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戲劇” （intercultural theatre）是一個還比較新的概念，它和較早在西方流行的多元文化戲劇（multicultural theatre）既有關聯又很不相同。多元文化戲劇首先是一個美國現象，指的是美國這個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國家中各種族藝術家各自創作演出的關於自己文化的戲劇，例如黑人戲劇、亞洲戲劇（又可分為華人戲劇、日本戲劇、菲律賓戲劇等）、印第安人戲劇等等，舞臺上這些孤立主義的多元文化戲劇彼此極少“串門”，更不讓白人來“搶戲”。這類戲劇的產生有其歷史背景。1960年代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主導的民權運動在美國掀起熱潮，理論上他們提出要拋棄美國朝野一向認同的的多民族文化大熔爐的說法，主張代之以色拉盆的比喻，因為色拉盆里的不同成分仍然保持自己的特色，並不需要在高溫下融為一體。從那時候起，刻意排除了其它族裔形象、專門彰顯本族裔文化特色的多元文化戲劇就熱鬧起來，還逐漸從美國發展到了其它西方國家。這類戲劇對於提升歷來受壓制的非西方各種文化的地位，以及向西方人展示多元文化方面固然有其歷史功績，但互不相容的多元文化其實也並不能反映真實的當今世界。無論人們如何強調多元文化的特色，處於同一社會乃至同一地球之上的人與人之間還是由不少共同接受的東西連接起來的，諸如大家必須遵守的法律規則，由科技決定的生活習慣（例如交通和通訊），甚至還有宗教——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就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而基督教本來還是由白人奴隸主強加於黑奴的。應該說，這些把不同種族和文化扭到一起來的東西多半都是近幾百年來的西方霸權的產物。孤立主義的多元文化戲劇只能在表面上做到在舞臺上拒絕出現白人的形象，絕不可能真正清除白人的影響，在當今世界上，東西方文化的沖突是避也避不開的。跨文化戲劇就直面不同種族文化的沖突和交流這個問題，讓不同文化的觀念和人物在舞臺上展開碰撞和交鋒。它既不同於由白人獨占舞臺的大部分傳統的西方戲劇，也不同於排斥文化他者只顧各自一個種族的多元文化戲劇，而要真實地反映當今世界的面貌，把不同種族和文化之間的遭遇作為表現的重點，因而最能夠暴露出西方人對東西方文化沖突的真實態度。

嚴格地說，跨文化戲劇作為一個學術課題從提出至今時間並不長，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西方學者關注的主要是1960年代以來一些歐美著名導演在東方藝術的影響下所作的一系列戲劇實驗，特別是耶日·格洛托夫斯基（波蘭）、尤金尼奧·巴爾巴（意大利）、彼得·布魯克（英國）、阿芮昂·姆努西肯（法國）、理查·謝克納（美國）等人的觀念及其作品。很快人們就發現跨文化戲劇也可以用來概括近一百年來自從東西方戲劇有了實際的交流以後所幫助催生的很多新戲劇形式，最主要的就是阿爾托和布萊希特這兩位老前輩的反寫實戲劇。總起來說，多數西方學者所關注的還只是形式上的跨文化戲劇，或是用東方的藝術形式來講西方的故事，如歌舞伎莎士比亞和卡塔卡里希臘悲劇；或是用西方的觀念來講東方的故事，如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和布魯克的《摩呵婆羅多》，總之是尋求一種東西方形式與內容的融合。我在1991年於意大利召開的第一次關於跨文化戲劇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率先提出，其實跨文化戲劇的歷史應該追溯到2500年前的古希臘，《波斯人》、《酒神的伴侶》和《美狄亞》等劇作代表的是遠更古老，也更為重要的一種跨文化戲劇——內容上的跨文化戲劇，直接用人物和情節來反映文化沖突。《湯姆大叔的小屋》和《西貢小姐》是這類跨文化戲劇在近代和當代的代表。從歷史上看，內容上的跨文化戲劇是第一階段的重點，形式上的跨文化戲劇是第二階段的重點。

近年來跨文化戲劇又出現了第三階段——內容和形式二者相結合的跨文化戲劇，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有尼日利亞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里·索因卡的《死亡與國王的馬夫》和華裔美國劇作家黃哲倫的百老匯得獎名劇《蝴蝶君》。這兩個戲選擇的都是有關國際政治的大題材，前者描寫在非洲的白人殖民者對當地國王葬禮儀式的“人道關懷”和橫加干預引發了激烈的文化沖突，導致了更大的人道悲劇；後者則圍繞著一個京劇男旦揭開了一樁奇特的間諜案，牽出越南戰爭以及廣義的東西方文化沖突與誤讀等一系列問題，把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形象地展現在舞臺上：西方人總愛把自己看成雄性的強者，而把東方人看成雌性的弱者，其實這只是他們強加在東方人身上的自己的想象。

這兩個戲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作者都不是歐洲裔白人，但他們的劇作都被歐美主流社會大力肯定，除了得到最高獎，還成為美國大學里用得最多的當代戲劇教材，同時也在世界各國演出。在這兩個戲里，文化沖突都導致了死亡，但兩個作品本身卻都被看成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象征。如果光看劇中展現的這兩個跨文化的故事，很可能會得出結論，和諧只是暫時的表面的，致命的沖突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看看臺下觀眾（多數是白人）的鼓掌和好評，又可能會覺得這正是理想的文化交流。臺上和臺下，究竟哪個畫面才是真實的呢？

這兩個戲的創作演出和得獎走紅都比9/11早得多，還是在多元文化主義的黃金時期1980到1990年代。如果它們是9/11以後寫出來的，結果會怎麽樣？美國有無數賽義德這樣的“政治上正確”的學者批評家，熱衷於批評埃斯庫羅斯等死去的白人男作家；但美國的藝術家在跨文化題材的創作上卻未必比前人有多少進步。作家們怕寫文化沖突會得罪所有的人——左派會批評說這麽寫歪曲了文化他者，而政府和右翼又會罵作者不愛國。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9/11以後的美國，絕沒有人敢像2500年前寫《波斯人》的埃斯庫羅斯那樣，為也在波斯灣被打敗的敵人寫一個哪怕是略表同情的戲——就是寫了也是白搭，絕不會有制作人敢來演出。法國人倒是有可能寫的，甚至會直接批評美國政府和軍隊，但肯定要遭到美國政府和輿論的抨擊，甚至被美國老百姓用“不買法國貨”的辦法來抵制。美國人最喜歡向全世界炫耀的創作自由和言論自由在9/11以後情形大變，以前被認為“政治上不正確”因而不能發表的對“非我族類”文化的公開排斥開始在主流媒體頻頻出現。針對這個危險的傾向，賽義德寫過一篇文章正確地批評道，9·11以後的美國報紙上充斥著大量排斥非西方文化的言論，一向敢說敢言的知識分子現在都噤若寒蟬，不敢批評一聲。著名學者和作家蘇珊·桑塔格勇敢地寫了篇文章，指出美國人自己也要反省一下對造成“9·11”事件的責任，馬上招來一片“不愛國”的漫罵。戲劇界的國際級大師理查·謝克納就同樣的題目寫了批評政府單極文化政策的文章，寄給《紐約時報》，卻得不到發表，只能發在他自己編的學術刊物上。他在外外百老匯用寫戲導戲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憤懣，但也不能碰現實題材，只能借個古希臘的神話故事，用曲筆做文章。

這都說明了什麽呢？如果說亨廷頓在1993年提出文明沖突論時還沒能使很多人相信的話，9/11的血和火和隨之而來的報復循環終於讓大家看清楚了。在美國人占了大多數的西方文人中間，對於非西方文化的寬容意識已經今不如昔，甚至還比不上千百年前的埃斯庫羅斯和伏爾泰。文明的融合談何容易？文明的沖突怎麽才能解決？前些年炒得沸沸揚揚的多元文化主義和“政治上正確”的言論一律掩蓋了很多白人內心深處對他者文化的懷疑，也掩蓋了潛在的文明沖突的危險。現在局面已經清楚了，普世主義的文化融合烏托邦離現實還遙遠得很，相互孤立的多元文化主義叫人只說些言不由衷的空話你好我好大家好，那還不如正視不同文化之間存在的問題，　把它們攤到臺面上來認真討論——對戲劇家來說就是把文化沖突放到舞臺上來，看看都有些什麽樣的沖突，它們會如何發展，又可以怎樣來解決，以幫助人們從中學到有益的經驗教訓。這就是跨文化戲劇對於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所能具有的意義，也是研究了西方跨文化戲劇以後下一步的必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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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p. 28-29. 引者譯，下同。

[2] Schlesinger, Arthu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 co., 1991，p.138. 該書名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正好顛復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名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The New York Times, 1997,1,21.

[4] Said, Edward. “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2001,10,22.

[5] 王滬寧：《文化擴張與文化主權：對主權觀念的挑戰》，見王緝思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9頁。

[6] 湯一介：《評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見王緝思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0頁。

[7] 同上，第251頁

[8]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57. 該書已出版的中譯本名為《東方學》，淡化了原書十分強調的政治傾向，我以為不妥。

[9] 見Marranca, Bonnie, et al eds. Interculturalism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1991, p.58. 例如，他對也用跨文化劇作來批判法國主流社會的劇作家讓·熱奈就表示肯定，但這主要還是因為熱奈支持賽義德出生地的巴勒斯坦事業。

10 W. J. T. 米切爾：“批評的良知：紀念愛德華·賽義德，”《中華讀書報》2003，11，5，p.19。

11 Said, Edward. “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2001,10,22.

12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p.20-21.

13出身於法屬非洲殖民地的作家 Aime Cesaire早就看出了《暴風雨》嚴重的殖民主義傾向，以此為藍本寫出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另一個《暴風雨》，英文劇名從The Tempest改為A Tempest，劇中的凱列班成了奮起反抗殖民主義壓迫的起義者領袖。英國劇作家Philip Osment對該劇做了更大的改動，重新取了個更為響亮的名字《這個島是我的》（This Island’s Mine），於1988年在倫敦演出。該劇把當年英國殖民者對北美原住民的壓迫和當今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反過來對英國的“侵略”對應起來，強調殖民主義至今仍是世界的危害。

14 Said, Edward. “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2001,10,22.

（上海市社聯：《當代中國：發展、安全、價值》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愛思想網站 2008-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