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這種象征禁忌的極端形式，就是媒介文化對“純美”、“唯美”的訴求和追逐。小康召喚體制下的社會圖景，總是和一種品味、韻味的過渡想象聯系在一起。從張藝謀的《英雄》、《十面埋伏》、陳凱歌的《無極》直到今天馮小剛的《夜宴》，這種極美的烏托邦訴求，正顯得日益明顯。本來是屬於大眾文化形式的“電影”、“大片”，今天卻成為高高在上的“唯美”之神。過去的反精英主義的大眾藝術家，今天卻蛻變成了帶有更強烈的掩飾性和虛幻性的“新精英分子”。

簡單地說，這種大眾文化的象征禁忌一方面體現為不違背體制規範；一方面體現為魅力化。

也就是說，當我們面對廣告、電視劇、電影或者廣播的時候，也就是我們面對種種“象征禁忌”的時刻。在這里，“審美”變成了首當其沖的“現實象征”。與之相應，從“泛審美”到“反審美”，新興起的媒介形式則處於媒介文化的邊緣，做起了戲謔和嘲弄的勾當。

當大家無法正面敵對有著強大的文化管理體制支持的象征禁忌，“審美”就成了“犧牲品”。對於審美的惡意，蘊含著對小康場景過度想象的怒不敢言，從而妥協性地進行著“惡搞”。

惡搞，“惡”在哪里？

單純從體驗類型上看，中國的“惡搞”並不是純粹的“惡”。排泄物、性和血腥，這些國外惡搞的常見類型，在中國的“惡搞”里面還是比較少見。

中國的惡搞，如果勉強劃分一下類型，可以簡單地分成：

1．“惡意揣度”：這是短信里面經常見到的一種類型。以“惡意”來重新敘述和猜解人們的行為動機，尤其是官場與商場的行為動機，成為這類惡搞的基本模式。

我在天空寫下你的名字，卻被風兒帶走了；我在沙灘寫下你的名字，卻被浪花帶走了；於是我在大街的每個角落寫下你的名字……我靠，我被警察帶走了！

尊敬的用戶您好：您的話費余額已不足0.1元，請您在近日內：賣兒賣女賣大米，砸鍋賣鐵賣點兒血，賣房賣地賣老婆，把話費交上。謝謝合作！中國電信。

這兩則短信中，對於警察和電信，充滿了一種“不懷好意”。這種不懷好意，既不是批判也不是諷刺，而是在輕輕一笑之中“認可”了現狀。

2．“惡心施虐”：在面對很多美輪美奐的文化產品的時候，“惡搞”采用一種“惡心你”的讀法，顯示出“惡”的智慧和施虐的快感。在網上有這樣一幅著名的帖子，《關於徐志摩是土匪的研究報告》體現了這一點：

輕輕的我走了（注:高手~！不想別人發現他走掉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注:來的時候躡手躡腳，難不說是雅賊？）/我輕輕的招手（注:還有望風的同夥一並招手呼啦子上）/作別西天的雲彩（注:專門夜里幹事的，天不黑盡他不出來）/那河畔的金柳（注:注意樂，大體地點是河邊柳樹旁）/是夕陽中的新娘（注:有人辦喜事，莫不是采花賊？）……悄悄的我走了（注:高手~！知道取舍！）/正如我悄悄的來（注:全身而退）/我揮一揮衣袖（注:給兄弟們打個暗號—風緊~扯呼~）/不帶走一片雲彩（注:好習慣~！不留蛛絲馬跡~）

在對待《無極》、《夜宴》這些電影的時候，這種施虐的感覺進一步呈現出來。

惡心施虐，這是“惡搞”影響最大、也最為典型的一種形式。其基本的特點就是“借力打力”。施虐者往往都是受虐者；施虐的人往往也會按照曾經被施虐的方式進行自己的活動。因此，“惡意篡改”成為這種惡搞的常見方式。以彼之道還諸彼身，慕容復的功夫在這里變成了對主流媒介文化暴力的一種反暴力行為。

　3．“以惡重組”：這是一種無目的的搞怪行為，往往把傳統的、定型的文化形式，進行戲仿或者重組，自娛娛人，惡意成趣。在著名的“後舍男孩”那里，電腦前面隨著音樂西方明星偶像的行為，帶有一種對娛樂文化過度美飾的場景的顛復沖動。在三國系列的Flash里面，種種三國人物演繹今天的各種奇怪故事，令人捧腹。

4．“審惡懷舊”：即，不滿於先鋒藝術種種行為，有意進行惡意重復、惡意拖沓，在“審惡”中，隱含著對舊日生活的懷戀。在一則名為《正經播報》的MPEG里面，主持人抱怨今天的詩歌形式已經距離李白、屈原很遠了。主持人現場“秀”了多惡心的“梨花體”詩歌，卻在惡心的搞怪之中，透露出對日常生活語體詩歌的不滿。在這一類惡搞里面，“懷舊”是一種沖動，暗藏的是一種“小市民氣息”的文化底蘊。在這里，惡搞變成了對於審美現代性的一種“市民反駁”。

綜合上述，不難看到，中國的“惡搞”，事實上是一場奇特的“審美清算”。從正義之美的社會到美輪美奐的影視，從明星偶像的意蘊到先鋒詩歌的文體，這場清算並不徹底，但是卻極為引人注目。它並不能生產“良好文化”，卻可以“清算”良好文化里面的虛情假意。

新媒介文化與兩種意識形態

“惡搞”的出現，使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今天的大眾傳媒分裂為兩種基本的存在形態：與國家敘事緊密關聯的傳統傳媒（主流傳媒），與私人敘事緊密關聯的新傳媒。

在傳統的大眾文化研究中，很多人注意到了大眾傳媒文化對大眾的整合性和統治性。按照這樣的思路，有學者提出“大眾”已經終結死亡了！霍爾曾經比較鄉村足球活動和世界杯足球比賽之間的差異。他提出，前工業時代的足球非常無規律，既不正式，也沒有標準化的規則；在很多比賽中，有時成千上萬個參與者在未被明確標志的場地或者穿越城鎮大街進行比賽。現代足球則在全球化大眾傳媒的影響下，呈現出高度規範化和制度化的特點。它是為了“觀看”，並且保證被“看懂”的活動。而此前的鄉村足球，則主要是為了“參與”其中。正是在這樣的傳媒文化的格局中，“大眾”變成了沈默的族群，喪失了“私人性”。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才有了大眾消亡理論。

但是，新傳媒的出現卻對這種理論提出了挑戰。與主流傳媒不同，新傳媒大多是一些“私人用品”；而傳統傳媒，則往往是和多人共同使用。手機，網絡，MPEG4，CD……等等，不可能實現好幾個人共同享受的景觀。這種私密性，極大地開拓了使用者對內容的選擇權利。一部MP4中的小電影，既可以是自己壓縮的，也可能是自己拍攝的；手機里面的短信和圖片，也成為私人生活的隱秘表達；而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網絡前面，獨攬文化風景的時刻，傳統的象征禁忌與界限被悄悄打破了。在這里，“個人娛樂”成為新傳媒活動的基本動力，新傳媒的使用者與制造者的區分被混淆了。信息的私人交換與免費使用，是的新傳媒的文化傳播大致“逃離”了市場與利潤的直接捆綁，從而有可能成為對消費文化的一種反叛（盡管這種反叛有可能很快會被利潤收買）。

與之相對，傳統的大眾傳媒則是典型的消費型文化，商業利潤成為直接的支配性力量。在這種利潤主導得文化中，唯一保證消費者的消費信心指數的就是“社會的穩定感”。只有消費者具有了“穩定感”，他才不會囤積和保守，才會成為市場的有力支持。正因如此，傳統媒介對消費信心的維護，蛻變成了“現實想象”的“美”。

而目前的新傳媒則恰恰相反。面對整個世界的象征系統時，私人的審美表述不僅僅是蒼白的，而且也是無聊的。“惡”的表達，幾乎成為面對主流傳媒審美霸權的唯一選擇。在一家惡搞網站中，我看到了網站的主張這樣寫道：“工作之余，發泄你的底層欲望”（http://www.zazhiji.com/eg/）。這清楚地表明了，“工作”被看作是社會性的活動領域，而“惡搞”，則是私人的生活表達。

不妨這樣綜述，：“惡搞”的出現，一方面是中國大眾文化媒介格局分裂的結果，一方面也加深兩種媒介之間的對立和爭斗。前者立足於“消費意識形態”，後者則逐漸形成一種“娛樂意識形態”。新媒介與娛樂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也第一次通過“惡搞”這種審美清算的方式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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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惡搞”一詞，直接的來源是KOSO；意思是“可惡”。嚴格的“惡搞”，有自己的定義。即便是搞笑、幽默，對象或是取材範圍也限定在香港漫畫、日本ACG（卡通、漫畫、電玩）等，透過帶有距離感的文字、語法，創造出一種特有的幽默。後來特定的日本語匯如「蘿莉控」（Lolita Complex，戀女童癖）、「殘念」（可惜）也加入了KUSO的行列，對象也開始愈來愈廣泛，慢慢從BBS討論區擴散開來，不再限定於文字。

[2] [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第60～62頁。

[3] [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編：《麥克盧漢精萃》，何道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22頁。第433頁。

[4] [美]保羅·萊文森：《手機》，中文本，何道寬譯，第1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 [美]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等人譯，香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61頁。（愛思想網站 2008-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