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過這樣的夢：我和童年的自己並存，我在畫面外觀察畫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觀察她的一舉一動，她的一顰一笑；她或者聰慧，或者愚蠢可笑。當童年的我開始犯錯誤時，我在畫面外干著急，想提醒她，糾正她，作為一個過來人，告訴她那樣會招致傷害，而我卻無法和她溝通，干涉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這個小說集里，我和書中主人公穗子的關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夢中的關系。看著故事中的穗子執迷不悟地去戀愛，現實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場不妙，但愛莫能助。看著童年的穗子拋棄老外公，和“拖鞋大隊”的女孩們一塊兒背叛耿荻，傷害小顧，面對人心向惡的社會和時代，她和她年幼的夥伴們以惡報惡，以惡報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觀。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當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並不都是穗子的經歷，而是她對那個時代的印象，包括道聽途說的故事給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角，都真實存在過，但他們的浪漫故事，卻是在保姆們、主婦們的閑言碎語中完整起來的。我寫這兩個人物時，只有對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對他傳奇背景的記憶。根據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這個愛情故事的邏輯，把當年人們猥褻娛樂式的閑話，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學家都不能對歷史有絕對發言權；他們呈現給我們的歷史，其實是他們版本的歷史。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和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所記述的中國歷史，感覺就不同了。再看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你對同樣的歷史又重新認識了一回。史學家尚且如此，更何況文學家。對於《史記》，從我個人立場，我更取它的文學價值。

我喜歡讀人物傳記，有些自傳性的作品對我影響頗大，像《榮格傳》、《弗洛伊德傳》、伊薩貝爾·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們的個人成長經歷，每一步都折射出國家、民族、科學的行進軌跡。正是他們的個人命運把我和他們國家的命運聯系起來，使我對那些遙遠的國度有了切膚的感覺。所以，個人的歷史從來都不純粹是個人的，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從來都屬於個人。

應該說這小說是最接近我個人經歷的小說。但我拒絕對它的史實性、真實性負責。小說家只需對他（她）作品的文學價值負責。正如世界萬般景色，給攝影家一半機會，給畫家另一半機會。攝影家無奈之處，是畫家得意之時，反過來也一樣。從林布蘭走向馬奈，莫奈，凡·高，是必然，人越來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靈深處的世界和歷史當真了。我只想說，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難免攙有比重不同的虛構，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觀我毫不在乎，我忠實於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