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宴鳳凰臺》詩與蘄陽八景中“龜鶴梅花”對應。

按照一般規律，類似《宴鳳凰臺》這樣的應酬之作均會與其時、其地、其景的獨特標志有某些對應。我所見到的李白、杜甫、謝肅、鄺露、何良俊的幾首詠鳳凰臺的詩均如此。

對照蘄州的“蘄陽八景”，吳承恩《宴鳳凰臺》的首句“梅花融雪麗香臺”正是一種對應。嘉靖《蘄州志》有“蘄州八景”之說，又錄州人陳溱詠八景詩：“麟閣江山獻綺羅，太清夜月宿嫦娥。鳳凰崗上晨鐘響，龍眼磯頭夕照多，城北荷花開錦障，東湖春水泛金波。鴻州煙雨將收盡，龜鶴梅花雪滿坡。”吳承恩“梅花融雪”句顯見是對應“龜鶴梅花”一景。

從實地位置看，八景都在州治附近，一旦登上鳳凰臺，則盡在視野之內，“仙旅憑高錦席開”非此莫屬。金陵鳳凰臺則不具備這一條件。

由“客鄉喜入陽和候”又可得知。《宴鳳凰臺》當作於冬殘春至之日。其時蘄州地賞梅既是當令雅事，又是鄉俗盛景，詠梅可以說是酬唱必選，這又可說對應了“其時”。金陵鳳凰臺則未聞有梅、雪之景。

再從評詩角度看，“梅花融雪”一句說不上出色，即使是實景寫照，也僅能稱穩妥而已。以吳承恩詩才論，要非本色。以此起句，顯然是為了照顧或受啟發於“龜鶴梅花雪滿坡”的蘄地勝景。而金陵鳳凰臺地近秦淮，若以吟詠題材論，較之蘄地則要寬泛得多，所謂詠梅者，在蘄地為雅，在金陵則為俗。吳承恩詩作中獨出機杼者比比皆是，若在金陵以文會友，必不肯如此平平起句，唯在蘄地，所謂“梅花融雪麗香臺”才算應景。

3.《宴鳳凰臺》與吳承恩補荊府紀善時的心境、經歷對應。

從全詩看，《宴鳳凰臺》拘謹而落俗，當是酬答而非文友唱和，似乎吳承恩和主人還是初次見面，“尊酒叨承將相才”這類客套是一個明證。如果吳承恩在隆慶元年殘冬或二年到達荊府，此時正應是初會新友。又《宴鳳凰臺》心平氣和，一本正經，細細咀嚼還可品出一股受寵若驚的味道，實在不應是吳承恩與金陵文友唱和的面目。吳承恩與金陵一班人稱“白下風流”的文士早有往來，與這些人物交往，既無通家之好，又無鄉誼之雅，所憑者唯詩而已。倘若應邀赴席，也多半因文名而起，即使與主人初會，座中也會有文友作陪。此時吳承恩呈牢騷太盛狀可也，發及時行樂論可也，唯不能作寒蟲之鳴唯唯應聲，唯不能以平平之作搪塞敷衍。

而如果假定《宴鳳凰臺》是作於蘄州，這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釋。其時吳承恩剛剛從長興獲釋，正是夾著尾巴做人的時候，或者正有如獲大赦的那種感受。且的逾花甲，心境亦應平和，受到皇裔或王府吏員的禮遇時以這類作品進獻，就算得上順應鄉情，恭而謹之地答謝了主人的盛情，正為合式。倘若主人為王府同僚，吳承恩稱對方為“將相才”就有了更明確的著落。藩王為皇裔封國之君，吏員知可看作輔佐，明代馬中錫《贈湯紀善序》中記載了秦府紀善湯潛的說法：“藩服之於吾，固吾君也。”可為一證。如此“將相才”之謂，就不是一般的敬稱而堪稱恰如其份了。

經過以上論證，我認為已經可以得出結論：《西遊記》的作者確是吳承恩。

下面我再把思路整理一下並做一些推想：

隆慶元年底或二年，吳承恩由長興獲釋後，得授荊府紀善一職並赴蘄州到任。在王府官員為其接風的酒宴上，寫下了《宴鳳凰臺》詩。王府清閑，使其有時間著手《西遊記》一書的寫作，並在一、二年內完成。隆慶四年，第六代荊王去世，吳承恩隨之打道回府，因其本人無力刊刻近百萬字的原著或王府曾許諾出資刊刻，《西遊記》書稿留在了王府，可能是交給了第七代荊王，此王是他名義上的學生。吳承恩回鄉後因身邊無稿或不經意於此，便未再多言此事。這位荊王萬歷四年死之前，大約並未處理好書稿，其去世後書稿傳出王府，被世德堂購得並付梓。故有陳元之序中“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的說法。然而世德堂雖於萬歷二十年刻成書版，但當時並未立即印行，輾轉至榮壽堂之手後，大約在萬歷四十年左右才真正面世。所以吳承恩的同進代人和稍後的晚輩或無從得知，或雖知有此書但無從得見，也就未予著錄。至天啟間修淮安府志時此書書大行，方有“淮賢文目”加上的一筆。

注釋：

①參見《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二期：朱世滋《章回小說回目形式淺探》。

②參見章培恒《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再論百回本〈西遊記〈是否是吳承恩所作》（《復旦學報》1986年第一期），蘇興《也談百回本〈西遊記〈是否為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一期），謝巍《百回本〈西遊記〈作者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四期），揚秉祺《章回小說〈西遊記〈疑非吳承恩所作》，《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二期），拙作《關於百回本〈西遊記〈作者之爭的思考與辯證》（《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

③侯會《從“烏雞國”的增插看〈西遊記〈早期刊本的演變》（《文學遺產》1996年第四期）。

④請參看拙作《吳承恩“荊府紀善”之任與〈西遊記〈》（《江漢論壇》1989年第十期）。（愛思想網站2016-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