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文章已經說過，1928年為著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過了。接著就是1929年。於是根據著那第一次的經驗，我感覺到又是光榮的任務降落到我的頭上來。

這是一次佩花大會，進行得很順利，學校當局並沒有加以阻止，而且那個白臉的女校長在我們用絨線剪作著小花朵的時候，她還跑過來站在旁邊指導著我們。一大堆藍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時候，是佩花大會的前一夜。樓窗下的石頭道上落著那麽厚的雪。一些外國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邊的枯樹都膨脹圓了，那笨重而粗鈍的輪廓就和穿得飽滿的孩子一樣臃腫。我背著遠近的從各種顏色的窗簾透出來的燈光，而看著這些盾牌。盾牌上插著那些藍色的小花，因著密度的關系，它們一個壓著一個幾乎是連成了排。那小小的黃色的花心蹲在藍色花中央，好象小金點，又象小銅釘……

這不用說，對於我，我只盼想著明天，但有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離著，我是跳不過去的，還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覺。

這一次的佩花，我還對中國人起著不少的悲哀，他們差不多是絕對不肯佩上。有的已經為他們插在衣襟上了，他們又動手自己把它拔下來，他們一點禮節也不講究，簡直是蠻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幾乎是看不見了。結果不獨整元的，竟連一枝銅板也看不見貼在他們的手心上。這一天，我是帶著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們一小隊的其余的三個人，常常是和我脫離開。

我的手套跑丟了一只，圍巾上結著冰花，因為眼淚和鼻涕隨時地流，想用手帕來揩擦，在這樣的時候，在我是絕對顧不到的。等我的頭頂在冒著氣的時候，我們的那一小隊的人說：

“你太熱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經被汗濕透啦！”

自己也覺得，我大概象是廚房里烤在爐旁的一張抹布那麽冒氣了吧？但還覺得不夠。什麽不夠呢？那時候是不能夠分析的。現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遊行和示威的時候，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這回只是給別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沒有喊“帝國主義”的緣故。

我們這一小隊是兩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男同學是第三中學的，一個大個，一個小個。那個小個的，在我看來，他的鼻子有點發歪。另一個女同學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閃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來和鴨子似的，只是鴨子沒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時候，我又看她象一只豬。

“來呀！快點呀，好多，好多……”我幾乎要說：好多買賣讓你們給耽誤了。

等他們跑上來，我把已經打成縐折，卷成一團的一元一元的鈔票舒展開，放進用鐵做的小箱子里去。那小箱子是在那個大個的男同學的胸前。小箱子一邊接受這鈔票，一邊不安的在滾動。

“這是外國人的錢……這些完全是……是俄國人的……”往下我沒有說，“外國人，外國人多麽好哇，他們捐了錢去打他們本國為著‘正義’！”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著很高的冰錐，為著去追趕那個胖得好象行走的駝鳥似的俄國老太婆。我幾乎有幾次要滑倒，等我把錢接過來，她已經走得很遠，我還站在那里看著她帽子上插著的那棵顫抖著的大鳥毛，說不出是多麽感激和多麽佩服那黑色皮夾子因為開關而起的響聲，那臉上因著微笑而起的皺折。那藍色帶著黃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領邊上，而且還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來。對於我們那小隊的其余三個人，於是我就帶著絕頂的侮蔑的眼光回頭看著他們。他們是離得那麽遠，他們向我走來的時候，並不跑，而還是慢慢地走，他們對於國家這樣缺乏熱情，使我實在沒有理由把他們看成我的“同志”。他們稱讚著我，說我熱情，說我勇敢，說我最愛國。但我並不能夠因為這個，使我的心對他們寬容一點。

“打蘇聯，打蘇聯……”這話就是這麽簡單，在我覺得十分不夠，想要給添上一個“帝國主義”吧，但是從學聯會發下來的就沒有這一個口號。

那麽，蘇聯為什麽就應該打呢？又不是帝國主義。

這個我沒有思索過，雖然這中蘇事件的一開端我就親眼看過。

蘇聯大使館被檢查，這事情的發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並不熱，我只記住天空是很黑的，對面跑來的馬車，因為感覺上涼爽的關系，車夫台兩邊掛著的燈頭就象發現在秋天樹林子里的燈火一樣。我們這女子中學每晚在九點鐘的時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腳步必須經過大直街的東段跑到吉林街去。

我們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著的那條吉林街上。

蘇聯大使館也在吉林街上，隔著一條馬路和我們的宿舍斜對著。

這天晚上，我們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攔住了。手電燈晃在這條街上，雙輪的小卡車靠著街口停著好幾輛，行人必得經過檢查才能夠通過。我們是經過了交涉才通過的。

蘇聯大使館門前的衛兵沒有了，從門口穿來穿往的人們，手中都拿著手電燈，他們行走得非常機械，忙亂的，不留心的用手電燈四處照著，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楊樹的葉子的閃光和玻璃似的一陣一陣的出現。大使館樓頂那個圓形的里邊閃著幾個外國字母的電燈盤不見了，黑沈沈的樓頂上連紅星旗子也看不見了，也許是被拔掉了。並且所有的樓窗好象埋下地窖那麽昏黑。

關於蘇聯或者就叫俄國吧，雖然我的生地和它那麽接近，但我怎麽能夠知道呢？我不知道。那還是在我小的時候，“買羌貼”，“買羌貼”，“羌貼”是舊俄的紙幣（紙盧布）。鄰居們買它，親戚們也買它，而我的母親好象買得最多。夜里她有時候不睡覺，一聽門響，她就跑出去開門，而後就是那個老廚子咳嗽著，也許是提著用紗布做的，過年的時候掛在門前的紅燈籠，在廚房里他用什麽東西打著他鞋底上結著的冰錐。他和母親說的是什麽呢？微小得象什麽也沒有說。廚房好象並沒有人，只是那些冰錐從鞋底打落下的聲音。我能夠聽得到，有時候他就把紅燈籠也提進內房來，站在炕沿旁邊的小箱子上，母親趕快就去裝一袋煙，母親從來對於老廚子沒有這樣做過。不止裝煙，我還看見了給他燙酒，給他切了幾片臘肉放在小碟心里。老廚子一邊吃著臘肉，一邊上唇的胡子流著水珠，母親趕快在旁邊拿了一塊方手巾給他。我認識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後母親說：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紀出門就是這手不容易。”

這一句話高於方才他們所說的那一大些話。什麽“行市”拉！“漲”啦！“落”啦！應該賣啦吧！這些話我不知為什麽他們說得那麽嚴重而低小。

家里這些日子在我覺得好象鬧鬼一樣，竈王爺的香爐里整夜的燒著香。母親夜里起來，洗手洗臉，半夜她還去再燒一次。有的時候，她還小聲一個人在說著話。我問她的時候，她就說吟的是《金剛經》。而那香火的氣味滿屋子都是。並且她和父親吵架。父親罵她“受窮等不到天亮”，母親罵他“愚頑不靈”。因為買“羌貼”這件事情父親始終是不成的。父親說：

“皇黨和窮黨是俄國的事情，誰勝誰敗我們怎能夠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麽說，他和老廚子一樣：

“那窮黨啊！那是個胡子頭，馬糞蛋不進糞缸，走到哪兒不也還是個臭？”

有一夜，那老廚子回來了，並沒有打鞋底的冰錐，也沒有說話。母親和他在廚房里都象被消滅一樣，而後我以為我是聽到哭聲，趕快爬起來去看，並沒有誰在哭，是老廚房的鼻頭流著清水的緣故。他的燈籠並不放下，拖得很低，幾乎燈籠底就落在地上，好象隨時他都要走。母親和逃跑似的跑到內房來，她就把臉伏在我的小枕頭上，我的小枕頭就被母親占據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都說“窮黨”上台了。

所以這次佩花大會，我無論做得怎樣吃力，也覺得我是沒有中心思想。“蘇聯”就是“蘇聯”，它怎麽就不是“帝國主義”呢？同時在我宣傳的時候，就感到種種的困難。困難也照樣做了。比方我向著一個“苦力”狂追過去，我攔斷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給他，他不要，只是把幾個銅板托在手心上，說：“先生，這花象我們做苦力的戴不得，我們這穿著，就是戴上也不好看，還是給別人去戴吧！”

還有比這個現在想起來使我臉皮更發燒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郵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煙紙店的老板無論如何擺脫不了我的纏繞之後，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櫃台上。火柴在櫃台上花喇喇地滾到我的旁邊，我立刻替國家感到一種侮辱。並不把火柴收起來，照舊向他講演，接著又捐給我一分郵票。我雖然象一個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著，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絕對高的。火柴沒有要，郵票到底收了。

我們的女校，到後來竟公開的領導我們，把一個蘇聯的也不知道是什麽“子弟學校”給占過來，做我們的宿舍。那真闊氣，和席子紋一樣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好象商店的窗子那麽明朗。

在那時節我讀著辛克來的《屠場》，本來非常苦悶，於是對於這本小說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熱情讀下去的。在那麽明朗的玻璃窗下讀。因為起早到學校去讀，路上時常遇到戒嚴期的兵士們的審問和刺刀的閃光。結果恰恰相反，這本小說和中蘇戰爭同時啟發著我，是越啟發越壞的。

正在那時候，就是佩花大會上我們同組那個大個的，鼻子有點發歪的男同學還給我來一封信，說我勇敢，說我可欽佩，這樣的女子他從前沒有見過。而後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時候我想不出什麽理由來，現在想：他和我原來是一樣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