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新居格氏　郁達夫】

敬愛的新居君，由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轉來了你給我的一封公開狀，在這兩國交戰中的今天，承你不棄，還在掛念到我的近狀，對這友誼我是十分地在感激。誠如你來書中之所說，國家與國家間，雖有干戈殺伐的不幸，但個人的友誼，是不會變的。豈但是個人間的友誼，我相信就是民眾與民眾間的同情，也仍是一樣地存在著。在這裏，我可以舉一個例，日本的有許多因參加戰爭而到中國來的朋友，他們已經在重慶，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著我們的優待。他們自動地組織了廣大的同盟，在演戲募款，營救我們的難民傷兵，也同我們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來。他們用日本話所演的戲，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們的同胞看了為之落淚。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樣的。正義感，人道，天良，是誰也具有著的。王陽明先生的良知之說，到了今天，到了這殺伐慘酷的末日，也還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日本國內的情狀，以及你們所呼吸著的空氣，我都明白；所以關於政治的話，關於時局的話，我在此地，可不必說。因為即使說了，你也決計不會看到。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老百姓（民眾），卻因這一次戰爭的結果，大大地進步了。他們知道了要團結，他們知道了要堅苦卓絕，忍耐到底。他們都有了“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的決心。他們都把國家的危難，認作了自己的責任。因為戰爭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在進行。飛機轟炸下所喪生的，都是他們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彈，提醒了他們的國族觀念。

就以我個人來說吧，這一次的戰爭，毀壞了我在杭州在富陽的田園舊業，奪去了我七十歲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經在上海會見過的胞兄；藏書三萬冊，以及愛妻王氏，都因這一次的戰爭，離我而去了；但我對這種種，卻只存了一個信心，就是“正義，終有一天，會來補償我的一切損失”。

我在高等學校做學生的時代，曾經讀過一篇奧國作家Kleist做的小說《米舍耳．可兒哈斯》，我的現在的決心，也正同這一位要求正義至最後一息的主人公一樣。

你來信上所說的“對二十世紀現狀的懷疑”，“人類生活還有很多的缺陷”，“我們創造者應該起來真正補足這些缺陷”，我是十二分的同感。現在中國的許多創造者們，已經在分頭進行了這一步工作。中國的文藝，在這短短的三年之內，有了三百年的進步；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差不多個個都已經成了實際的創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這時候，來到中國內地（戰地的後方），仔細觀察一下，將很坦白地承認我這一句話的並不是空言。

中國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經過了這次戰爭的洗禮，所持的更發揮了它們的威光，所差的已改進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間的渣滓，已被浪淘凈盡了；現在在後方負重致遠的，都是很良好的國民。

中國的民眾，原是最愛好和平的；可是他們也能辨別真正的和平與虛偽的和平不同。和平是總有一天會在東半球出現的，但他們覺得現在恐怕還不是時候。

新居君！你以為我在上面所說的，都是帶著威脅性的大言壯語麽？不，決不，這些都是現在自由中國的現狀，實情。不管這一篇文字，能不能達到你的眼前，我總想將現在我們的心狀、環境，對你作一個無虛飾的報導。一半也可以使你曉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們的近狀，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眾的參考。看事情，要看實際，斷不能老蒙在鼓裏，盲聽一面之辭，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當。

最後，我在日本的友人，實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時所受的諸君的款待，現在也還歷歷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當我到了京都，一下車就上了奈良，去拜訪了志賀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廳起了恐慌，找不到他們要負責保護的旅客一層，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覆書之便，我想順手在此地提起一筆，敬祝那些友人們的康健。至於你呢，新居君，我想我們總還有握手歡談的一天的。在那時候，我想一切阻礙和平，挑動干戈的魔物，總已經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獄裏去了。我們將以赤誠的心，真摯的情，來談藝術，來為世界人類的一切缺陷謀彌補的方法。

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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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正當此文草了之際，我卻接到了林語堂氏從故國寄來的信。他已經到了重慶安住下來了；不久的將來，將赴戰地去視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間》，想你總也已經看過；現在正由我在這裏替他譯成中文。翻譯的底本，是經他自己詳細註解說明過的。我相信我這中譯本出世之後，對於日本現在已經出版的同書的兩種譯本，必能加以許多的訂正。）

（原載一九四○年六月一日、三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