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伯倫《珍趣篇》獨立與紅氈帽

不久以前,我讀了某位文學家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憤然而起,對敘利亞開往埃及的某一條法國輪船的船長和船員表示抗議。因為當他在餐桌邊就座時,這些人曾強迫他或試圖強迫他摘下他的紅氈帽。眾所周知,在天花板下脫帽本是西方人的習慣。

這一抗議令我吃驚,因為它向我表明,東方人對其個人生活中的某種象征是多麽執著。

我佩服這位敘利亞人的膽量,就像我有一次曾對一位印度王子表示欽佩一樣。那次我邀請他出席觀看意大利米蘭城的一次歌劇演出,他對我說:"如果你邀請我去訪問但丁的地獄,我會隨你欣然而往。但我不能在一個禁止我纏頭巾和抽煙的地方落座。"

是的,我看到東方人執著於他的某些信條,即使對他的民族習俗的某個影子也緊緊抓住不放,這使我驚訝不已。

不過,我的這一驚詫不會也決不可能抹掉它後面的那些與東方人的本性、東方的種種嗜好與說法相聯系的粗鄙事實。

這位認為在洋人輪船上脫掉紅氈帽是件難事的文學家,如果能夠想到,這一高貴的紅氈帽本是在一家洋人的工廠裏造出來的,那麽對他來說,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一條洋人船上,脫掉氈帽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了。

假如我們的文學家想到,在區區小事上的個人獨立性,過去和將來都取決於科技獨立和工業獨立這兩大獨立的話,那麽,他就會順從他不聲不響地摘掉紅氈帽。

假如我們的朋友想到,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她的衣著、習俗成為自由人的。

假如他想到了這些,他就不會寫他那篇抗議文章了。

如果我們的文學家想到,他的敘利亞祖父,曾乘著敘利亞船,穿著敘利亞人手紡織縫制的衣服,航海到埃及,那我們的自由的英雄,就只能穿著國產的衣服、只能乘著由敘利亞船長和敘利亞海員掌舵航行的敘利亞船去埃及了。

我們勇敢的文學家的不幸,就在於他反對結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故在贏得本質之前已被偶發現象所控制。這是大多數東方人的情形。他們不願意做東方人,——在無聊瑣碎的小事上除外,與此同時他們卻以他們從西方人那裏模仿來的東西為榮,那些東西既不無聊,也不瑣屑。

我要對我們的文學家和所有戴紅氈帽的人士說:你們何不用自己的手去制作你們的紅氈帽,然後在輪船的甲板上,或在高山之巔,或在幽谷深澗,去斟酌如何處置你們的紅氈帽呢?

上天有知!這些話不是為紅氈帽而寫,也不是為紅氈帽在天花板下或銀河下是脫是戴而寫。上天有知!這些話是為一個比所有紅氈帽都久遠的問題而寫;這個問題懸於每個人的頭上,懸於每個顫抖的身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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