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所的北邊，有一帶小高坡，那上面種的或是松樹，或是柏樹。它們在雨天里，就象同在夜霧里一樣，是那麽朦朧而且又那麽寧靜！好象飛在枝間的鳥雀羽翼的音響我都能夠聽到。

但我真的聽得到的，卻還是我自己腳步的聲音，間或從人家墻頭的樹葉落到雨傘上的大水點特別地響著。

那天，我走在道上，我看著傘翅上不住地滴水。

“魯迅是死了嗎？”

於是心跳了起來，不能把“死”和魯迅先生這樣的字樣相連接，所以左右反復著的是那個飯館里下女的金牙齒，那些吃早餐的人的眼鏡，雨傘，他們好象小型木凳似的雨鞋；最後我還想起了那張貼在廚房邊的大畫，一個女人，抱著一個舉著小旗的很胖的孩子，小旗上面就寫著：“富國強兵”；所以以後，一想到魯迅的死，就想到那個很胖的孩子。

我已經打開了房東的格子門，可是我無論如何也走不進來，我氣惱著：我怎麽忽然變大了？

女房東正在瓦斯爐旁斬斷一根蘿卜，她抓住了她白色的圍裙開始好象鴿子似的在笑：“傘……傘……”

原來我好象要撐著傘走上樓去。

她的肥胖的腳掌和男人一樣，並且那金牙齒也和那飯館里下女的金牙齒一樣。日本女人多半鑲了金牙齒。

我看到有一張報紙上的標題是魯迅的“偲”。這個偲字，我翻了字典，在我們中國的字典上沒有這個字。而文章上的句子里，“逝世，逝世”這字樣有過好幾個，到底是誰逝世了呢？因為是日文報紙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個飯館里在什麽報的文藝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損失”或“殞星”之類。這回，我難過了，我的飯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樓，那空虛的心臟，象鈴子似的鬧著，而前房里的老太婆在打掃著窗欞和席子的劈啪聲，好象在打著我的衣裳那麽使我感到沈重。在我看來，雖是早晨，窗外的太陽好象正午一樣大了。

我趕快乘了電車，去看××。我在東京的時候，朋友和熟人，只有她。車子向著東中野市郊開去，車上本不擁擠，但我是站著。“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魯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樹和人家，它們卻是那麽平安、溫暖和愉快！我的臉幾乎是貼在玻璃上，為的是躲避車上的煩擾，但又誰知道，那從玻璃吸收來的車輪聲和機械聲，會疑心這車子是從山崖上滾下來了。

××在走廊邊上，刷著一雙鞋子，她的扁桃腺炎還沒有全好，看見了我，頸子有些不會轉彎地向我說：

“啊！你來得這樣早！”

我把我來的事情告訴她，她說她不相信。因為這事情我也不願意它是真的，於是找了一張報紙來讀。

“這些日子病得連報也不訂，也不看了。”她一邊翻那在長桌上的報紙，一邊用手在摸撫著頸間的藥布。

而後，她查了查日文字典，她說那個“偲”字是個印象的意思，是面影意思。她說一定有人到上海訪問了魯迅回來寫的。

我問她：“那麽為什麽有逝世在文章中呢？”我又想起來了，好象那文章上又說：魯迅的房子有槍彈穿進來，而安靜的魯迅，竟坐在搖椅上搖著。或者魯迅是被槍打死的？日本水兵被殺事件，在電影上都看到了，北四川路又是戒嚴，又是搬家。魯迅先生又是住的北四川路。

但她給我的解釋，在阿Q心理上非常圓滿，她說：“逝世”是從魯迅的口中談到別人的“逝世”，“槍彈”是魯迅談到一二八時的槍彈，至於“坐在搖椅上”，她說談過去的事情，自然不用驚慌，安靜地搖在搖椅上又有什麽希奇。

出來送我走的時候，她還說：

“你這個人啊！不要神經質了！最近在《作家》上、《中流》上他都寫了文章，他的身體可見是在復原期中……”

她說我好象慌張得有點傻，但是我願意聽。於是在阿Q心理上我回來了。

我知道魯迅先生是死了，那是二十二日，正是靖國神社開廟會的時節。我還未起來的時候，那天天空開裂的爆竹，發著白煙，一個跟著一個在升起來。隔壁的老太婆呼喊了幾次，她阿拉阿拉的向著那爆竹升起來的天空呼喊，她的頭發上開始束了一條紅繩。樓下，房東的孩子上樓來送我一塊撒著米粒的糕點，我說謝謝他們，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臉上接受了我怎樣的眼睛。因為才到五歲的孩子，他帶小碟下樓時，那碟沿還不時的在樓梯上磕碰著。他大概是害怕我。

靖國神社的廟會一直鬧了三天，教員們講些下女在廟會時節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學生們在滿堂大笑，好象世界上並不知道魯迅死了這回事。

有一天，一個眼睛好象金魚眼睛的人，在黑板上寫著：魯迅先生大罵徐懋庸引起了文壇一場風波……茅盾起來講和……

這字樣一直沒有擦掉。那卷發的，小小的，和中國人差不多的教員，他下課以後常常被人團聚著，談些個兩國不同的習慣和風俗。他的北京話說得很好，中國的舊文章和詩也讀過一些。他講話常常把眼睛從下往上看著：

“魯迅這個人，你覺得怎麽樣？”我很奇怪，又象很害怕，為什麽他向我說？結果曉得不是向我說。在我旁邊那個位置上的人站起來了，有的教員點名的時候問過他：“你多大歲數？”他說他三十多歲。教員說：“我看你好象五十多歲的樣子……”因為他的頭發白了一半。

他作舊詩作得很多，秋天，中秋遊日光，遊淺草，而且還加上譜調讀著。有一天他還讓我看看，我說我不懂，別的同學有的借他的詩本去抄錄。我聽過幾次，有人問他：“你沒再作詩嗎？”他答：“沒有喝酒呢？”

他聽到有人問他，他就站起來了：

“我說……先生……魯迅，這個人沒有什麽，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個罵，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黃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過來。

一個大個子，戴著四角帽子，他是“滿洲國”的留學生，聽說話的口音，還是我的同鄉。

“聽說魯迅不是反對‘滿洲國”的嗎？”那個日本教員，擡一擡肩膀，笑了一下：“嗯！”

過了幾天，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了。我們這一班中四十幾個人，去追悼魯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著，走得越輕越慢，而那鞋跟就越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

這就是我在東京看到的這些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怎樣不調配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