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西子湖畔，每到春季，所謂桃紅柳綠的時候，六橋三竺之間，來來往往，擁擁擠擠的總有許多紅男綠女黃布袋。黃布袋上大書“朝山進香”，多半來自嘉湖兩舊日府屬的農村。他們種桑養蠶，以為背著黃布袋到“佛地”來進香以後，就可以蠶養得大，絲抽得多。相信菩薩，無非以為菩薩能夠使他們獲利。不惜破費買香買蠟燭，而且“孝敬”和尚，原有“拋本”之意。杭州固然沒有像故都的“先農壇”，也沒有像成都舉行“花會”的二仙庵和青羊宮，他們見到塑像便拜；雙膝跪下，接連的叩頭，為著求子得福，顯得至誠恭敬。在釋迦牟尼塑像面前這個樣子，在觀世音塑像面前也是這個樣子，在嶽飛和關羽等塑像面前都是這個樣子。以為泥塑木雕的偶像可以使你們生子得福，所以一見著，連忙雙膝跪下，接連的叩頭，顯得十分至誠而且恭恭敬敬。風雨不辭，黎明即起而步行遠道的精神很可佩服；闊大的步子，壯健的體態更可以羨慕。同時徘徊於蘇堤白堤，靈隱韜光，虎跑龍井和三潭印月之間的，有頭戴銅盆帽，手提司的克，西裝筆挺，或穿大袖子，偕著燙發革履的女郎的是舟子車夫、旅社菜館“刨黃瓜”的對象，叫做“上海人”，據說多半是“洋場闊少”。被“刨黃瓜兒”，猶如在上海的做“豬頭三”、“阿木林”。不但多花了錢，而且有點被玩弄。可是坐在車中、轎上，別人汗流浹背，腰酸腳痛，他們欣賞風景，談談笑笑。吃的是西湖醋魚，炸溜鮭魚，春筍炒鮫魚，火絲雞汁蒓菜湯。他們有的是錢，多花點何妨，這就維持了四季靠一春的“杭州人”。

左錢江，右西湖，城隍山的風景是可觀的。便於人而適於野，遊人香客、星相家、摸骨僧，湊成功了城隍山上的熱鬧。今年又有了新人物，叫做“流亡學生”。他們，男男女女的一大群青年；家鄉開火，逃難出來；戰事未停，有家歸不得。住的是破舊的廟宇祠堂——完整的廟宇要供泥塑木雕的偶像；睡的是泥地，鋪上些稻草，不久就會黴爛的，吃的是稀飯。走廊、門兜、戲臺邊旁，鋪些稻草就是眠床。坐在床頭，站上捏著書本的教員，就成了教室。站上兩位教員，就成了兩個教室。按照時間上課，起居飲食也有規定的時候。聚集在一起，他們過著團體的生活。散落在街頭的是難胞，年青的該叫做難童。“告地狀”早已無用，“老爺太太”的呼救也不見得有什麽用。病倒在路旁，凍餓幾天，呻吟幾天，慘叫幾天，個別死亡。

以前在成都，經過茶店茶攤，總可以聽到鏗鏘之聲，由於指頭撥動“大二百”的銀元。那無非是好玩。銀元放在手上，撥動撞擊，發出鏗鏘之聲，也就成了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西湖春景之一。這不是玩弄，所謂銀牛的銀元販子，成了一種新的職業。他們聚集在清泰路眾安橋，鏗鏗鏘鏘的你也“大頭要麽？”我也“大頭要麽？”，或者：“大頭賣出！”“鷹龍洋賣出！”“大頭我要！”“大小頭我都要！”鬧嚷嚷的馬路上面擠滿了人，弄得車子都通不過，警察走來趕一陣，也只有幾分鐘可以過。有時抓到幾個關幾天，曾經沒收過大小頭。可是愈抓愈多，愈趕愈熱鬧。實在因為銀元已為大家所註意。無論機關的辦公廳裏，學校的教員休息室中，以及街頭巷尾，熟人相見，“大頭多少？”猶如西人的“Good morning”！一般公教人員總是天天盼望發薪水。偶然得到了點金圓券，趕快去買大頭。大頭不夠買小頭，小頭不夠鷹龍洋。並非用過有余，為的是明天還要做人。如今西子湖畔，許多住宅的臺門上，還都貼著蓋有紅印的紙條，“本部職員住宅”、“本部職員家眷住宅”。無以名之，名之日門牌罷。這用處在於省卻麻煩，免得有人硬要來租屋。由此所見，硬要租屋者多了。今年的西子湖畔，還有一種特別現象，就是耶穌基督和天主，傳教者的“熱心”、“努力”。到了黃昏，經過西浣紗路，還可以聽到大聲呼嚷的“上帝賜我福”一類的話。“我們人是上帝給我們做的，泥塑木雕的菩薩有什麽聯系？”在馬路上隨時可以聽到這樣的話，宣傳的對象大概是背著黃布袋的香客。

載第176期（1949年5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