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0日至27日，第四屆“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在雲南圖書館內舉行，四個展廳同時上映不同的影片。這個兩年一度的影像展，為當今中國規模最大的民間紀錄片影像展示平台。這屆影展不僅匯聚了兩年之內紀錄片作者們的最新成果，而且還特別提供“村民影像”、“社區影像”、“人類學影像”（包括東南亞）展映。鑒於許多作品都將目光放在了中國廣大的鄉村社會，影展的舉辦者特地開辦了一場“紀錄影像與鄉村社會”的討論，為期一天，參與者眾多，討論熱烈，甚至引發本屆影展討論中最為激烈的爭論，內容涉及影像的個人自由及社會責任等，在本人眼里也顯得尤為珍貴。

紀錄片老將吳文光為這次影展推出了八部影片。這八部影片的作者不是老吳，而是賈之坦（湖北）、王偉（山東）、邵玉珍（北京順義）和張煥財（陜西），每人兩部。2005年，老吳主持了由歐盟與中國民政部合作開展的《村民自治影像計劃》，因而有了十位從來沒有摸過拍攝機器的村民，來到老吳位於草場地的工作室接受簡單培訓之後，拍出了他們有關自己村子的影片。記得當年在草場地觀看邵玉珍的《我拍我的村子》（10分鐘），笑得眼淚都快掉出來了。這位五十多歲的農村婦女一點也不怵機器，端著個小DV就像抱著個老母雞，在村子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稱得上“勇猛無畏”。笑聲中，我們這些所謂“評委”，一致給了她“一等獎”。

這四位都是當年此項計劃中的拍攝者。他們新的影片被共同命名為《我的村子2006》和《我的村子2007》。老吳的工作方法是盡可能讓這些人自由發揮，拍他們自己想要拍攝的，攝下他們認為是有興趣的，而不是拿任何專業的框架來限制他們。比之2005年，這批作品還是他們親自上電腦剪輯的，這樣更加保證了留下他們認為是有意思的素材。因此，這四個人所拍出來的八部影片，與他們的個人氣質十分接近。本人抵達“雲之南”的時間晚了點，只來得及補看他們每人的那部“我的村子2007”。

賈之坦先生最為年長，大約六十歲左右，曾經做過大隊會計，這兩年還在當地帶頭辦起了“柑橘合作社”，為合作社的村民們提供柑橘生產的技術輔導。比較起來，他對於村里的事務介入最深，他的鏡頭也更多捕捉了村里公共生活的場景及內容：農村信用合作社、走過場的換屆選舉、法院到該村的流動辦公、撲救山林火災，很多情況下他表現得像是一個“記者”。出於天然的責任感也會將他帶到某個“危險”的地步：當地煤礦帶來汙水汙染，村民們踴躍簽名（比選舉積極多了）要求治理，賈之坦帶著他的DV進了鎮政府，對方追問他“是哪個單位的”，要求他“首先出示證件”，要想拍攝必“得到我的允許”。有關汙染事實上他另有一個20分鐘的短片，直接寄給了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並且得到明確批示。這件事是過了一段時間才告訴他的，然而市環保局因此而弄出的治理方案迄今沒有得到落實。關於“攝影機有沒有力量，有無效果”，賈之坦先生的看法是：“作為13億大國的一員，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但是，我覺得在我手中，確實是一件不可抵擋的力量。”

然而來自山東的王偉先生卻表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這些來自鄉村的拍攝者中最為年輕的一位，當兵復員之後，血氣方剛的他，曾為村里土地分配問題奔波努力，拍攝過短片《分地》。平時上網，聽流行音樂，對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多。這部《我的村子2007》一上來幾個空鏡頭釋放了他的孤憤情緒：寒冬中的枯枝、空中的孤鳥、大雪復蓋的田野，那是一個噤聲的世界。影片在諸多日常生活鏡頭之間，捕捉、貫穿著一個主題，那就是人們對於選舉出來的村官們的極度失望。有人大白天在家給自己的大院上鎖，以防村干部突然進入，因為他們“說打你就打你，（去年）叫他打了兩回。”片中還有一位叫做“連雙”的村民被村主任打得耳膜撕裂，他的哥哥氣得發狠要拿自己的命“豁上”：“反正活著也沒法過，叫他們踩賤死了，欺負死了”。王偉本人因為村里幾十萬不該賣的沙與村官大吵一場，在影片中也被記錄下來，長達十來分鐘。 “村子越來越危險，我想解釋為什麽危險”，王偉說。但是，他仍然否認紀錄片能夠改變現實：“假如能改變，我就不玩這個了。我也不指望能改變什麽。”除了“危險”，他使用的另一個詞“絕望”，也令人印象深刻。

王偉的激憤、悲憤出於他的正義感和公平感。從他的話中聽得出來，他不是不想承擔村里的公共責任，他也沒有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閉上眼睛，而是深感自己的無能為力以及帶來的焦慮。因此，當他說：“我拍的是我想拍的”、“我做的東西是為我自己做的”，從中聽出的意思應該是——他首先面對和承擔的是自己無能為力的處境，是那種不能夠再多做一點的悲哀，而不能僅僅聽成是“個人影像自由”的表達。當然，作為個人的王偉，也擁有與他人同樣的“個人影像”的自由和權利，並不能因為他是一個“村民”，他就不能運用影像自由地表達自己，只能是“從村民中來，回到村民中去”。因此，經常面對這樣的提問：“是否將你的影片在村子里放過嗎”，王偉感到不快。根據自己的經驗，王偉覺得將自己的影片在村里放映並非是一件明智之舉。村民們對自己身邊的影像不感興趣，那是同一份無能為力的體現，王偉與他們分享著同一種悲哀。他沒有義務一定要再度觸動人們的無力與傷痛。他說自己與村干部吵架那一場，自從剪輯過後，他本人再也沒有看過，看了不舒服為什麽要看？這種不得已的狹窄處境，需要充分體諒和尊重。

邵玉珍女士與張煥財先生沒有像王偉這樣去表達，但是也能夠想象他們的實際處境，想象他們在面對現實問題的無能為力。一個人在某個格局中的位置和關系，不會因為手上多了一個小小機器而發生根本改變，他原先是什麽人，現在還是什麽人。期待僅僅是拍攝機器可以給人帶來新的面貌、新的命運，這是一種奢望。賈之坦先生之所以走得比較遠，可以說與他從前擔任大隊會計這個公共身份有關，他對於公共敘述的脈絡早先便有一些準備，而其余人不都具有這樣的經歷和經驗。這些來自鄉村的朋友們在其所處環境所遇到的種種限制，是理解他們的影像和言詞的必要前提。盡管他們也會像個人影像作者那樣表述說“所拍的正好是自己想要拍的”，但是說到底他們並不是充分自由的，他們的影像也不是自由的。他們受其生活環境也是拍攝環境的牽制，是其他個人影像的制作者不可比擬的。起碼，他們不能一拍走之。

因此，在他們面前談論“個人影像”，或者將他們的影片直接視作“個人影像”，同樣也許是一種奢望。的確，他們在吳文光老師這里是自由的，吳老師從來不對他們指手畫腳，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吳老師正確的工作方法，便在自己的拍攝環境中擁有更多的自由，從而也使得自己的影像顯得更加獨立。吳老師期待著由“他們自己在說話”，這個願景不可能因為機器在他們手中便自動實現，而是有待這些人在自己村里現實當中，是否能夠自由自在地說話和做事，而不存在任何干擾和壓力。如果將他們視作“一個獨立的作者”（吳文光語），還可能帶來另外一個質疑：是否需要運用雙重眼光來看待這些出自鄉村朋友的影片？這些影片到底是“村民的”還是“影像的”？在類似質疑面前，一般老吳會拿出一種“反專業人士”的立場，但是僅僅依據拍攝者的“草根出身”作為評判其影像的標準，認為只要是他們拍下的，就“句句是真理”，就只能“照單全收”，而不存在討論的空間，也很難說是恰當的。

概括地說，這些來自鄉村的朋友當然可以自由地拍攝他們自己的個人影像，但是這歸根結底要看他們事實上是否是自由的。就像我如果宣稱自己的寫作從來都是直抒胸臆的，那也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當我對王偉說——“你與我擁有同樣的自由與空間，我是自由的，你也是自由的”，這是針對和回應這樣一種奢侈要求，即王偉必須將他的影像放回到他的村子里去、他的影像必需對他的村子負責；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說王偉實際上擁有與我同樣的自由，那便是委屈了這位山東漢子，他的處境比我要艱難多了。

在談論“社區影像”之前，需要先做一些其他的功課。對一些從事影像或者藝術類工作的人們來說，對於“個人自由”或者“個人獨立”這樣東西，大家耳熟能詳，並將之視為“不可侵犯”的，這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在我們共同經歷的歷史當中，曾經有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庸俗社會學”占了上風，它要求包括影像在內的所有表達，都必須響應和服從來自“社會”要求，必須承擔某種“社會功能”。人們後來花了不少力氣，才逐漸清除了這種東西。我自己也正是在爭取藝術創作自由的氛圍中成長的，並從中獲得看待這個世界相對獨立的眼光。

但是我得承認，人們清算和拋棄這種違背藝術規律的做法時，當年只會想到“獨立、自主的個人”，而沒有想到“獨立、自主的社會”這樣一個命題，我們的知識範圍並沒有達到能夠準確地區分“國家”與“社會”這兩者，不知道原來在我們的環境中，與“個人”一樣，我們的“社會”也是處於國家高度控制下，缺乏應有的活力和自主性。因此，來自“社會”的訴求，並非僅僅是一個令人壓抑的要求，而同樣是一個自主性和解放的訴求，是打開一些新的空間而非關閉它們。因此才有了這幾年“重建社會”的提法，也有了所謂“公民社會”的要求。而恰恰是這些，對於一些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們來說，是比較陌生的。但其實，它與“自主性個人”處於同一個層水平面之上，凡是適合“自主性個人”的道理和邏輯，也必定適合“自主性社會”。換句話說，凡是主張“自主性個人”的人們，便不應該與“自主性社會”的訴求發生沖突，不應該將來自“社會”的所有要求，都視為外在的和強加性質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