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從小的教育,是在敵國受的緣故,旅居十餘年,其間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國以後,在福州、上海、杭州等處閑居的中間,敵國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學者,來遊中國,他們大抵總要和我見見談談。別的且不提,就說這一次兩國交戰中的許多將領,如松井石根、長谷川、阿部等,他們到中國來,總來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們相見的。

七七抗戰事發,和這些敵國友人,自然不能再講私交了;雖然,關於我個人的消息,在他們的新聞雜誌上,也間或被提作議論。甚至在戰後我的家庭糾紛,也在敵國的文藝界,當成了一個話柄。而在《大風》上發表的那篇《毀家詩紀》,亦經被譯載在本年度一月號的《日本評論》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大特輯上。按之春秋之義,對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問的態度置之。

這一回,可又接到了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的一封來信,中附有文藝批評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開狀的原稿。編者還再三懇請,一定要我對新居格氏也寫一篇同樣的答書。對此我曾經考慮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將被人笑我小國民的悻悻之情,而無君子之寬宏大量;若私相授受,為敵國的新聞雜誌撰文,萬一被歪曲翻譯,拿去作為宣傳的材料呢?則第一就違背了春秋之義;第二,也無以對這次殉國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靈。所以到了最後,我才決定,先把來書譯出在此,然後仍以中文作一答覆,披露在我自編的這《晨星》欄裏,將報剪下寄去,庶幾對於公誼私交,或可勉求其兩全。

現在,先將新居氏的公開狀,翻譯在下面。


【寄郁達夫君 新居格】


我現在正讀完了岡崎俊夫君譯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說《過去》,因此機緣,在我的腦裏,又展開了過去關於你的回想。

與你最初的相見,大約總有十幾年了吧。還記得當時由你的領導,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國風的公園,在靜安寺的那閑靜的外國墳山裏散了步;更在霞飛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館裏小息了許多時。

在這裏,你曾告訴我,這是中國近代的知識界的男女常來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將於最近上安徽大學去教書。

我再問你去“講的是什麽呢?”你說“將去講《源氏物語》,大約將從《桐壺》的一卷講起吧!”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讀過《源氏物語》的我,對你的這一句話,實在感到了一種驚異,於是話頭就轉到了中國的可與《源氏物語》匹敵的《紅樓夢》,我說起了《紅樓夢》的英譯本,而你卻說,那一個英文的譯名Dreams of Red Chamber實在有點不大適當,我還記得你當時所說明的理由。

數年前,當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時候,聽說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見了你的令兄郁華氏,他說:“舍弟在兩三日前,曾由杭州來過上海,剛於昨天回去。他若曉得你這次的來滬,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見為悵的。”

但是,其後居然和你在東京有了見面的機會。因為日本的筆會開常會,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來作筆會的客人,我於是在席上又得和你敘了一次久闊之情。

中日戰爭(達夫按:敵人通稱作“日支事變”)起來了。

你不知現在在哪裏?在做些什麽?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不會因兩國之間所釀成的不幸事而改變的。這,不但對你如此,就是對我所認識的全部中國友人,都是同樣的在這裏想念。

我真在祈禱著,願兩國間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樣,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親密地,能使我們有互作關於藝術的交談的機會。實際上,從事於文學的同志之間,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賴,披肝瀝膽,而率真地來作深談的;因為“人間性”是共通的問題。總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國的友人等形容詞,是用不著去想及的。

總而言之,兩國間根本的和平轉生,是冷的人與人之間相互信賴的結紐,戰爭是用不著的,政策也是用不著的。況且,在創造人的世界裏,政策更是全然無用的東西,所以會通也很快。

老實說吧,我對於二十世紀的現狀,真抱有不少的懷疑,我很感到這是政治家的言論時代。可是,這當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裏。那就足以證明人類生活之中,還有不少的缺陷存在著。但是創造人卻不能放棄對這些缺陷,而加以創造的真正的重責,你以為這話對麽?

郁君!於此短文草了之頃,我也在謹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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