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法國的經歷加劇了采取單邊立場，抵制全球化經濟漫長工作時間文化的風險。

35小時工作制並沒有成為所有勞動者的福音。很多人發現，他們的收入被削減，以抵消不斷增長的商業成本。由於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常常都雇用不到足夠的新員工，現有雇員不得不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同過去於等量的工作。藍領工人則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合理，對超時工作的限制削減了他們的收入，很多人無權決定何時休假。對那些事實上想延長時間的工人而言，這一制度令人厭惡。

法國在35小時工作制理念上的投注非常之多，他們對時間本身的態度呈現出更急迫的特性。政府通過吹毛求疵的監察員強制實施35小時工作制，這些人下午六點後就到停車場數汽車，或查找沒有熄燈的辦公室。員工喝咖啡或上廁所休息片刻，都極可能招致雇主的不悅。現在，法國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員工能在下班時間準時離開。

新工作制有瑕疵，這點盡人皆知。2002年，法國新右翼政府放寬對加班加點的限定，從而邁出將35小時工作制恢復到標準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項具有標誌性的民意測驗顯示，多於半數的法國公民認為法國應該恢復39小時工作制。36%的人希望這種改變是永恒的，18%的人則認為應該是臨時性的。

雖然評論家稱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醞釀中，但全面廢止新工作制並非輕而易舉。在投入了數年的時間，以及大量的金錢實施35小時工作制後，法國各公司又要就這一制度重新進行協商，令他們厭倦不已，因為當初正是一輪輪複雜的、造成分歧的協商，才使35小時工作制得以成為可能。而且，對成為新工作制基礎的價值觀的支持仍十分強烈，這些價值觀包括削減工作時間、增加娛樂等。

其他國家，尤其是強制式管理文化國家，應從中學到的教訓是，削減一周工作時數的萬靈之計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因此別的國家會以不同的方式爭取削減工作時間。

歐洲其他國家也採用集體協商的辦法迫使私營部門削減工作時間。荷蘭常常被樹為這樣的特殊範例。今天荷蘭人的標準工作周的工作時數已經降為38小時，幾乎少於任何其他工業國家。2002年，半數勞動人口每周的工作時間為36小時。


如今荷蘭1/3的勞動者選擇兼職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20世紀90年代荷蘭頒布的立法規定，荷蘭人享有要求雇主減少他們的收入，以削減他們的工作時間的權利。勞動力市場的這些混亂的做法，使正統經濟家不寒而栗，然而它確實行之有效。

荷蘭將經濟的繁榮和令人羨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荷蘭人花費在交通、購物、看電視上的時間要少於美國人，但在社交、學習、照看孩子、體育鍛煉和個人愛好等方面所花費的時間則更多。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也開始學習"荷蘭模式"。

即便法律制定者也無意於干預勞動力市場，人們采取個人立場反對全天候工作倫理。2002年，英國最具天才的資深公務員之一蘇馬·凱姆普，接受了他最後的職位—國際發展部永久秘書，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每周將只工作40個小時，一秒也不能多。

何故？

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每天早晨同他6歲的女兒一起吃早餐，晚上給她唸故事。在大西洋，喬治·布什並不需要為他的短工作日和懶散的週末道歉。不僅野心勃勃的搶新聞頭條的人已經開始削減工作量，數百萬的普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

雖然削減工作時數，意味著少掙錢，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種代價是值得的。英國最近的調查顯示，渴望削減工作時數的人是渴望贏得彩票的人的兩倍。美國的類似調查也表明，在兩周的休假和兩周的額外報酬之間，選擇前者的人是後者的兩倍。

在歐洲，選擇兼職工作不再是恥辱之事，而是成為愈來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調查發現，歐盟77%的臨時工選擇削減工作時數，以便有更多時間陪家人、休息或從事自己愛好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