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盛夏，我去高雄演講。一樹一樹阿勃拉的艷黃花串如同中了點金術，令城市燦碧生輝。

講完了，我再南下，去看我遠居在屏東的雙親。母親八十、父親九十一，照中國人的說法是九十二。何況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七，真的是每年都活得足足的，很夠本。我對他的年齡充滿敬意。在我看來，他長壽，完全是因為他十分收斂的在用他的“生命配額”的緣故（“配額”是外貿方面的術語，指一個廠商從政府得到的營業限量）。

依照中國民間流傳的說法，一個人一生的“福祿資源”是有其定量的。你如果浪費成性，把該吃的米糧提早吃完，司掌生死簿的那一位，也就只好開除你的“人籍”了。

我的父親不然，他喝酒，以一小杯為度。他吃飯，食不厭粗。一件草綠色的軍背心，他可以穿到破了補，補了又加補的程度。“治裝費”對他來說是個離奇不可思議的字眼。事實上他離開軍旅生涯已經四十年了，那些衣服仍穿不完的穿著，真穿成爛布的時候，他又央求媽媽扯成抹布來用。

我算是個有環保概念的人，但和父親一比，就十分慚愧。我的概念全是“學而知之”，是思考以後的道德決定。我其實喜歡冷氣，喜歡發光的進口石材鋪成的地面，喜歡華貴的地毯和獸皮，喜歡紅艷的葡萄酒盛在高腳水晶杯裏……我之選擇簡樸是因為逃避，逃避不該有的墮落與奢華。但父親，出生於農家的父親，他天生就環保，他是“生而知之”的環保人士。

回到家裏，曬衣繩上到處都有父親三四十年來手制的衣架。衣架制法簡單，找根一二公分寬的竹條，裁做三四十公分長的竹段，中間打一個小洞，穿過鐵絲，鐵絲扭作“Ｓ”形，就可以掛衣服了。

　父親的藏書也離奇，他不買精裝書，只買平裝書。他認為國人的精裝書多半是“假精裝”，只是把硬紙黏貼在書外面而已（後來，有出版界的朋友告訴我，的確如此）。勤看書的人只消一個禮拜就可以讓它皮肉分家。父親的書，他真看（不像我，我早年見書就買，買了就亂堆，至於看不看，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他保護書的方法是把書一買來就加道裝訂手續。他用線裝書的方法，每本書都鉆四五個孔，再用細線縫過。他的辦法也的確有用，三十年後，竟沒有一本書脫線掉頁的。

我偷了父親一本《唐詩三百首》，放在我自己的書架上。其實這本書我已經有好幾個不同的版本了，何必又去偷父親的？只因那本書父親買了五十年，他用一張牛皮紙包好，我打開來一看，原來那是一個拆開的大信封的反面，大信封的正面看得出來寫的是在南京的地址，那時候，父親是聯勤總部的一個副處長。老一輩的人惜物至此，令我覺得那張黃舊的包書紙比書裏的三百首詩還有意思。

夏天，父親另有一項勞己利人的活動。他拿六七只大鋁壺接滿水，放在院子裏曬。到下午，等小孩放學以後，那便是我家獨制的“太陽水”，可以用來洗澡。至於那些大壺也不是花錢另買的，而是歷年囤積的破壺。那年代沒有不銹鋼壺，只有鋁壺，南部水硬，壺底常結堿，壺的損壞率很高。壺漏了，粘補一下，煮水不行，曬水倒可以。可惜父親三年前跌了一跤，太陽水就沒人負責制造了，我多麼懷念那溫暖如血液般的太陽水，如果有人告訴我洗了太陽水包治百病，我也是相信的啊！

父親年輕時念師範，以後從軍，軍校六期畢業，也曾短期赴美，退役的時候是步兵學校副校長，官階是陸軍少將，總算也是個人物了。但他真正令我佩服的全然不是那些頭銜，而是他和物質之間那種簡單素樸的疼惜珍重。

我把他的高統馬靴偷帶回台北。馬靴，是父親五十年前騎馬時用的。那馬靴早已經僵硬脆裂，不堪穿用了。但我要留著它，我要學會珍惜父親的珍惜。

——原載1995年7月24日《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