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子傳》的文筆不好。

　　辛文房是元初西域人。他為自己的書寫引言時竟也自稱為「異方之士」，令人發噱。我說他文筆不好，並沒有批評他壞的意思，而是覺得這書前後讀過來讀過去，總有點怪怪的，不太習慣，不像正統好文章。

　　辛文房趁寫道人靈一傳之便，附「論曰」，廣說齊梁以降至有唐一代的詩僧。這文獻應該是有價值的。唐朝以前「方外工文者」，他列舉了支遁、道遒、惠休、寶月。然後他說因為喪亂兵革，以僧侶身分作詩的就少了。這個邏輯雖非舛繆，卻不太周延。接著他說唐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此疑承李白古風其一的意念而來，似乎是總論唐詩之盛；可是不然，因為底下緊接的竟是「率皆崇衷像教，駐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寞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無逾此時。」前四句有「像教」和「龍象」，恐怕又轉回去在專論詩僧了，但「駐念津梁」，「金碧交映」，尤其「雖寂寞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則不知所云，然而他又好意思以四四上接六六之體收束段落。不愧為「異方之士」，像極了日本人寫漢文。

　　一個人為什麼選擇為僧呢？

　　辛文房有答案：「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撥矰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意思是科舉失意者最宜出家「遁入空門」。

　　出家對詩創作有什麼好處？

　　答案：「靈台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有空閒和自在的好情緒，最適合詩。三餘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嚴格說來，三餘之為空閒，是專為耕者農夫而設，可以讀書，而和尚是不需要那三餘才有「簡牘之期」的。辛文房為了駢舉「六時」，只好權宜從寬。六時是佛教分一晝夜的方法，指晨朝，日中，日沒，初夜，中夜，後夜；《阿彌陀經》云：「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華。」

　　而且和尚住的地方大都在山林水邊，環境優美，有利精神內斂：「青峰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屧，幽徑尋真，景變序遷，蕩入冥思。」這無疑是辛文房理想化了的僧居。他要是知道天下多的是金碧輝煌遊人如織的這個寺那個寺，應能解說「蕩入冥思」的為什麼再也不是詩，而是多寡不拘的香火錢了。

　　詩與佛法的關係如何？

　　「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更唱迭酧──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與夫迷津畏途，埋玉世慮，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未可同年而論矣。」

　　大凡一個人作詩，首先須教想像（神思）馳騁，始有佳句偉篇，所以他的精神和思想是不可以約束的，如此說來又好像與禪定衝突，出家人如何使得？常情如此，詩應當是在家漫為之最合理。辛文房獨獨以為不然──他非唱反調不可，否則如何總論「詩僧」──詩情與禪心竟可彼此不妨礙云云；而且和尚與和尚之間更可進一步酬唱云云。這其中有問題，而且劉後村也曾指出：「禪家以達摩為祖，其說曰：不立文字。」

　　苦於三峽猿啼的心境人人識得，竟能轉化沖淡如同九皋鶴鳴的隱逸情調。如此，則聲聞於天，所以辛文房讚：不其偉歟！這兩句話說得不錯，但和詩僧之為物並無明確必然的關係。換句話說，這兩句話用來界定，譬如說，蘇東坡的作品，比用來形容歷代出了名的詩僧如皎然，齊己，貫休之流更貼切而有意義。職是，則底下一席話止於「未可同年而論矣」就失去巴鼻。

　　辛文房恐怕不是誠懇在談理論。

　　他好像是為文章而文章，遂迷惑了自己。否則怎麼可以斷定衲子為詩便是苦於猿啼而清於鶴鳴，更暗示他們那些東西必然勝過我們這種「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的詩？

　　除非他寫「未可同而論」僅止為中庸無偏倚的一句話，意思不過是說「僧俗緇素作詩風格與旨趣皆有別。」這樣，我就不必追究了。最多也只能說他文筆不算太好。按辛文房特舉靈一，靈徹，皎然，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為詩僧中之喬松，另列四十五眾為「灌莽」。

　　據說皎然從小就負異才，登戒以後還繼續以「文章雋麗」知名於釋門，「兼攻子史經書」，唯所謂經書不知道是儒典抑佛藏，可能也是二者皆有。他與人交接，往往「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這和近代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傳道的技巧相彷彿，只是後者不專以詩句牽勸，也廣泛使用幾何學，天文，地理，透視法學，不一而足，令入主耶穌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