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同學會是在獅頭山開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錯的同學表示，他要請三桌素席。幾部賓士、富豪名牌車浩浩蕩蕩地殺上了半山的一座禪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著這群施主，說著："那麽年輕的人，又沒什麽大事，吃什麽素席！"那麽輕易地，就推掉了近萬元的收入。天氣微暗時，我們被安排吃他們日常的素齋飯，簡易的四萊一湯，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廟中沒有養豬，碗中不要剩飯。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氣地對我說："小姐，你們坐那幾桌，這一桌是特別修行的，他們吃剩菜的！"一會兒，坐下了幾位剛念完經的太大們，看他們穿戴，經濟狀況應該是十分良好，他們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飴地吃著別人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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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為了避免過分刺激，龍應台替《煙幕》一書寫的序文《弱國，你會說"不"嗎？》六三禁煙節刊登在《中國時報》上時，弱國兩個字被編輯拿掉了。《天下》雜志的殷允凡看過這篇文章後告訴我，這篇文章不太像龍應台過去的文章，後半部簡直是像我在說話。

我把這段話告訴龍應台後，我們兩人在電話中大笑起來，"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們不約而同地這樣說。那篇文章的後段；的確是我所提供一連串的數據，以及一大堆我的氣憤，但也經由這篇文章，使我對龍應台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鬥魚

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龍應台開始在時報"人間"副刊上，寫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一年半後的中國人，很多人真的生氣了。特別是環境問題從核能電廠失火、牡蠣、文蛤被汙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氣的大題目。台中大裏鄉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長期忍受三晃農藥廠排放出來的毒氣，自組了"公害防治協會"。鹿港有十萬零六千人簽名連署，拒絕杜邦化工設二氧化鈦廠。到車諾比爾核電廠發生熔爐意外，反對再興建核四廠的聲音升至最高。

當一種社會運動變得十分熱門，或是竟然成為主流時，參與者的心態與組成分子就會變得十分覆雜。

"搭便車"的人，在任何社會運動草創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後，成了氣候之後他倒也搖身一變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專業知識豐足，談環境問題只是想出出風頭，倒也罷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討論環境問題，或有些人純粹以關心或愛心為出發點，卻不願意支持專家呼籲的保護方法，甚而錯聽了非專家的理論，造成愛之反而害之的惡果。這兩類的人最容易被對立的利益團體醜化與攻擊。

同時，由於環境問題變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鳴，每一個人切身的問題時，環境問題很容易成為政治反對者，在他提出其他社會改革口號，過於空洞而引不起群眾關註時，所剩下來最大的本錢。也有些人，以階級仇恨的心理來看利益團體。當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這幾種人反對的力量可能最為猛烈，但他們反對的效果卻不一定卓越，有時他們的反對，反而造成一種反效果。

在這樣錯綜覆雜的環境中，我們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覺得自己像鬥魚，也許是好鬥成性使我們仍堅持立場，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惡如仇外，一定還有些什麽，除了做鬥魚之外，一定應該還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標。

龍年

我也嘗試看在想，什麽才是更高層次的奮鬥目標呢？我把龍應台為《煙幕》所寫的序文再拿出來看，前半部是一個六歲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開始拉吉夫已經被永備化工的氰酸毒氣毒死，他身為洗槽工人的父親，在泄氣的當時，已先拉吉夫而亡。這樣的故事與相同的感動，我曾在讀《野火集》時感受到，特別是讀到《不會"鬧事"的一代》。這篇文章刊出時，我並不在台灣，幾乎是同時，我也經歷了這篇文章一開始，引述自《紐約客》上的一個故事。

我的故事則發生在舊金山，站在漁夫碼頭附近的戲院前，掙紮著該不該進去看那部叫《龍年》的電影，看看電影的海報，中國人的形象已經有改善，不再是福滿州或陳查禮之類的妖怪，然而骨子中應該仍是一部辱華電影，腦中閃過的是昨天電視新聞，此間華人抗議的畫面，不看是敵愾同仇，看呢？回台灣後多一個吹牛話題，因為台灣勢必是會被禁演的。最後我還是決定不看。

我很慶幸我的決定，而後我看到《不會"鬧事"的一代》時，激動地流下了眼淚，有學生一次又一次花錢買票進場去抗議，在紐約抗議南非的種族歧視，一次又一次被觀眾噓，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結尾最為感人：

"觀眾的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胡子的小夥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來，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裏。"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她全身在顫抖。"

雖然龍應台在後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會基於自由自主的原則而反對這些學生強迫向別人推銷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可以做出這樣行為的人，至少先具備了關心此界，有價值判斷及充分的道德勇氣。不然他們大可拿這買票的五塊錢去溜冰或吃掉。

現在想來這一番文字用來形容龍應台也是頗為恰當，她關心世界，有價值判斷及充分的道德勇氣，否則她一定是吃撐了，她何不挾著她現有的優越條件，和和稀泥在紐約安享榮華富貴。

一九八四

我也曾經問過她寫這些文章的動機，她並沒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說，有些事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麽，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存在一天，這些東西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聲勢浩大。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抽樣調查，知識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懼，很可能都是不願意生活在如歐威爾所描寫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龍應台寫下了《歐威爾的台灣？》期盼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對事實的勇氣。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沒有刊登過的文章，顯然現實與她所期盼的理想之間，還是有距離，這個距離本質上即是一種危機。

生態學上一個故事，正可以來說明這種危機：

假設布袋蓮生長的速度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會在三十天內長滿。那麽在第什五天時，布袋蓮還只占了整個池塘的三十二分之一，對很多人來說，可以根本不覺得池塘中生長著布袋蓮，即使到了第二十九天，還有半池塘的水面，只是再過一天，就完全沒有水面，全是布袋蓮了。

極權的勢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蓮，無聲無息地在那裏滋長，如果沒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這種惡勢力鏟除，它就會像布袋蓮那樣突然之間，不聲不響滿布著整個池塘。

救贖

龍應台回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在一個飯桌上碰面，她正好坐在我的旁邊，瘦瘦地，也不大說話。沒有幾個月，就看到她以胡美麗為筆名所寫的文章，金恒煒說我可能是台北最後一個知道胡美麗就是龍應台的人。接著《野火集》在"人間"副刊開始連載，第一篇的題目叫做《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文章從一個反對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立法委員，在電視中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令龍應台覺得惡心開始。

看到了攤販占據騎樓，半夜的喧嘩吵鬧、垃圾往淡水河中倒，道路上車輛爭先恐後，塞成一團，瘦小的龍博士真的生氣了，她還大聲地問別人，為什麽不一起來生氣，大家一起爭取比較好的生活環境。

這把野火燒得的確聲勢浩大，據說《中國時報》刊出《野火集》的當天，報紙的零售可以增加數萬份，學生把文章剪下來張貼，也有人影印了分送給大家。去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就賣了十四版，到現在，發行總數已超過十萬本了。龍應台受到的支持是空前的，然而她所受到的壓力卻也相當巨大。

其實她是我看過最婉約的一位反對者，她之所以能引起廣大的共鳴，除了她文字平鋪直述，條理分明外，她關心的題材是非常非常生活層面的，與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我想更重要的是，她文章的裏面，包藏了一顆救贖的心，也只有這種"真"心，才能感動所有的人。

如果沒有關心，她大可以高高在上地繼續當她的博士、教授，她有美好的家庭，與她一般聰明傑出的丈夫，可愛活潑的兒子，高收入而安定的工作，她為什麽要來趟這趟渾水，遭受這麽多惡毒的漫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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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起在禪寺中吃著剩菜的老太太們，她們曾經令我感動，而她們的救贖行為卻是消極的，她們可能並不貪戀塵世的榮華富貴，卻無補於塵世的苦難。

慶幸的是每個時代，總有些傻子，關心世界，有判斷的能力，且有批判的道德勇氣，不願安享榮華富貴，卻願以自己做代價，謀求全體人類更多的幸福快樂。不論你同不同意這些人的價值觀，他們都值得我們最高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