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是基礎設施建設難。農村留下來的多是老婦幼殘等體弱勞力，無法承擔高強度的體力活，勞動力調集難，使用成本高，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工程很難有效組織和實施。全國各地雖然先後出臺了以“量力而行、群眾受益、民主決策、事前預算、上限控制”為基本原則和特征的“一事一議”制度，但由於農村籌資籌勞難度大，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形成“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的現象。同時，農村現有勞動力中缺乏管理和技術人才，管理和維護措施難以落實，造成現有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更談不上發揮效益。許多地方的灌溉水渠、鄉村道路等設施，老的修好沒人管，需要新修的沒人修，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 

四是社會組織發育難。農村精英和一些行業協會、專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各類社會組織，是農村社會建設的兩股主導力量。農村精英塑造著鄉村的主流話語，導引著鄉村的道德動向，提振著鄉村的人文精神，維系著鄉村文明的薪火相傳。在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和市場經濟利益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農村人才單向流入城市，使農村精英缺失，人才“空心化”已成為中國農村最嚴峻的問題。農村各類社會組織雖然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由於缺乏會組織、能協調、善管理、懂經營的帶頭人，總體上仍處於生而不長、存而不活、發展不足、作用有限的尷尬狀態，呈現出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無組織化。許多鄉村因缺少領頭人沒有成立組織，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法國有各類社會組織萬分之二百多，中國只有萬分之二點多（即每萬人中建立的組織數）。日本現有6015個綜合農協和專業農協，全國100%的農民及部分地區非農民參加了農協，有的農民同時加入幾個農協；二是弱組織化。大多數農村社會組織合作基礎薄弱，利益聯系不緊密，內部組織結構不明晰，管理運作不規範，自我服務能力不強；三是被組織化。許多農村社會組織被基層行政組織、企業、能人大戶或其他各種外部力量控制，由鄉村幹部、企業負責人、離任幹部等主事，沒有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組織”。

五是城鄉差距縮小難。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各類優質資源向城市高度集中，公共服務產品向城市傾斜，使城市得以快速發展和膨脹，而農村基礎設施薄弱，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落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農村發展嚴重滯後於城市，加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絕對差距持續擴大，收入增長速度差距也在擴大。城鄉收入比率正常應為1.5倍，世界上超過2的國家只有十幾個，絕大多數國家農村收入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而中國城鄉收入比率則達到了3.33，為世界第一。有專家認為，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教育資源、政治權利和積累性落後等因素綜合考慮，城鄉差距可能在6倍以上。在農村人才奇缺的現實背景下，雖然中央統籌城鄉的力度不斷加大，但縮小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將是未來一個時期解決中國問題的“難中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