的人口，上面則是人數稀少的老年人，現在這個金字塔已經反轉。目前，在貧窮的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只占人口總數的2%，但在第一世界某些國家，已占人口總數的20%以上。人類社會的老年人比例未曾像今天這麽高。

這樣的人口比例顯示，今天社會扶養老年人的負擔更加沈重。這也就是美國、歐洲各國及日本社會福利制度危機的根源，有生產力的年輕人口過少，最後將無法支付老人的退休金。然而，如果老人繼續工作，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又會減少。反之，如果老人退休，社會福利制度由年青一代來負擔，由於年輕人口驟減，他們的負擔將沈重許多。老人即使希望與子女同住，讓子女照顧、贍養，子女也不一定願意。我們不由得想到，是否該考慮傳統社群老人結束生命的選擇，如協助自殺、鼓勵自殺或安樂死。當然，我絕非建議讀者做這樣的選擇，而是註意到近來這些選擇已成為社會大眾、立法者和法庭不斷辯論的議題。

人口結構成為倒金字塔形的另一個結果是，盡管老人仍對社會有用，如果人數眾多，其用處將變得有限。假設倫內爾島上有100個老人仍記得龍卷風來襲的情景，以及如何因應這樣的災難，當地社群就不會特別尊敬、重視那個80歲的老婆婆。

年老對男性與女性的沖擊各有不同。第一世界的女性平均壽命比男性更長，也就代表女性成為寡婦要比男性變成鰥夫的可能性更大。例如，美國年老男性已婚比例占80%，其中鰥夫只占12%，相比之下，年老女性已婚的比例不到40%，其中一半是寡婦。會有這樣的現象，一個原因是女性平均壽命比較長，另一個原因則是男女在結婚時，男性的年齡比女性大，而且鰥夫很可能再婚，娶年輕的新老婆，寡婦則很少和比自己年輕的男性結婚。

過去，老人總是住在同一個地方，甚至自成年以後都住在同一間房子，和同一群人一起過日子。通常，他們有子女和媳婦或女婿住在附近，與社會的關系緊密，身邊都是交往一輩子的朋友。

但在現代的第一世界，老人很少有這樣緊密的社會關系。在新居家庭的結構中，子女婚後則自立門戶，不和新郎或新娘的父母同住。所謂空巢癥候群應運而生。美國在20世紀初，男女結婚之時，其父親或母親通常已不在人世，因此他們的父母很少經歷空巢期，即使出現空巢期，通常不到兩年。現在的美國父母在子女成家、自立門戶之後，至少需面對10年以上的空巢期，長達數十年者也很常見。

在空巢期盛行的美國社會中，很多老人很難住在老朋友的附近。美國每年遷居人口多達20%，因此不管是年邁的父母、他們的朋友或者雙方一生都可能會搬很多次家。有些老人會跟自己的一個子女同住，如果子女搬家，也得跟著他們搬遷。有些老人可能選擇住在朋友家附近，不一定和子女一起居住。還有些老人則遠離朋友和子女一個人住。此外，也有不少人住在養老院，子女偶爾前來探望。正如本章開頭那個斐濟友人的指責：“你們美國人不顧自己年邁的父母，把老年人都拋棄了！”

除了新居家庭結構、住處經常搬遷，造成現代老人在社會上被孤立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從職場正式退休。這是19世紀末才出現的社會現象，在此之前人們就是一直工作，直到年老體衰身心不堪負荷。目前，在工業化國家，因各國制度不同，退休年齡從50~70歲（日本人較早退休，挪威人則比較晚）。此外，退休年齡也因職業而有所不同，如飛行員較早退休，大學教授則比較晚。現代工業社會把退休納入正式政策可歸因於三個趨勢，一是平均壽命的增長，到了某個年齡，很多人便無法繼續工作，只能退休。如果人們平均壽命不到50歲，就用不著強制其在60歲或70歲退休。二是經濟生產力的增加，只要少數人工作，就有強大的生產力，供養大多數不工作的人。

三是社會保險使老人在退休之後生活無虞。政府強制或支持的退休計劃始於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俾斯麥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老金、健康和醫療保險制度及社會保險，以政府的力量照顧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這樣的制度漸漸傳到西歐、北歐和新西蘭，美國也在1935年通過社會安全法案。然而，並非每個老人都歡迎這樣的制度。很多人到了某個年齡（如65歲或60歲）即被迫退休，但他們仍希望繼續工作，也還有工作能力，有人甚至正處於生產力的巔峰。當然，至少老人可以選擇退休，利用政府福利制度頤養天年。但退休也帶來新的問題，也就是多年的工作關系將被切斷，可能過著孤立的生活。

為了解決老人的居住和照顧問題，現代社會開始出現養老院這樣專司照顧孤單老人的機構。雖然古時的修道院和修女院會收留孤苦無依的老人，全世界第一家公共養老院是在1740年奧地利於瑪麗亞·特蕾莎（MariaTheresa）主政時成立。這樣的機構有各種形態，還有其他名稱，如退休之家、退休小區、老人院和養護中心。由於現代很多成年子女都必須外出工作，無法在白天照顧年老的父母，於是把他們送到養老院。老人住進養老院後也可結交新朋友，以發展新的社會關系。然而，有人進了養老院後，物質生活雖然不再缺乏，社會需求卻未得到滿足，如子女每年只來探望一次，甚至完全不聞不問。

現代老人更加孤立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社會上的用處不比以前。原因有三：一是現代社會識字率高、教育的普及和科技進展神速，我們現在以文字來儲存知識，幾乎人人識字，也不需要倚賴老人的記憶保存知識；二是所有的國家社群都支持教育體系，第一世界的學校都提供義務教育，老人不再是社群的老師；三是過去的科技進展如蝸牛前進，一個人在兒時學到的技能70年後依然有用。但是今天的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每隔幾年就有重大的進展，舊的技術很快就落伍了，因此一個老人70年前學的東西早就沒有用了。以我自身的經驗為例，我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上學的時候，老師教我們計算乘法的4種方式：背誦九九表、在紙上進行直式乘法、用計算尺以及使用對數表。這4種方式我都非常精熟，但是這樣的技能已經沒用了。我兒子那一代的年輕人拿出袖珍型計算器，幾秒就能得到正確答案。同樣，我雖然會做真空管收音機，也會開手動擋汽車，但這些技能也都過時了。我這一代的人年輕時學的技能大都沒用了，然而還有許多我們不曾學過的東西卻已成為不可或缺的能力。

老人問題的因應之道

簡而言之，在現代西方社會，近百年來，老人的地位已有很大的轉變。我們還在摸索如何解決因此而生的問題。從一方面來看，老人的壽命更長，健康狀況也比以前的老人好，現代社會也更富足，可以給老人更好的照顧；從另一方面來看，老人的技能大都已經過時，不能再發揮作用，盡管身體比較健康，在社會上的處境則更加悲慘。大多數讀者也許已經開始面對這樣的問題，不知如何安置年老的父母，或是自己已經是老人。我們該怎麽做？我將從我個人的觀察提出幾點建議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建議是，身為祖父母的老人可幫忙照顧孫子孫女，為子女減輕負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美國和歐洲正值生育年齡的婦女大都在家當家庭主婦，照顧自己的孩子。然而，近幾十年，年輕婦女基於個人興趣或經濟因素紛紛投入職場，外出工作，孩子的照顧就成了很多年輕父母頭痛的問題。雖然他們可以請保姆或是把孩子送到托兒所，但照顧幼兒的細致程度依然令人擔憂。

這時，祖父母就可以幫上很大的忙。他們有高度的責任心照顧自己的孫子孫女，自己也有養兒育女的經驗，而且能夠一對一專心地照顧孫子孫女，不會突然說要跳槽，願意無酬幫忙，也不會抱怨薪水太低或沒有獎金。我的朋友圈中很多已經當上祖父母，而且來自各個專業領域，如醫生、律師、教授、企業家和工程師。他們經常照顧自己的孫子孫女，也很喜歡做這樣的事，讓他們的子女、女婿或兒媳可以外出工作而無後顧之憂。我的這些朋友正像昆族的老人，留在營地幫忙照顧小孩，讓他們的子女外出狩獵或是撿拾果仁。這樣的安排使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三方都能獲益。但是現在夫婦常到了三十幾歲或40歲出頭才生孩子，祖父母也許已經將近80歲或更大，就很難有體力照顧幼兒一整天。

第二個建議則是關於科技與社會的快速轉變。在這種趨勢下，雖然老人的技能早就過時，但他們依然可以提供寶貴的經驗給下一代。畢竟，今天的年輕人因應問題和變化的經驗還是不足。我們的老人就像我在倫內爾島遇見的那位80歲的老婆婆。她是恐怖龍卷風的幸存者，知道在災後可以采集哪些果實果腹，以免餓死。同理，老人的記憶也有可取之處。我將舉兩個例子說明這一點。第一個例子是關於我的大學導師。他生於1902年，他在1956年告訴我，他親身體驗馬車被汽車取代的感受。他說，他們當時都為這樣的運輸革命歡欣鼓舞，街道不再馬糞遍地，變得更幹凈，同時也少了馬蹄聲，變得更安靜。今天我們卻常常把汽車和汙染、噪聲聯想在一起，可見科技變革也會帶來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

第二個例子則是我和我兒子喬舒亞在飯店的經歷。有一天我和喬舒亞在飯店吃晚餐，結識了一個86歲的老先生。他為我和我那22歲的兒子描述1943年11月20日，他和戰友在西南太平洋的塔拉瓦環礁涉水登陸海灘與日軍決戰的情景。這場戰鬥非常慘烈，不到三天，在不足半平方英裏的戰場上，總計有1115名美軍壯烈犧牲，日軍總數有4601人，除了19人，其他都戰死了。我第一次聽聞戰場歸來的老兵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希望喬舒亞永遠不必經歷這種恐怖。如果他那一代的年輕人能從老人口中聽到世界大戰的情景，應該能從中得到寶貴的教訓。

第三個建議則是了解老人的長處和短處，並善加利用他們的才能。隨著年紀漸增，人不免會喪失一些能力，如抱負、競爭力、體力、耐力、專註力和思考能力。因此，像破解DNA結構這類問題最好留給40歲以下的年輕學者。反之，隨著年齡增長，一個人的經驗、對人的了解以及人際關系、整合跨領域問題的能力則會增強，也更能放下自我去幫助別人。所以，物種起源、生物地理的分布、比較歷史等研究工作最好交給40歲以上的學者。這種轉變使得年紀大的人選擇監督、管理、顧問、教學、擬定策略和統籌方面的工作。例如，我有一些農民朋友到了八十幾歲已很少騎馬或開曳引機，而是花更多的時間思考農場的經營策略；我的律師朋友上了年紀後也較少上法庭打官司，而更多地指導年輕律師；一些醫生朋友也是，他們因為年紀大了，很少做耗時、復雜的手術，工作目標變成訓練年輕醫生。」

社會該利用老人的長處，看他們喜歡做什麽事，而非強迫他們像年輕人一樣每周工作60個小時，或是到了某個年齡就強制他們退休。反過來說，老人也應該好好思索自身的轉變，想辦法發揮自己的能力。有兩位作曲家就值得我們學習（見圖40、圖41）。這兩位在年紀大的時候都很誠實地說出自己能做什麽，以及不能做什麽。為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Strauss）的歌劇寫腳本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曾描述他和施特勞斯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施特勞斯已經67歲。“在我們見面的第一個小時，施特勞斯就坦白告訴我，作曲家到了70歲，便不再擁有神妙的靈感。因此，他已經寫不出《蒂爾的惡作劇》（TillEulenspiegel）和《死與凈化》（TodundVerkl.rung）那樣的交響詩（施特勞斯二三十歲的傑作）。他已經沒有鮮活的創造力。”但施特勞斯解釋說，有些情景和文字還是會觸動他的心弦，讓他想用音樂表達出來，音樂主題甚至已在他心中縈繞。為女高音和管弦樂寫的《最後四首歌》（FourLastSongs）就是他在84歲完成的作品。這是施特勞斯最後的作品，也是經典之作。他以樂曲營造出秋日蕭瑟的氣氛，讓人感覺死亡的腳步近了，管弦樂褪盡鉛華，摒除世俗與官能的況味，呈現真摯的情感，並加上他在58年前寫的一些樂曲片段。

另一個作曲家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Verdi）54歲寫出《唐·卡洛》（DonCarlos）、58歲創作《阿依達》（Aida）之後即打算結束自己的創作生涯。然而他的出版商還是說服了他繼續寫，在74歲創作《奧泰羅》（Otello）、80歲完成《福斯塔夫》（Falstaff）。這兩部晚年作品也是他最偉大的作品，風格簡約、微妙，與早年的作品大不相同。

在這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如何為老年人開創更美好的生活一直是我們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過去很多人類社群善待老年人，讓他們發揮長處，都很值得我們學習。我們當然也能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