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便有人呼籲：台灣需要嚴正的文學批評！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寫一點書評。我當時就誓死不從，蓋中國人的自卑感奇重，什麽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評，一旦被批評，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評他的創作，他卻連自己也塞了進去。所以，我雖然也知道文學批評重要，卻絕對不肯提筆上陣。老鼠雖然知道給貓脖子上掛銅鈴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誰也不敢去掛。於是書評的專集雖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後，一本嚴正的文學批評，終於問世，那就是龍應台女士寫的《龍應台評小說》。她是第一位用文學的觀點，來檢查台灣小說創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無顧忌。結果，場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來好評如風，一方面也招來破口大罵。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她曾指出無名氏先生的小說："冗長羅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濫情外，一無所有。只是一個愛情公式加上昏了頭的囈語和咖啡屋裏的故作深沈。"無名氏先生的反擊可是森林式的，他發表在他老弟主編的"展望雜志"上，為自己蓋世名著聲嘶力竭地辯護後，還畫龍點睛地攻擊她性冷感。

然而，文學批評招來的反擊，比起社會批評招來的反擊，又輕得多。前者不過想象她性冷感，後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龍應台的《野火集》出版後，以《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兩家軍方報紙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說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開場白："批評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評者是懷著何種心態來從事批評。"這就有點不妙，因為殺手的"自由心證"就要出籠。李正寰先生還把台灣當作他被窩裏的私產，警告龍應台女士，如果不滿意，"為什麽待在這裏！"又認為殺江南不過小事一樁，他問龍應台女士："你可知道美國有多少總統是被人暗殺的？"龍應台女士當然不知道，因為她好像從沒有幹過這種勾當。余懷麟先生卻直截了當地指龍應台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斷言，如果龍應台到她的"祖國"去做"良民"："我敢保證，連個屁也不敢放！"打手終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們的特質，在飛帽之餘，粗野下流的舉動，忍不住爆發。

以上的場景，呈獻出的是一個古老的現象：攻擊龍應台女士的人，很少討論事實，而只一味地作情緒性的人身辱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死不認錯，第一：我根本沒錯。一旦被逼得緊啦，把證據掛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動則是：老羞成怒。

不過，到底是時代不同，人心大變。我於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禁止出國期間，有一天，龍應台女士撥電話給我，五分鐘的電話，竟中斷了四五次，她大驚問："有沒有錄音？"然後嘆息："我到現在才知道他們的利害。"其實，不準出國以及搞搞電話，不過是小動作，我可是見過大世面，碰上過大動作的。所以龍應台女士應該開心才對，雖然被鯊魚群咬得遍體鱗傷，但距大動作還有十萬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紀錄片，我還是為龍應台女士祝福，無論如何，趁著這個沒有大動作的黃金排檔，再為你的同胞多寫一點肺腑之言。這個將被鯊魚群、馬屁精、顢頇頭葬送的地區，需要你跟其他幾位有愛心的人，如孫觀漢先生、馬森先生、楊青矗先生一樣，伸手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