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朋友，全憑一個緣字。

跟應台的交往，也是起於一種緣分。

生於同一個時代，又有幸在某一個空間相遇，自然是一種緣。然而時地的緣具備了以後，如雙方有一方覺得對方面目可憎，言談無味，仍然無法成為朋友。有人說決定人間善感或惡感的是人體所含有的化學成分，另一說則是由於人體所發射的電波或磁力。我沒有能力做這種科學性的分析，所依賴的不過是一種不由己的主觀印象罷了。

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從對方的眼眸中直覺到是否是一個可能的朋友。如果對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經表示了他沒有跟你结交的意願。如果對方的眼光是諷譏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種形態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討無趣呢？要是對方的眼光一接觸到你的，就像有一襲簾幕似地刷地拉了下來，使你無法透視他眼光後面的心思，這表示他不是對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極深，這樣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對方的眼光在熱切中含有阿諛的神采，則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種可資利用的價值。當你具有的這種價值消失的時候，他還願意做你的朋友嗎？就很難說了！

應台的眼光給我的感覺卻是坦蕩親切的。她思維縝密，卻不具城府；她詞鋒犀利，並不含惡意。她對朋友有彈有讚，正是一個諍友和摯友所應具備的條件。

記得我們初次見面是在"濃來"周浩正邀請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時候浩正還正在編《新書月刊》。他說最近有一位在《新書月刊》上撰寫書評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紹我們認識。並說那位作者已經寫好了一篇評《夜遊》的文章，預備下期發表，不過發表以前礙難給我事先過目。當然我並不曾提出這種無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這樣說來堵我的嘴的。

那晚應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還有也是初次見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種慧而不黠，言談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覺得一見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編者、有專門挑眼的文評者，說起來頗有針鋒相對之勢，但事實上交談卻十分融洽、投機。

應台評《夜遊》的文章發表以後，我覺得她讀得十分仔細，評得很有章法，對文學的鑒賞力和洞察力均屬上乘。她挑眼剔刺之處，常常發作者之未見，使作者獲益匪淺。當然我們也有不盡同意之處，但那只是普通兩個個人在觀點或口味上應有的歧異，不足為怪。為了感謝她的批評，我特意約她在羅斯福路一家牛排館便餐。那晚談了些什麽，已經不記得了。因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談了些美加兩國的生活吧！

之後，她又寫了一篇評《孤絕》的書評。先投給《中國時報·人間》，遭到退稿。以為《孤絕》是聯經出版的，不能上時報的副刊，良有以也。後又寄給《聯副》，同樣遭到退稿。兩報的副刊編輯都是我的朋友，沒有理由因為原作者而退稿。應台書評的水準，有目共睹，當然也不是因為文評本身的問題。那麽問題何在呢？原來台灣副刊的原則是不登書評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場、攻訐的文字潮湧而來，編者就難以應付了。這跟西方專刊書評的報紙副刊很為不同，可見我們素缺客觀評論的習慣和訓練，才會使編者如此戒懼，以致剝奪了報紙副刊讀者讀書評、文評的權利。

那篇評《孤絕》的書評，最後還是在《新書月刊》刊出的。

雖然應台的書評越來越受到讀者的歡迎，但《新書月刊》停刊以後，立刻便發生了發表園地的問題；幸好主編《自立晚報》副刊的向陽隻眼獨具，貢獻出副刊的篇幅，才使應台的書評得以繼續與讀者見面。《當代》雜志創刊以後，應台的書評遂移到《當代》發表。

應台的大部分小說評論。後來收在爾雅出版社出版的《龍應台評小說》一書中。當時出版的時候，據說爾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隱地只是喜愛應台的評論文章，還難預知出書以後是否可銷。以後的暢銷，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

我在藝術學院客座結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劉海北約幾個朋友到龍潭去夜遊，那次也有應台。另外還有張曉風、愛亞、孫春華、林貴真和隱地。在龍潭公園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盤月亮。第二天早上，隱地還露了一手"荷葉稀飯"。玉色的米，浸入了荷葉的顏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幾分仙氣了。本來吃過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該知趣啟程的，無奈大家都賴著不肯走，好歹又賴了席幕蓉一頓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請客容易，逐客難！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眾人才萌生了體諒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這時候席幕蓉終於鬆下一口氣來，聲言再也不請這群惡客進門。不幸她很健忘，過一段時間，忘了這次的教訓，恐怕又要迎客上門了。不過她已搬離了龍潭，月下的赤足蓮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後跟應台又見過幾次面，有一次介紹她認識了主編時報"人間"的金恒煒，不意在他們兩人間竟展開了一次聲光俱備的合作——在"人間"推出了龍應台的《野火集》。

龍應台的這一把野火愈燒愈旺，社會上、人心中的一些汙穢腐敗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燒清除的對象。經過一年多猛烈的燒掠，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心是否乾凈了一些呢？這個問題得需要歷史的見證人來解答了。

龍應台以她學院的理性與邏輯訓練，加上她熱愛鄉土的赤誠，再加上率直的個性、敢言的勇氣、善言的技巧、無畏的氣魄，才能夠寫得出這種聲光並茂、振奮人心的文章。但是如沒有一個有眼光、具魄力的編者在幕後支持，再好的文章也無法與讀者見面的吧！

我於去年暑假再度來台的時候，應台已經在待產中，有些行動不便了。應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學的宿舍裏，但在和平東路還租賃了一間房。我到台北後正無處可住，應台很慷慨地把那間空著的房子讓給了我，還特意為我加裝了冷氣，實在令人感動。應台的弟弟龍醫師就住在我的樓下，對我也有百般照顧，還分用了他的電話。在那段時間中，龍醫師就成了大家的龍弟弟。好多朋友常常對我說：我請龍弟弟轉告你。我也會對朋友說：如果我不在，有什麽，就請告訴龍弟弟。

回到倫敦，在圓神出版社社長簡志忠的一通長途電話中同時獲知了兩個好消息：一個是《野火集》結集出版後意外地也是意中地暢銷，另一個是應台生了一個兒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兩打最新鮮的玫瑰花給應台，以表達-個遠方的朋友的祝賀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隱地的來信，他提議我們時常一同出遊的一夥朋友合出一本選集，其中有席慕蓉、張曉風、愛亞、楚戈、蔣勳、隱地自己，當然也有龍應台。書名是《希望有一條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詩人的小說和小說作家的詩。

今夏我又告別了對我來說越來越感到冷漠的英倫，回到了熱切渴望著的台北。圓神的簡志忠說好要來機場接我，但一下飛機赫然發現除了志忠外，還有同坐一條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過他們熱情的臂膀在歡迎我。

應台是我走出機場後最後看到的一位朋友。遠遠見她走過來，發現她又恢復了原來窈窕的身材，親切熱情如故。我說："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龍年，不但出了兩本龍書，而且生了一個龍子！"

她笑得很開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銀行的聘約，不久他們全家都要遷居瑞士。那時候距離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卻遠離了這兩三年來她為之掬心絞腦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覺到一種淒愴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