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養生息”並非只有在一場戰爭或一次王朝更叠之後才需要，社會的每一次變遷都意味著舊文化的解體與新事物的出現，意味著對新環境的適應，需要留下撫慰傷痛的時間和恢復力量的空間。

             （“Black and white shot of children in sweaters walking down an unpaved road” by AnnieSpratt on Unsplash）

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當代中國人最典型的行為特點，或許“急躁易怒”比較恰當。有一篇題為“中國人為什麼喪失了慢的能力”的網文，曾列舉了種種“不耐煩”現象：上網，經常狂點“刷新”;跟帖，要搶“沙發”;寄信，一定得特快專遞;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車，首選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飛機，而且最好是直達;做事，當然要名利雙收;創業，最好能一夜暴富;結婚，必須有現房現車。一旦遇挫，就會表現出憤怒甚至“抓狂”。而宣泄這種憤怒情緒的最常見方式就是罵人，所謂一觸即罵，從低俗直白的罵罵咧咧，到含沙射影的傷時罵世，全沒了那種小心翼翼地進行印象管理的“小資”形象。

負面心態根源於急劇而持續的社會變遷

許多學者認為，“罵人文化”盛行反映了一種社會負面情緒，而這種負面情緒源於利益分配不公和貧富差別擴大。這當然有道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利益結構得到重新調整，社會分層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效率優先的發展模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滯後使得共同富裕的合理預期未能實現。那些承擔了較多改革代價的個人和群體，或某些劣勢積累的“不趕趟兒”者，就會產生相對剝奪的失落感。雖然絕對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相比那些財富增長更快的參照群體，特別是依靠灰色收入或非法手段一夜致富的群體，難免產生強烈的心理不平衡。加之諸如就不了業、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等生活境遇問題，遂使負面情緒日積月累，一遇導火索，便會釀成群體性事件。因此，社會管理改革應該從抑制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入手，讓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能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

上述觀點雖然不謬，但不免有些就事論事，最多隻能解釋部分社會負面情緒的來源。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表明，利益均沾即使可以實現，也是一把雙刃劍，利益分配的相對公平並不能消除社會負面情緒。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狀況不斷改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4年以兩位數增長，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主法制建設也在持續進行，公共參與機制逐步建立，意見表達渠道越來越多樣化;一切似乎都在有條不紊地發展著。但與此同時，各種不滿情緒卻不斷滋生，而且似乎越來越不滿意。為什麼每個人都煩躁易怒，為什麼有錢人也不快樂，為什麼有權者會戰戰兢兢，為什麼會有“人人開罵”的現象?尤其是，為什麼很多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顯然，這並非某個制度的設計出了問題，而是一種時代的焦慮癥。這種焦慮癥產生的真正根源在於急劇而持續的社會變遷。

“全球化”和“技術化”讓我們高度不確定

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W. F. Ogburn)曾在其著作《社會變遷》(1922)中，提出了一個叫做“文化墮距”(culture lag)的概念。這個概念意指，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我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之中。我們這個時代大概和美國人一百年前所處的時代有幾許相似之處，至少社會改良和科技進步都是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許多人喜歡用“全球化”和“技術化”來概括當代人面臨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其中全球化反映了這樣一種廣泛認識，即在經濟力量和技術力量的推動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個共同分享的社會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一個地區的發展能夠對另一個地方的個人或社群的生活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而技術化則意味著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正在加速重構社會的物質基礎。

由於全球化，我們一直處於現代化的緊迫之中，使得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張力被放大。我們緊盯並慶幸於GDP造就的高速增長，我們擔心落後就要挨打，我們在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大國形象和話語權。強大的外部壓力轉變成內部改革的動力，我們等不及檢視一次改革的成敗就啟動另一次改革。改革成就了我們的經濟奇跡，也造就了一種深入骨髓的改革心結。各種新奇的洋觀念和洋制度被引入，一些久遠的舊價值和舊文化借改革話語而復興。我們追求持續不斷的除舊迎新，不惜朝令夕改。我們無法停下來反思，哪些是真正需要的改革，哪些只是為改革而改革。中國正在成為一塊巨大的試驗田，在播種越來越多的希望的同時，也收獲越來越多的失望。我們拿自己的落後對比美國的先進，我們因為歐洲的優點而發現自己的缺點。日本是發達國家，韓國已經崛起，周邊的“小龍”們都在躍躍欲試，我們壓力無限，需要“只爭朝夕”。

與此同時，科技進步不斷裹挾著我們走進全新的世界。許多新技術，我們來不及驚詫就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中，來不及消化就被更新的技術所替代。正如《美國國家知識評估大綱》指出的：“近幾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運行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長途電信價格下降，計算機的普及，全球網絡的出現，以及生物技術、材料科學和電子工程等領域的發展，創造出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產品、新服務系統、新興行業和新的就業機會，這就是當今人們稱之為的知識革命。”我們剛剛習慣在家裡裝固定電話，手機和互聯網已經呈普及之勢;我們的現代工業體系尚未完善，知識經濟的浪潮又席卷而來。我們一邊發展公共交通，一邊應對私家車的“車滿為患”。信用卡替代了現金，多媒體替代了板書，視頻聊天替代了面對面交流。每個普通人的每一天生活，都有大量的“高科技”相陪伴。我們在各種大型技術系統——工廠、銀行、交通、商場、醫院、學校等——之間來回奔波，陷入各種“被便利”的不自主狀態。

和諧社會建設同時需要豐裕的物質生活和優雅的生活情調

快速而持續的社會變遷讓我們面對社會、經濟、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使我們的生活失去了從容和安全感。我們擔心落伍，擔心被競爭者超越，擔心社會不公平，擔心被拋到社會的主流之外，因而煩躁不安。所謂社會負面情緒，正是這種風險社會心態的集體表達，是人們喪失“本體安全”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很多時候，社會負面情緒並無明確的指向，而僅僅是以“非理性狂歡”呈現出來的一種無意識宣泄。盡管我們知道無法讓社會變遷暫停，改革的車輪還要繼續向前，但人非機器，我們需要喘息，需要調適，需要享受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消化改革的陣痛。著名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S. Kuhn)已經令人信服地指出，歷史上的科學進步並不是連續的，而是以短暫的科學革命與更長時期的常規科學的相互交織構成的。“休養生息”並非只有在一場戰爭或一次王朝更叠之後才需要，社會的每一次變遷都意味著舊文化的解體與新事物的出現，意味著對新環境的適應，需要留下撫慰傷痛的時間和恢復力量的空間。套用一句電影臺詞，我們需要“讓子彈飛一會兒”。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需要進行社會分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對效率優先的價值進行反思;不僅需要重建公平的再分配機制，更需要塑造正義的道德倫理。民生問題需要靠進一步發展來解決，而民意的凝聚則需要以人為本的改革步調。無論如何，和諧社會建設同時需要豐裕的物質生活和優雅的生活情調，魚與熊掌要兼得。這才是考驗管理者智慧的地方。正如英國思想家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說，進步的藝術在於在變化中維持秩序和在秩序中保持變化。或如筆者在拙作《中國社會管理引論》(1995)中所說：“社會平衡就像一個蹺蹺板，政府的社會管理就是這個板兩端的顯在砝碼。”(作者為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2011年06月27日/人民網-《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