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協助會員處理跨國業務的同時工商聯合總會在帶領會員走向國際，建立跨國商業聯系的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2015年，工商聯合總會帶領32個海外商業考察團訪問了亞洲、非洲和東歐的大部分地區，並接待了來自32個國家的108個代表團。2016年9月5日，工商聯合總會商業代表團隨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赴重慶進行商務考察，尋求合作機會。該會是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設立後，首個陪同李顯龍對重慶進行正式訪問的商業代表團。可見，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組織結構和成員組成的跨界性和全球性，使得它的宗旨更能與政府的倡議和需求相契合，也使得它更為積極地參與“一帶一路”的具體計劃。在這一過程中，工商聯合總會的會長張松聲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張松聲祖籍福建，生於新加坡，其父是東南亞航運巨子、太平船務的創辦人張允中。張松聲現任新加坡太平船務（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香港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行政總監、中國遠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除擔任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會長外，他還曾是新加坡政府委任的官委議員。太平船務（私人）有限公司創立於1967年，先後開辟了東南亞、歐洲、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區的航線，業務遍及全球。太平船務的業務特點使得張松聲對於跨國商貿合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商業及政治兩重身份也有助於他參與政府組織的活動。他所擔任會長的工商聯合總會代表團經常隨同新加坡政府官員出訪。例如，2015年陳慶炎總統訪問墨西哥時，工商聯合總會是隨行代表團之一，同墨西哥對外貿易商業理事會、企發局以及墨西哥貿易投資局舉行商業論壇，促進兩國企業之間的交流。因此無論是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一貫的發展宗旨還是太平船務自身的發展軌跡，都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即互聯互通甚為契合。工商聯合總會對於“一帶一路”相關宣傳和活動的支持相對於其他華商組織更為積極和深入。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會員組成相對單一，主要是華人企業家。除了舉行華商大會以外，總商會的活動重點主要是組織參訪、接待、講座與培訓。在新加坡華商組織中，中華總商會與中國的聯系最為密切。總商會利用自己110年的發展經驗和優勢，尋求國際合作。如總商會副會長黃山忠所言，總商會根據已有的經驗，繼續通過組織考察團、海外代表處、講座等方式，協助中小型企業開拓區域和國際市場，並利用“一帶一路”的機遇，幫助他們將業務開展到更廣泛的國家。

新加坡華商組織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做出轉型積極地參與到區域和全球經濟發展中。但是，不同的華商組織的參與程度和模式有所不同。首先，華商組織的歷史傳統和組織構成，使得一些歷史比較悠久的組織的活動類型和範圍會相對比較固定，而且遵循一定的歷史發展模式。由於與中國長期而密切的聯系，它們的跨界性主要體現在國內市場和中國市場，其商業交往比較集中於單向性的往來。一些較遲才成立的跨種族和跨國界的商業組織，在結構上已經突破了傳統華商組織的建構，它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局限為華人企業和企業家為成員的華商組織，而是容納了不同種族的企業家。這使得他們的眼光和活動都更具全球化，其商業交往呈現出輻射性的特征。另一方面，華商組織領導人的商業背景和個人理念也影響組織的發展趨勢。華商領袖本身就擁有豐富的商業資本，他們參與社團組織及政府活動也在積累一定的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的運用最後必將有益於其商業資本的運作。因此，華商領袖個人的商業背景和發展目標會影響其所帶領的華商組織的發展方向。如果華商領袖個人的商業理念及其公司所經營的業務具有明顯的跨界和全球化特征，他所帶領的華商組織也相應地具有類似特征。正是商業資本、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三者相輔相成，互為作用，才能為企業、華商組織和政府創造多贏的局面。

新加坡華商組織對“一帶一路”的倡議持支持和樂觀態度，雖然他們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趨勢各不相同。他們長期積累的跨國經驗、溝通機制和當地政府的支持，有利於他們與“一帶一路”戰略進行有機的對接。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一倡議的實際推動將一帆風順。相反，它面臨著一定的挑戰和困境。就華商和華商組織而言，這些挑戰來自於他們自身的身份認同和政治經濟考量、當地的政治環境以及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定位。正視這些困境有助於尋求有效的策略，應對挑戰，解除顧慮，使華商組織這一重要的民間資源成為真正的參與者，從而利用其歷史資本和社會資本，協助消除各國間的壁壘，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前行。

三、華商組織跨界性的移動與定位:“一帶一路”機遇下的挑戰

“一帶一路”提出後受到了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尤其是華商和華商組織，他們在這一倡議中看到了更多的商機。另一方面，隨之而來的問題和挑戰也是他們所必須面對的。在居住國方面，華商和華商組織必須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家關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認同。例如，當菲律賓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鬧得沸沸揚揚時，菲律賓華人都非常謹慎，菲華媒體極少觸碰這一話題。菲律賓華人也希望通過華社的力量來協調、發展兩國的關系，擺脫中菲關系的困局。在菲律賓新一屆政府上臺後，菲律賓菲華聯誼總會理事長楊思育就指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需要兩國友好的外部環境作支撐。兩國關系緊張也會影響在菲華人的發展。為此，他與華社都積極建言新總統上任後的出訪首站應選擇中國，推進兩國關系發展，與中國政府展開雙邊對話談判。

即使國與國之間沒有存在明顯的矛盾與沖突，不同國家內部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會帶來影響。例如，馬來西亞內部長期存在著馬來族群與華印族群之間的民族問題，所以“一帶一路”倡議要在馬來西亞成功推行，面臨的不僅是華人族群，還有馬來人族群的關註和困惑。馬來西亞前交通部長、大馬中國絲路商會會長丹斯裏翁詩傑就提醒，“華人社會目前只占大馬人口的23%左右，另外有超過70%的馬來人，我們必須要真正的放眼在多數民族的身上……希望往後越來越多登陸大馬的中資企業，能夠走進馬來社群，讓馬來社會能夠體會到他們也能從‘一帶一路’倡議中受惠”。

海外華商和華商組織可以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提供重要的助力，但沿線60多個國家的政治和族群關系狀況各不相同，中國在借助華人華僑這一角色時，需要因國而異、謹慎處理。就東南亞國家而言，由於發展進程、組織結構、國情各不相同，華商組織必然存在差異性。在過去數十年裏，新加坡華商組織在推動和鞏固區域網絡，以及發展本地經濟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並得到了國家的強力支持。但並非每個國家的華商組織的地位都是如此，也不是各國華商都得到了官方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例如，近年來印尼華人社會與中國的關系日益密切。僅2011年就有138個大陸代表團訪問印尼，平均每3天1個。這些代表團經常繞過當地政府，直接尋找華人企業或華人社團。印尼一些學者認為，這種現象難免會引起當地政府的一些憂慮。印尼的前外交官李克沃甚至強調，印尼華商不應該更多參與中國的建設發展，而應該首先投身於印尼國內經濟建設。可見，雖然印尼華人大多數已經歸化為印尼籍，但他們的忠誠和認同問題仍然是敏感話題。印尼政府雖然已經消除了歧視性的政策，但主流社會對中國、華人以及中華文化仍有不同程度的顧慮和猜疑。

如上所述，在處理與各國華商和華商組織的關系時，相關機構有必要充分認識到東南亞華商組織是當地的有機組成部分。土生和歸化的東南亞華人，自認、也被認為是當地人，已經不再是“僑胞”身份。當地政府希望它們所有的國民，是為了本國利益而參與“一帶一路”的活動，他們所進行的一切應促進本國與中國關系的發展。所在國的經濟利益和自身的商業權益是華商和華商組織關註的前提和重心。因此，須在尊重東南亞各國內部政治現狀和具體國情，不幹涉各國內政的前提下，推動經濟合作，並且讓各國都能從中受益，才能達到雙贏的局面。溝通與協商基礎上的合作是跨界治理理念和實踐的精髓。

結語

當今世界是一個“流動的世界”，亞洲地區內部通過貿易、文化交流和移民而建立起來的廣泛聯系可以追溯到西方殖民者東來之前的數世紀。同樣，基於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而提出的“一帶一路”，其最重要的一段是以亞洲內部各個國家為節點而連接起來的。它重現了古代亞洲內部貿易、文化、移民之間的流動景象，並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含義。今天的亞洲，彼此之間的聯系與交流日益擴大和深化，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貿易和移民趨勢也在快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策略與發展必然牽動著其他國家的利益與前途。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既有優勢和希望，又面臨著挑戰。一方面，中國已經具備實力帶領亞洲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另一方面，亞洲內部各國的權力制衡、利益關系、大國外交、歷史問題等又會影響“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因此，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時必須有新的合作模式。“亞洲跨界治理”框架下的多方協調、互惠互利、共謀發展或可作為模式之一。

在這種新的合作模式中，單靠政府力量自上而下進行推動是不夠的，多方力量的參與和協助是題中應有之義。如上所述，以新加坡華商組織為例它們的發展進程凸顯了其在跨國商業網絡制度化中的活力和關鍵性，在收集商業信息、保護商業信用、組織相關貿易活動、集體交涉能力及減少交易成本等方面，這種制度化組織在亞洲商業網絡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華商組織在長期的跨國商業活動中所建立和逐漸完善的機制充分發揮了其跨國功能，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它們又通過世界華商大會和世界華商網絡等機制，推動了海外華商的全球化。與此同時，華商組織的會員，本身就是企業或企業的老板，所以它們是東南亞企業的最佳代言人。華商組織所具有的歷史資源和自身優勢，使它們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戰略在東南亞各國實際推行過程中較合適的對接組織之一。這些華商組織能夠借助原有的影響力和資源，讓華社和民眾更加了解“一帶一路”戰略的具體實效，並將他們的訴求反饋給政府部門，協助政府調整政策和策略。它們所具備的跨界特性、跨國機制和商業網絡，有助於消除國與國之間的壁壘，借用網絡的跨國性打破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界限，推動合作的順利推行。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跨界亞洲”的概念或可提供一種理解海外華人與“一帶一路”關系的新路徑。它以歷史性、網絡、移民、跨國場域下社會與國家的互動等為主要著眼點，注重它們在制度上、文化上和空間上的相互聯系。如何尋求網絡與國家的共生，以及在地方－全球化背景下網絡與社會、市場的互動作用，這不僅關系到某一特定區域的安全與發展，也關系到廣泛的亞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平衡。這些都是中國和東南亞在推動或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善用華商組織和華商網絡的力量時所必須思考的。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一直在迅速地發展，中國是東南亞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盡管國際上對中國的崛起有不同的解讀與反應，但東南亞當地人士大多認為，機遇大於挑戰。“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之一是加強亞洲內部各國的經濟合作，推動經濟發展的一體化，讓亞洲各國都能從中受惠。然而，任何計劃在實際推行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戰與困難。“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對東南亞各國所造成的影響和產生的變化是非均衡性的不同組織、不同國家會出現不同的反應。這種差異源自組織本身的特征差異也受各國政治差異的影響。各國政府在展開跨國合作時必定會受到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政府政策和計劃要準確地傳達到民間和企業，需要良好的溝通橋梁。東南亞華商組織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溝通、協調機制，並在東南亞區域乃至全球華商網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他們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發展中重要的元素。當然，華商組織、當地政府和中國政府三者的關系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互動模式。三者在合作中也須正視各國的差異，了解當地民間社會和商業團體的顧慮和利益需求，這樣才能有效地消除阻礙，在“跨界治理”的新框架下促進歷史資源和社會資本緊密地結合。2016年12月27日 / 來源:《南洋問題研究》201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