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牧·疑神(之二十)(上)

《唐才子傳》的文筆不好。

  辛文房是元初西域人。他為自己的書寫引言時竟也自稱為「異方之士」,令人發噱。我說他文筆不好,並沒有批評他壞的意思,而是覺得這書前後讀過來讀過去,總有點怪怪的,不太習慣,不像正統好文章。


  辛文房趁寫道人靈一傳之便,附「論曰」,廣說齊梁以降至有唐一代的詩僧。這文獻應該是有價值的。唐朝以前「方外工文者」,他列舉了支遁、道遒、惠休、寶月。然後他說因為喪亂兵革,以僧侶身分作詩的就少了。這個邏輯雖非舛繆,卻不太周延。接著他說唐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此疑承李白古風其一的意念而來,似乎是總論唐詩之盛;可是不然,因為底下緊接的竟是「率皆崇衷像教,駐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寞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無逾此時。」前四句有「像教」和「龍象」,恐怕又轉回去在專論詩僧了,但「駐念津梁」,「金碧交映」,尤其「雖寂寞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則不知所云,然而他又好意思以四四上接六六之體收束段落。不愧為「異方之士」,像極了日本人寫漢文。


  一個人為什麼選擇為僧呢?

  辛文房有答案:「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撥矰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意思是科舉失意者最宜出家「遁入空門」。

  出家對詩創作有什麼好處?

  答案:「靈台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有空閒和自在的好情緒,最適合詩。三餘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嚴格說來,三餘之為空閒,是專為耕者農夫而設,可以讀書,而和尚是不需要那三餘才有「簡牘之期」的。辛文房為了駢舉「六時」,只好權宜從寬。六時是佛教分一晝夜的方法,指晨朝,日中,日沒,初夜,中夜,後夜;《阿彌陀經》云:「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華。」

  而且和尚住的地方大都在山林水邊,環境優美,有利精神內斂:「青峰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屧,幽徑尋真,景變序遷,蕩入冥思。」這無疑是辛文房理想化了的僧居。他要是知道天下多的是金碧輝煌遊人如織的這個寺那個寺,應能解說「蕩入冥思」的為什麼再也不是詩,而是多寡不拘的香火錢了。

  詩與佛法的關係如何?

  「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更唱迭酧──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與夫迷津畏途,埋玉世慮,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未可同年而論矣。」

  大凡一個人作詩,首先須教想像(神思)馳騁,始有佳句偉篇,所以他的精神和思想是不可以約束的,如此說來又好像與禪定衝突,出家人如何使得?常情如此,詩應當是在家漫為之最合理。辛文房獨獨以為不然──他非唱反調不可,否則如何總論「詩僧」──詩情與禪心竟可彼此不妨礙云云;而且和尚與和尚之間更可進一步酬唱云云。這其中有問題,而且劉後村也曾指出:「禪家以達摩為祖,其說曰:不立文字。」

  苦於三峽猿啼的心境人人識得,竟能轉化沖淡如同九皋鶴鳴的隱逸情調。如此,則聲聞於天,所以辛文房讚:不其偉歟!這兩句話說得不錯,但和詩僧之為物並無明確必然的關係。換句話說,這兩句話用來界定,譬如說,蘇東坡的作品,比用來形容歷代出了名的詩僧如皎然,齊己,貫休之流更貼切而有意義。職是,則底下一席話止於「未可同年而論矣」就失去巴鼻。


  辛文房恐怕不是誠懇在談理論。

  他好像是為文章而文章,遂迷惑了自己。否則怎麼可以斷定衲子為詩便是苦於猿啼而清於鶴鳴,更暗示他們那些東西必然勝過我們這種「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的詩?

  除非他寫「未可同而論」僅止為中庸無偏倚的一句話,意思不過是說「僧俗緇素作詩風格與旨趣皆有別。」這樣,我就不必追究了。最多也只能說他文筆不算太好。按辛文房特舉靈一,靈徹,皎然,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為詩僧中之喬松,另列四十五眾為「灌莽」。


  據說皎然從小就負異才,登戒以後還繼續以「文章雋麗」知名於釋門,「兼攻子史經書」,唯所謂經書不知道是儒典抑佛藏,可能也是二者皆有。他與人交接,往往「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這和近代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傳道的技巧相彷彿,只是後者不專以詩句牽勸,也廣泛使用幾何學,天文,地理,透視法學,不一而足,令入主耶穌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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