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兩點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瑪麗亞來叫我：“喂，出來吃飯，你在睡嗎？”我開門出來，看見瑪麗亞和勞瑞正預備出去。他們說：“走，我們請你出去吃飯。”我看看別人，搖搖頭，我一向最羞於做特殊人物，我說：“他們呢？”瑪麗亞生氣了，她說：“你怎麽搞的，你去不就得了。”

我說：“謝謝！我留在這里。”他們笑笑說：“隨你便吧，等一下有飯送來給你們吃。”

過了一下飯來了，吃得很好，跟臺北鴻霖餐廳一百二十元的菜差不多，我剛吃了消炎片，也吃不下很多，所以送給別人吃了。剛吃完勞瑞回來了，又帶了一大塊烤肝給我吃，我吃下了，免得再不識擡舉，他們要生氣。

整個下午就在等待中過去，每一次電話鈴響，我就心跳，但是沒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客廳看時裝雜誌。看了快十本，覺得女人真麻煩，這種無聊透頂的時裝也值得這麽多人花腦筋。（我大概真是心情不好，平日我很喜歡看新衣服的。）

沒事做，又去墻上掛著的世界地圖臺灣的位置上寫下：“我是這里來的。”又去拿水灑花盆內的花，又去躺了一會，又照鏡子梳梳頭，又數了一遍我的錢，又去鎖住的大廈內每個房間看看有些什麽玩意兒。

總之，什麽事都做完了，移民局的電話還不來。瑪麗亞看我無聊透了，她說：“你要不要畫圖？”我一聽很高興，她給了我一張紙，一盒蠟筆，我開始東塗西塗起來——天啊，真像瘋人院。畫好了一張很像盧奧筆調的哭臉，我看了一下，想撕掉，瑪麗亞說：“不要撕，我在收集你們的畫，拿去給心理醫生分析在這兒的人的心情。”（倒是想得出來啊，現成的試驗品。我說瘋人院，果然不錯。）

我說我送你一張好的，於是我將侄兒榮榮畫的一張大力水手送給拘留所，貼在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