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的運輸隊啟程。

然而，四個月後的深夜，這支運輸隊的人員又潛回到莫高窟—

我沒有猶豫，而是再鼓起勁兒來進行莫高窟秘藏物的工作。我們上一次的秘密沒人知道，所以通過一個可信人與王道士聯系之後立即得到了應允。為了避免人們的懷疑，我只得離開現場，委托我永遠熱心的秘書去完成……

一個寂靜之夜，我的人又出現在寺院附近。230捆手稿，是好心的道士被勸誘放棄的……

這一次沒有斯坦因在場，是兩個中國人合作完成的。山谷寂靜得有些緊張。宕泉的流水聲遮掩了車輪和馬蹄聲響。

約十六個月後，當這所有裝滿手稿的箱子和包扎好的繪畫放在倫敦博物館時，我才真正寬慰地舒一口氣。一雙有毛的大手從打開的箱子里，小心地取出一幅華美精絕的絹本繪畫。

斯坦因走出莫高窟的密室之後，那已不再是密室。漸漸人們稱它為藏經洞，而把藏經洞內的經卷文書，稱作“敦煌遺書”。

第二個來到藏經洞的是法國人伯希和。他於1906年8月才到達西域（中國新疆），那時不少古跡早已留下西方探險家們的足跡。然而，他在這里所獲得的驚人成功，連本國考古界也十分嫉妒。

他是個有超人稟賦的語言學家，精通十三種語言；又是著名漢學家沙畹的門生，能說出一口流利的華語。逞強好勝的性格與冒險精神，都是他考古這一行天生的資本。這位年僅二十七歲的年輕人，還有著和斯坦因同樣的好運氣。他在新疆吐土休克廢墟里，偶然用馬鞭桿掘一下地，居然掘出一個真正希臘風格的小佛像。

（伯希和《吐木休克》中的圖版）

憑著這樣的本領和運氣，當他聽到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立即率領負責測繪的路易·瓦蘭博士、攝影師查爾斯·努埃特一行三人遠征隊伍趕到敦煌，很快找到王道士，直截了當提出用一筆錢購買藏經洞的藏品。他熟練而漂亮的中國話把王道士迷住了。此外，由於那個矮小的斯坦因嚴守秘密，因而王道士出賣經卷的事毫無敗露，王道士對這些外國人有了信任感與好感。伯希和連一點麻煩也沒碰到。

伯希和貓腰鑽進了藏經洞。一瞬間的感受使他終生難忘。

他一個人借助燈光，翻閱了全部藏品，哪怕是一張殘破的紙片。他以每天閱讀一千卷的速度，整整用了三個星期，有條不紊地翻看了所有的寫本與繪畫。憑著他嫻熟的中文、深厚的歷史文化修養和敏銳的考古天賦，他從文獻上的紀年和藏經洞石碑的年款上，發現這些寶藏的年代不會晚於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這正是西夏稱雄大西北的時代。他認為這是莫高窟的和尚們為了躲避西夏一次可怕的襲擊，匆匆把這些文獻藏在洞中，外邊畫上偽飾。這種推測使藏經洞文獻更加神秘和珍奇了。他從中挑選了6000卷，所挑選的全是精品。那個捷足先登、不通中文、借助於秘書的斯坦因是無法與之相比的。

伯希和的助手瓦蘭博士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

“他的外套里塞滿了他喜歡的手稿，容光煥發，喜氣洋洋。”

攝影師查爾斯·努埃特面對數百個石窟的壁畫驚喜得發狂。他不停地拍照。

在連續的按下照相機快門的“哢嗒”聲中，每一幅被實拍的彩色壁畫，都變成歷史的黑白照片。

查爾斯·努埃特來到藏經洞口，對著工作中的伯希和舉起相機“哢嗒”一聲，留下了《伯希和在藏經洞中》那幀著名的照片。還有藏經洞的壯觀與歷史的淒涼。

伯希和將他弄到的文獻與畫卷，裝滿十大箱運走了，留給王道士的不過是五百兩白銀。

王道士就用這些收入來修建寺窟。為了免於信男信女爬梯登窟之苦，他在石窟之間開鑿了內廊式通道，許多美麗而珍奇的壁畫因此被破壞了。他被文物界作為一個愚昧無知的“破壞性保護的”歷史典型，失去了的是災難，換來的也是災難，王道士當時還以為自己功德圓滿呢。歷史過去了。誰能說清這錯誤的過去，誰能挽回這過去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