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相比較，中國的地緣特征非常不利，這也決定了中國的地緣環境和地緣政治的覆雜性。因此，在中國成長為世界大國的過程中，不同於美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國要處理與周邊國家的覆雜的、棘手的甚至是決定中國大國特性的外交關系。對中國來講，這是一個戰略性和全局性的問題，而美國則坐享“周邊無戰事”的地緣優勢。中國的鄰居中涵蓋了大國、周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就需要中國既要有一個系統的和完整的周邊戰略，又要有一個細分的和具體的周邊戰略。

首先，中國如何加強與周邊國家在涉及雙方問題上的共識性設計？中國與部分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是因為領土主權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何平衡歷史權益訴求和現實利益沖突？無論是設計多種路線圖來解決領土爭端，還是對分歧進行管控，都需要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性設計。中國是一個奉行中庸之道的國家，在外交上也是如此。看看當前中國在一些問題上的表態，不再是因為實力不夠，往往是中國有意為之，從而為解決問題留下空間。從大的環境來講，當前亞太地區從經濟、金融等低政治問題到外交、安全等高政治問題都存在制度的共識性設計不足的問題。即使已經達成的共識，落實和執行也存在困難。

其次，如何加強與周邊國家互動過程中的契合性和均衡性？由於發展動力、國內制度、國際互動的差異，亞太地區整合過程中存在對接不暢問題。如近來出現爭議的中國與緬甸的關系就是如此。緬甸與美國的接近既有緬甸國內的壓力也有其國際互動的需要，緬甸知道中國對它的重要性，不會“怠慢”了中國。中國需要在新情勢下在與緬甸的互動過程中把握自己的節奏並根據其反應做出調整，以達到雙方利益的契合和均衡，從而平衡經濟權益與政治和安全權益。

再次，如何加強與周邊國家在地區機制上的協調？如何做到“協商治理，協調治理”？當前亞太地區的經濟機制出現了由美國主導推動、眾多國家紛紛參與的“跨太平洋戰略夥伴關系協議”（TPP）與由東盟主導、中國推動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議”（RCEP）並存的局面。正如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所言，中美兩國應該考慮在亞太地區建立一種全面的經濟合作模式。而現在中美卻有兩種不同的建議，中方有RCEP，美國是被排除在外的，美國也有TPP，中國是被排除在外的。中國已成為眾多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重要投資來源地，基於此，中國在地區機制協調上要更多傾聽周邊國家的聲音。

最後，如何統籌平衡“國內發展—國際互動”的關聯性？中國自身對這一關聯性如何統籌？其它國家對這一關聯性如何統籌？各國社會的多元化使利益、觀念和思想出現分化和分歧。民眾在國內發展和國際互動的認識上出現差異。而且，整個國際社會出現的不同程度的“內向化”，也使很多國家更加註重內部結構的穩定與發展。但全球化的世界，國內發展與國際互動存在巨大的關聯性，如何統籌平衡好“國內發展—國際互動”這對關系事關重大。中國將改革開放和和平發展作為兩大國策正是中國統籌這對關系的體現。我們在與周邊國家打交道過程中，要要深入研究其國內是如何統籌這一關聯性問題的，或許我們能從中找到其外交政策的根源。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註定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和依賴是不對稱和不均衡的。因此，中國要發揮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動，利用多種工具，全方面拓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空間。一是加強國內自身的制度建設，特別是自身的發展與治理問題。二是加強中國周邊外交戰略的制度建設，這更多要強化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信任，既包括經濟發展方向的信任，更包括對中國的政治承諾和安全保證的信任。三是加強中國與周邊互動過程中的制度建設，構建中國分擔亞太地區國際責任與權力的框架，適度照顧中小國家的利益，增加自身新增國際影響力的國際合法性。

（愛思想網站 2013-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