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華商勢力的逐漸壯大及彼此之間建立合作的需要若幹規模不一的商會組織應運而生。這些商會組織主要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以一些跨行業商會（如中華總商會、工商聯合總會等）為代表的組織，著重面對跨國市場和區域市場，他們的活動不只局限於新加坡本地還包括中國、東南亞乃至全球;第二類是以一些特定行業的商會為代表（如建築商公會、當商公會等），其以本地市場為主，處理的是相關行業在當地的事務。本文著重討論的是具有跨界功能的第一類商會組織。

在第一類組織中，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東南亞最重要的商會組織之一。時至今日，總商會已發展成新加坡最大的商會組織，涵蓋了各籍貫、各行業。從其成立伊始，就逐漸成為促進民間交流的商業組織、華人社團與政府聯系的重要橋梁，而且跨行業、跨籍貫、跨國界成為它的明顯特征。總商會是國家與社會之間聯系的主要渠道，作為華人社會的代表，向政府反映要求，政府也通過總商會來傳遞政策和一些規定。與此同時，總商會也建立了一套系統化的機制包括通信、商業資訊出版、商業展覽和互訪。這套機制為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商業發展提供了3個重要功能，即作為個人和體制信用的監護者及社會監管機構;提供集體交涉能力，影響相關商業政策;促進經濟發展和華人社會的團結。

總商會的成員來自各個行業，所從事的商業活動範圍包括新加坡、中國、東南亞以及區域外的國家。因此，總商會成立之後，其所逐漸建立的機制就具有跨國功能，其早期與中國的關系尤為密切，又是中國政府認可的當地華人最高領導機構。如，總商會的首任總理吳壽珍是當時清政府所承認的新加坡僑領之一。商會領導人中，蔡子庸在暹羅（泰國）擁有4個規模龐大的碾米廠，也是和豐銀行的合夥人，1908年在新加坡的企業營業額就達600萬新元;陳嘉庚所經營的農工商各企業遍及東南亞各地，胡文虎的萬金油事業也分布在東南亞和中國各城市。由於組織特性和領導人的商業背景，總商會從成立伊始就具有跨界特性和相關的機制支撐（如對外聯絡的部門），成為協助商家溝通新加坡與東南亞其他國家以及中國的橋梁。總商會是新加坡本地、亞洲區域乃至全球商業網絡的維系者與協調者。其所建立的機制促進了不同網絡層次的形成和發展，它們表現為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組織與組織、機構與商家之間的相互交流。

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又帶動其會員和商家，發起成立了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1978年，舊工商聯合總會正式成立。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與其他的一些行業公會同總商會一樣發揮著類似的作用，即成為華商、華人社會和政府間溝通的平臺，它們同樣也經歷了一個制度化的進程。雖然它們的影響力可能沒有總商會那麼大，但它們仍是亞洲華商網絡制度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且，重組後的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的跨界與全球化特征比總商會更為明顯。

今天，新加坡乃至區域、全球的商業環境都發生了重要變化，新加坡華商組織為此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一些新型的商業網絡隨之產生。它更多的是依托於科技，不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聯結，而是覆蓋世界各地。地處全球經濟、文化交流有利位置的新加坡，是這一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新加坡華商組織的一個重要舉措是聯系世界各地的華商組織。世界華商大會每兩年舉行1次，旨在為全球華商和工商界提供經濟合作、促進相互了解的論壇。世界華商大會的發起者和首創主辦者就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首次大會在1991年舉辦。為了確保大會的延續性，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香港中華總商會、泰國中華總商會組成召集人組織，大會秘書處由3個召集人組織輪流擔任，每6年一輪，旨在處理華商大會休會期間關於大會的一切事宜。迄今為止，世界華商大會已經舉辦了13屆，在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分別舉行。總商會通過世界華商大會這個國際性商業平臺，把本地華商與世界各地的商會和華商緊密地聯系起來，一是幫助更多本地企業到海外發展，二是鼓勵外國商家和本地商家攜手合作，以新加坡為基地，拓展第三方市場。

由上可見，在新加坡本地或亞洲區域的發展進程中，新加坡華商組織不僅是重要參與者，而且也是組織者、策劃者。它們建立和逐漸完善的跨界機制使其更能與時俱進，適應今天全球化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新加坡華商組織所處的主客觀環境，也使它們向周邊、區域乃至全球發展的理念更強。作為城市國家，新加坡沒有自己的腹地和自然資源，國內市場有限，經濟發展主要仰賴轉口貿易或旅遊業等服務性行業。因此，華商必須走出新加坡，放眼區域乃至全球。在這方面，新加坡政府也積極鼓勵和支持企業“走出去”，並成立了一些機構提供幫助。例如，創立於2007年的“通商中國”就希望匯集政界、商界和民間的力量，加強新加坡與中國的聯系。另一個機構國際企業發展局（I．E．Singapore）推出“國際夥伴計劃”（iPartnersProgramme），撥款支援商家“走出去”開拓業務。新加坡最大的國有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的投資涵蓋了本國、亞洲國家和亞洲以外國家三大部分。

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華商和華商組織在其歷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華社擅長利用這些網絡來拓展自己的業務。因此，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符合了新加坡華商和華商組織的現實需求，它們亦把握機會參與其中，在協助推動這一倡議的同時，也為自己獲取更多的利益。雖然每個華商組織的成立時間、組織構成有所不同，參與的程度和模式亦有所差異，但它們根據自身的優勢，在“一帶一路”的發展中試圖找到各自的契合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新加坡華商組織和領袖就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同時通過具體行動開始參與其中。

二、跨界華商組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回應和參與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一些新加坡華商組織就在媒體上表示支持。例如，2015年11月習近平訪問新加坡之前，一些華商組織的領導人就發表了對新中兩國合作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看法。除了輿論支持之外，新加坡華商組織還付諸行動。2015年10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代表團前往北京、天津，與中國政企高層、商貿組織（如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探討“一帶一路”帶來的商機。2015年3月新加坡《聯合早報》與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聯合推出的“一帶一路”專網正式上線。專網是聯合早報網的特別欄目，以推動新加坡企業深入了解“一帶一路”，並為全球華文讀者觀察“一帶一路”提供新加坡和東南亞的視角。2015年11月6日，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與中國銀行簽署了“一帶一路”全球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中國銀行將在隨後的3年內為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的企業會員提供不少於300億人民幣的意向授信，協助該會的企業會員擴展在中國及區域市場的業務。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與中國銀行也將定期舉辦論壇、商務交流會、商務考察等促進新中兩國經貿往來的活動。

華商組織不同的組織結構及其領導人和成員的商業背景差異，可能會影響到其對“一帶一路”的反應和參與度有所不同。同時，不同的發展歷程及所形成的運作模式，也使得這些華商組織在參與“一帶一路”過程中的模式和活動類型有所不同。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在2002年重組後，組織結構更契合當代商業發展的跨國、跨區域性的要求。例如，總會下屬的業務組和委員會就包括全球商業論壇、可持續發展事業群、中小型企業委員會、青年商業領袖聯盟。秘書處下屬的一個小組負責全球業務與聯系。他們自身的定位之一就是作為新加坡企業的代表，協助企業建立雙邊、區域和多邊的關系。此外，該會雖然還具有明顯的華商組織的特性，但其理事成員的組成已不局限於華人企業家，而具有明顯的跨族群和跨國家的性質。工商聯合總會現任會長是著名華商張松聲，理事除了新加坡華商之外，還有來自英國、尼日利亞、印度等國的商人。這一構成顯示工商聯合總會業務遍及世界，總會所需處理的事項和面對的對象也自然更為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