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從小的教育，是在敵國受的緣故，旅居十餘年，其間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國以後，在福州、上海、杭州等處閑居的中間，敵國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學者，來遊中國，他們大抵總要和我見見談談。別的且不提，就說這一次兩國交戰中的許多將領，如松井石根、長谷川、阿部等，他們到中國來，總來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們相見的。

七七抗戰事發，和這些敵國友人，自然不能再講私交了；雖然，關於我個人的消息，在他們的新聞雜誌上，也間或被提作議論。甚至在戰後我的家庭糾紛，也在敵國的文藝界，當成了一個話柄。而在《大風》上發表的那篇《毀家詩紀》，亦經被譯載在本年度一月號的《日本評論》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大特輯上。按之春秋之義，對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問的態度置之。

這一回，可又接到了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的一封來信，中附有文藝批評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開狀的原稿。編者還再三懇請，一定要我對新居格氏也寫一篇同樣的答書。對此我曾經考慮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將被人笑我小國民的悻悻之情，而無君子之寬宏大量；若私相授受，為敵國的新聞雜誌撰文，萬一被歪曲翻譯，拿去作為宣傳的材料呢？則第一就違背了春秋之義；第二，也無以對這次殉國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靈。所以到了最後，我才決定，先把來書譯出在此，然後仍以中文作一答覆，披露在我自編的這《晨星》欄裏，將報剪下寄去，庶幾對於公誼私交，或可勉求其兩全。

現在，先將新居氏的公開狀，翻譯在下面。

【寄郁達夫君　新居格】

我現在正讀完了岡崎俊夫君譯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說《過去》，因此機緣，在我的腦裏，又展開了過去關於你的回想。

與你最初的相見，大約總有十幾年了吧。還記得當時由你的領導，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國風的公園，在靜安寺的那閑靜的外國墳山裏散了步；更在霞飛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館裏小息了許多時。

在這裏，你曾告訴我，這是中國近代的知識界的男女常來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將於最近上安徽大學去教書。

我再問你去“講的是什麽呢？”你說“將去講《源氏物語》，大約將從《桐壺》的一卷講起吧！”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讀過《源氏物語》的我，對你的這一句話，實在感到了一種驚異，於是話頭就轉到了中國的可與《源氏物語》匹敵的《紅樓夢》，我說起了《紅樓夢》的英譯本，而你卻說，那一個英文的譯名Dreams of Red Chamber實在有點不大適當，我還記得你當時所說明的理由。

數年前，當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時候，聽說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見了你的令兄郁華氏，他說：“舍弟在兩三日前，曾由杭州來過上海，剛於昨天回去。他若曉得你這次的來滬，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見為悵的。”

但是，其後居然和你在東京有了見面的機會。因為日本的筆會開常會，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來作筆會的客人，我於是在席上又得和你敘了一次久闊之情。

中日戰爭（達夫按：敵人通稱作“日支事變”）起來了。

你不知現在在哪裏？在做些什麽？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不會因兩國之間所釀成的不幸事而改變的。這，不但對你如此，就是對我所認識的全部中國友人，都是同樣的在這裏想念。

我真在祈禱著，願兩國間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樣，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親密地，能使我們有互作關於藝術的交談的機會。實際上，從事於文學的同志之間，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賴，披肝瀝膽，而率真地來作深談的；因為“人間性”是共通的問題。總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國的友人等形容詞，是用不著去想及的。

總而言之，兩國間根本的和平轉生，是冷的人與人之間相互信賴的結紐，戰爭是用不著的，政策也是用不著的。況且，在創造人的世界裏，政策更是全然無用的東西，所以會通也很快。

老實說吧，我對於二十世紀的現狀，真抱有不少的懷疑，我很感到這是政治家的言論時代。可是，這當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裏。那就足以證明人類生活之中，還有不少的缺陷存在著。但是創造人卻不能放棄對這些缺陷，而加以創造的真正的重責，你以為這話對麽？

郁君！於此短文草了之頃，我也在謹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