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兩天我去拍外景，張帆還到我家來找張翠英聊天，等我回來她剛走，我還直埋怨翠英，為甚麼不多留她一會，翠英說：‘人家來了一天了，還要趕回去煮飯呢。’”提起張帆，可能中年以上的人還有些印象，如今的影視明星，如過江之鯽，三天兩頭的換新面孔，不要說老明星，連新明星恐怕也會把馮京當馬涼了，如果提起以前的流行歌曲，大家可能還記得《香檳酒氣滿場飛》的：“香檳酒氣滿場飛，釵光鬢影晃來回，爵士樂聲響，跳亂擺才夠味……”這首歌就是張帆唱的，她由十五歲開始唱歌，今年六十六，五十一年前的事，您看誰能記得？

以前，上海有一家四姊妹咖啡館，大姐龔秋霞，二姊陳琦，三姐張帆，四妹陳娟娟，如今二姊四妹早已過世，只剩下大姐，三妹依然健在。

在長城電影公司時代，公司裏有兩位龔大姐，一位是大陸特派到港監督指導公司行政的龔大姐；一位就是龔秋霞大姐，龔秋霞大姐以前也是頂尖的大明星，一只《秋水伊人》，至今仍膾炙人口。

“望穿秋水，不見伊人的倩影，更殘漏盡，孤雁兩三聲……”這首歌是她在《古塔奇案》中唱的，當年走紅一時，如今也已是五十年前的事，我那時還是十幾歲的半大小子，如今也是一個發蒼蒼，目茫茫的“李公”，龔大姐當然也是子孫滿堂的一位老太太，您看五十年不變行嗎，“天若有情天亦老”，不用說人了。二十年前在大陸有海外關系的，全部被紅衛兵整得死去活來，所以那時真正有些親友在港台的，也不敢說，如今當然不同了，有港台關系的，個個都滿面春風，不用說別的，連豬肉白糖都可以多配給幾斤，配給是中日戰爭淪陷區的名詞（如今不叫配給，叫肉票、糖票，想起雙黃案的撕票，還真夠人膽顫心驚的）。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回“祖國”，雖然沒像洪波到了台灣，一下飛機，就捧起地下的一把黃土，邊聞邊掉眼淚說“祖國的泥土啊，可真是芬芳！”那麼肉麻，不過，也確是興奮異常的。

那時一到北京，有中旅社替我安排了住處（北京飯店），每天都有各部門的首長請宴，到甚麼地方都有中旅社的老梁陪著。在故宮裏遇見女畫家張麟玲（以前是大明星鐘情），她偷偷的問我：“翰祥，相信你是第一次回國吧？”

“是，你怎麼知道？”

鐘情說：“看陣勢就明白了，我第一次回國也是如此，現在常來常往了，也就熟不拘禮了；這話也許你現在不了解，慢慢就會明白的。”言猶在耳，自從有了一九九七的年限，港澳僑胞正式變為同胞之後，都是自家人了，又何必客氣。現在爭取的是台灣同胞回歸祖國的統一大業，當然就有了不同的待遇，台胞處處可以得到照顧，北京機場檢查站的入口處，以前只有外交人員和普通客人之分的入口處，如今又加了一個閘口：“台灣同胞入境處”。連檢查站的海關人員，也迥然不同，一邊是一本正經的嚴肅異常，一邊是笑口常開的和藹可親。

最近，因為北京的溫度都不超過零下四度，我在北京的家裏，暖氣尚未裝好，所以由香港帶來兩個日式的火水爐，本想在北京買火水（大陸叫煤油）理應沒問題吧？誰知非也，不是關系戶，走後門，還真的排隊都買不著。無奈何，祇好把海外關系擡出來，如今港澳同胞已是一家人，當然就和大陸同胞統一待遇（不知全國統一後，台胞全是自家人，是否統一待遇？就說不定了）。剛好我們組裏有位夏導演，仍拿的是台灣護照，所以叫他臨時去采買，想不到那本護身符還真靈，一拿出來不僅我們有了幹凈的熱烘烘的空氣（煤油不汙染），連櫃枱裏售貨員同志冷冰冰的臉色也熱哄哄的笑瞇瞇起來！

那時長城公司的兩位龔大姐，都有相當的權勢，所以公司的演職員們見了她們二位都懼怕三分，為了樂蒂在長城的合約期滿，而經我介紹轉投邵氏，使龔大姐們特別不滿，曾經親口告訴樂蒂：“你要註意，李某人是國特，他拉你進‘邵氏’是別有用心的。”結果樂蒂還是以合同已經簽了字，無法更改的原因，進了邵氏。其實我這位李某人還真是個“國特”──國語特約演員。

等我離開邵氏在台灣組國聯公司的時候，第二年，主席台上忽然來了兩位反共義士，一位是龔大姐秋霞，一位是龔大姐的先生導演胡心靈，胡義士在主席台上義正詞嚴的發表了不少反共的言詞，並高喊了反攻大陸的口號！所以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滄海桑田也有變，你也就只好以不變應萬變！

第二天，我叫張翠英替我請來了張帆，也請來了白虹（可愛的香格裏拉的演唱者），我印象中她們都是二十幾歲的艷星，見了面才知道歲月不饒人。

白虹白奶奶已經發胖，張帆張姥姥也已是滿面皺紋，但兩位的聲音，仍是嬌滴滴、脆滴滴，不愧是三十年代的大歌星。

和她們兩位問起陳燕燕和黃紹芬的印象，她們都說太模糊了。張帆說：“那時人家是大明星，我是個小蘿卜頭，根本很少在一起。”對陳燕燕的印象，兩位都異口同聲的讚揚，對黃紹芬則是有褒有貶。

張帆說：“翠英打電話，說明你要見見我們的原因，我去找八一廠的老攝影師薛伯青（《夜半歌聲》的攝影師），他對陳燕燕也是讚不絕口，說她待人接物溫柔可親，工作態度一絲不茍，至於對黃紹芬的評語，則是：‘這個人道德不好’，至於是何所指，他不願意說，我也不好再問，我想總不會由於‘同行是冤家’的關系吧！”

張帆解放之後，就加人了廣東人口裏的新四軍的劇宣隊了。如今仍是八一廠的演員，據說級別是師級（師級並非師奶，而是師長一級的人馬），我問她：“你那麼早參加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定沒事吧？”

她笑了笑：“沒事？才怪，我的罪名可大了！”

“甚麼罪名？”

“唱黃色歌曲呀！”

我奇怪的問她：“你唱過甚麼黃色歌曲？”

“喏？香檳酒氣滿場飛，釵光發影晃來回……。紅衛兵說你晃一次還不夠，還要來回晃，您看罪名還能輕得了！”問起白虹對陳、黃的印象，則是更模糊了，因為和他們兩位很少接觸。

有一天，在北影拍《西太後》的街道，謝添（《林家鋪子》的林老板）來看我，我問起他對陳燕燕熟不熟，他說：“熟、很熟，我們合演過《春閨疑雲》；她工作態度很好，人老實的像一只小貓，在片場裏不大說話，也很少離場。不像如今的演員，一到場就問：‘導演甚麼時候拍到我？我還有幾個鏡頭？我甚麼時候可以收工？’你看哪位導演可以答覆得了，陳燕燕不同，一進片廠，悶聲不響的坐在廠裏等拍戲。一天一個鏡頭沒拍到，也一樣的高高興興的收工，毫無怨言，明天還是第一個到化妝室。”

我問他中電三廠宿舍鬧鬼的事，他笑了笑說：“鬧鬼麼？還不是庸人自擾，解放後改成北影宿舍，甚麼事都沒鬧過嘛！都是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