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讀了某位文學家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憤然而起，對敘利亞開往埃及的某一條法國輪船的船長和船員表示抗議。因為當他在餐桌邊就座時，這些人曾強迫他或試圖強迫他摘下他的紅氈帽。眾所周知，在天花板下脫帽本是西方人的習慣。

這一抗議令我吃驚，因為它向我表明，東方人對其個人生活中的某種象征是多麽執著。

我佩服這位敘利亞人的膽量，就像我有一次曾對一位印度王子表示欽佩一樣。那次我邀請他出席觀看意大利米蘭城的一次歌劇演出，他對我說："如果你邀請我去訪問但丁的地獄，我會隨你欣然而往。但我不能在一個禁止我纏頭巾和抽煙的地方落座。"

是的，我看到東方人執著於他的某些信條，即使對他的民族習俗的某個影子也緊緊抓住不放，這使我驚訝不已。

不過，我的這一驚詫不會也決不可能抹掉它後面的那些與東方人的本性、東方的種種嗜好與說法相聯系的粗鄙事實。

這位認為在洋人輪船上脫掉紅氈帽是件難事的文學家，如果能夠想到，這一高貴的紅氈帽本是在一家洋人的工廠裏造出來的，那麽對他來說，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一條洋人船上，脫掉氈帽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了。

假如我們的文學家想到，在區區小事上的個人獨立性，過去和將來都取決於科技獨立和工業獨立這兩大獨立的話，那麽，他就會順從他不聲不響地摘掉紅氈帽。

假如我們的朋友想到，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她的衣著、習俗成為自由人的。

假如他想到了這些，他就不會寫他那篇抗議文章了。

如果我們的文學家想到，他的敘利亞祖父，曾乘著敘利亞船，穿著敘利亞人手紡織縫制的衣服，航海到埃及，那我們的自由的英雄，就只能穿著國產的衣服、只能乘著由敘利亞船長和敘利亞海員掌舵航行的敘利亞船去埃及了。

我們勇敢的文學家的不幸，就在於他反對結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故在贏得本質之前已被偶發現象所控制。這是大多數東方人的情形。他們不願意做東方人，——在無聊瑣碎的小事上除外，與此同時他們卻以他們從西方人那裏模仿來的東西為榮，那些東西既不無聊，也不瑣屑。

我要對我們的文學家和所有戴紅氈帽的人士說：你們何不用自己的手去制作你們的紅氈帽，然後在輪船的甲板上，或在高山之巔，或在幽谷深澗，去斟酌如何處置你們的紅氈帽呢？

上天有知！這些話不是為紅氈帽而寫，也不是為紅氈帽在天花板下或銀河下是脫是戴而寫。上天有知！這些話是為一個比所有紅氈帽都久遠的問題而寫；這個問題懸於每個人的頭上，懸於每個顫抖的身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