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以中華民族的血脈為紐帶，認祖歸宗，無論是在大陸，或是在海外，都有一種強烈的祖國認同感；華商又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群體，他們的祖輩、父輩篳路藍縷，畢生努力，在艱苦的環境中打下了經濟基礎，新一代的青年華商或繼承衣缽，或重新創業，同樣在尋找和發現新的機遇。我們需要關註華商，尤其是要關註在海外創業的華商、新一代的青年華商。
　　
華商在海外
　　
目前，在海外有相當多華商，而且在有些國家和地區華商對當地經濟的貢獻所占的比重，遠遠高於華僑在當地人口比重，這在東南亞國家特別明顯。如印尼華僑人數只占當地人口的3%，但他們對當地經濟做出的貢獻超過50%。在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也有類似的情形。

為什麽會有這麽多海外華商？我個人認為，主要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尤其在東南沿海地區，人口的壓力更是重，受生存空間所迫不得不往海外移民。而他們在海外居住地做出這麽大的成就和貢獻，也和所處的環境有關。因為中國的歷史悠長，有輝煌的文化，高度的政治、經濟、社會組織，而且一般中國家庭都比較重視教育。由此就造成了到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相對滯後地區的華僑，比當地的土著民族在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上有明顯的優勢。他們的社會組織能力、對環境的適應能力都很強，但是，這些國家通常是在文化上同樣占有優勢的白種人的殖民地，政治上控制在白種殖民者手中，華僑難有參與余地，等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國家取得政治上的獨立，政治權利又轉移到人數占絕對多數的土著民族手中，因此，擁有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優勢的華僑就只能在商業上發展，他們一方面開發當地的市場，另一方面利用當地特殊的自然資源，在經濟上表現出來的活力特別強。這在東南亞這些原來的土著民族文化相對比較落後的地區特別“顯眼”，而在原來政治、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的歐美地區，華僑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就相對小。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這些地區的華僑，尤其是東南亞的華僑，非常像在歐洲、在美洲的猶太人。

華僑不管在海外什麽地方，有多大的影響，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祖國的認同。這個群體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而儒家文化特別重視家的觀念，這個家不僅是父母的家，還要慎終追遠，和祖籍地和祖國聯系在一起。當年孫中山領導革命的時候，在海外得到很多華僑的幫助，所以他說“華僑是革命之母”。還有一個例子，我們從1979年改革開放直到1990年代中，吸引外資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海外華商的資本。國外經濟學界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所以能夠成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有許多認同祖國的海外華僑資本的支持。其實，這個看法不完全對，因為1992年之前外商在中國的投資，占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從來不到5%。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從1979年到1992年，中國經濟已經取得年均9%的增長率，不能說外商直接投資沒有貢獻。
　　

華商的挑戰和機遇
　　
華商在海外的發展也面臨一定挑戰。一是華商表現突出的東南亞地區，常有排華運動。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國家從殖民者手中獲得政治獨立，這些新獨立國家的政府為了保護當地土著的利益，經濟上對華商做了很多限制，比如說有些行業就規定只能由原住民來經營等。這種政治上的限制，短期之內是不容易取消掉的。二是隨著現代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當地土著人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斷改善和提高。因此，華商所依賴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優勢也在不斷減少。再加上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國界越來越模糊，將來面臨的國際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當然，華商在21世紀也有許多新的機遇。而這些機遇跟中華民族的覆興是聯系在一起的。首先，盡管有很多困難要克服，中國只要保持政治穩定，堅持改革開放，中國很有可能再維持二三十年8%-10%的高速增長，到2030年很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如果這個遠景能夠實現，中國的經濟發展給華商帶來的機遇會比給任何其他外商帶來的機遇更多。固然中國現在已經加入了WTO，對所有外商在投資經營方面都是給予國民待遇，但是這種國民待遇是法律層面的。要在任何一個國家經營，很大程度上還要知道當地文化和當地社會，與當地人交往，在這些方面華商有很大的優勢。儒家文化的特點是，所有的文化傳承是以家為單位的，盡管這些華商長期生活於海外，但是他們在家庭裏面所受的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像東南亞這些地區，華商的社區其實還是華人的社區。中國有一句話叫做“禮失而求諸野”，當然這個禮儀本身是一種形式，不重要，但是禮儀背後的文化精神是重要的，海外華商和祖國內地的華商有共同的文化背景。這也是為什麽在我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有相當大的比重是來自於海外華商，尤其是在早期的時候。歐美人要是沒有“法”，就不知道怎麽打交道了。1990年代初我在海外參加各種會議，經常有《財富》500強企業的老總和我坐在一起，這些老總了解，如果中國繼續以這麽快的速度發展，十年二十年以後他們的公司還是不是500強的企業，關鍵看他們能不能在中國市場上占有一定的份額。但是，由於中國的法制不健全，那些老總對到中國來投資感到非常猶豫。中國人講“情理法”，情理比法更重要，海外華商習慣於這種文化傳統，所以，在法制不完善的情況下，能夠捷足先登，比其他外商更早到中國來投資，利用中國勞動力多、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作為出口基地，或是開擴中國的國內市場。

雖然我們現在加入了WTO，法制環境是改善了，但是中國還有一句古話“徒法不足以自行”，法還是需要人解釋和執行的。所以，在情、理與法方面，外國人對情和理方面不太會處理，而海外華商在大陸內地可以如魚得水。中華民族的覆興對世界各國的企業都會帶來發展的機遇，但是，海外華商會有更大的機遇，因為他們和大陸內地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傳統，共同的人與人之間的往來的經驗，經濟交換背後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這種文化的共同性，使海外華商更關心祖國的經濟發展，也使海外華商更能分享祖國經濟發展的機遇。

此外，海外華商聚集的東南亞地區的華商還有其他幾個優勢：第一，中國保持年均國內生產總值8%-10%快速增長的潛力來自於技術創新上的後發優勢。當我國資本積累，比較優勢提升，產業與技術需要升級的時候，可以從外國引進一些現成的技術。我們知道，東南亞國家在收入水平上略高於我們半步到一步，當我們產業需要升級時，所需要的技術正好就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現在擁有的技術，而他們把這些技術轉移到中國來，發展的空間也會更大一些。比如，香港有600多萬人口，過去香港是世界上相當重要的勞動力密集產業的制造業中心，改革開放以後，香港制造業幾乎全部都移到大陸來，現在香港制造業人數占整個勞動力人數不到10%，但是現在港商在珠江三角洲所雇傭的工人數超過2000萬。台商在大陸的發展也是這樣，過去台灣是世界運動鞋的主要制造中心，現在台灣的制鞋業幾乎都轉移到大陸來，在台灣時一個制鞋廠雇用一萬個工人已經是超級大廠，現在大陸的不少台資制鞋廠雇用的工人數超過十萬人。

另外，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除了技術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市場，包括海外市場和國內市場。就海外市場來說，把中國的東西賣到海外去，海外華商在這方面更有優勢，因為他們非常了解海外市場，甚至對他們來說海外市場就是他們的當地市場。就大陸本身的市場來說，由於中國人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國內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質量要求也在不斷提高。海外華商由於他們的收入水平略高於中國，所以有不少他們當地已經成熟的商品，質量比大陸的產品高，正好是大陸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所需要的產品。海外華商在把這些產品介紹到大陸來有不少優勢，康師傅方便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2002年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美國有192家，占了38 .4%，而美國的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是31.4%，日本是88家，占了17.6%，而日本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4.5%，二者都是高度相關的。如果到2030年中國跟美國在經濟總量上平分秋色，那時候在世界500強企業中，100家是華商企業的可能性相當大。其中可能有70-80家是在大陸內地的企業，但不排除20-30家是與大陸密切相關的華商企業，目前海外華商集中的地方，由於所在國家的經濟規模大多相對較小，所以，海外華商也以中小企業為主，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崛起將會是海外華商做大做強的最好的機遇。（愛思想網站 2005-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