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歲的齊格蒙特·鮑曼已經接近歷史的最深處。鮑曼出生於1925年波茲南（Poznan）的波蘭猶太人家庭（不去猶太教堂禮拜），1939年納粹坦克開進波蘭後，他們家逃往蘇聯。鮑曼曾在紅軍服役，二戰後返回波蘭進入華沙大學學習社會學。但是，因為共產主義早已喪失吸引人的光環，而且他的學術生涯也因為反猶主義而遭遇挫折，他在1968年移民英國，擔任利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1990年代退休後，他聞名天下的智慧探索開始產生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後現代性的通告》（1992）、《流動的現代性》（2000）、《被圍困的社會》（2002）、《門口的陌生人》（2016）。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事實上，在過去25年來，他已經出版了40本書，不是為了寫書而寫書，而是因為這個世界不是他期待的那個樣子。或者正如他在2003年所說，“我為什麼寫書？為什麼思考？為什麼充滿激情？因為我們能夠做出改變，我們要讓世界變得更好些。”此次采訪發生在2016年早些時候，最初是詢問他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的意義，隨後引出有關未來、過去和啟蒙工程的命運等的對話。

《刺頭評論》：您之前談到過民眾對全球化世界中的國家政治的幻滅，民眾意識到國內政客無力做出改變。考慮到歐盟公投和英國脫歐的前景，你的觀點有變化嗎？

 鮑曼：矛盾的是，我相信英國脫歐現象沈澱下來的恰恰是整個發達世界所有主權國家的民眾對政治當權者喪失信心，覺得他們沒有能力帶來渴望的變化（或任何承諾的變化）。

 隨著選民對政治精英的沮喪變得徹底，他們不再對任何政治精英表示信任，這場公投提供了一個空前的機會讓人把投票選擇和表達情緒的鬥爭結合起來。在此意義上，這是非常不同於通常的議會選舉的獨特場合。

 在普通的大選中，你可能表達你對最新的當權者和許下種種承諾的政客表達沮喪和憤怒。但是，這種情感發泄讓你得到的報應是，作為政治既得利益者組成部分的女王陛下的反對黨被邀請組建女王陛下政府的新內閣。在這種沒完沒了的搶座位遊戲中，你根本沒有辦法接近表達你的不同意見的完整本質。

 不久前的先輩仍然相信未來是希望所在。但是，我們對將來的看法只有恐懼、焦慮和擔憂。

 脫歐公投提供的場景完全不同。政治既得利益者的幾乎所有派別都將自己置於留在歐盟這一邊，你可以使用你個人的脫歐選票表達對所有精英的憤怒。你的憤怒越是無所不包，非要這麼做來發泄憤怒的誘惑就越強烈，你會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刺頭》：你曾經寫到進步的終結，人們不再相信未來比過去更好。英國脫歐現象（或者歐洲大陸上的其他民粹主義運動）是否有某種為歐洲承諾新的或更好的時代的東西？

 鮑曼：我們仍然相信進步，但我們現在認為進步是禍福相伴，禍的部分越來越多，而福的部分越來越小。與此相反的是不久前先輩的態度----他們仍然相信未來是最安全和最有前景的希望所在。但我們往往對將來充滿恐懼、焦慮和擔憂：就業崗位越來越少；收入下降；自己和孩子的人生機會也在減少；我們的社會地位越來越脆弱；我們的人生成就難以持久；我們能夠掌握的工具、資源和技術與巨大的人生挑戰之間的鴻溝不可阻擋地越來越寬；我們對人生的控制悄悄地從手頭溜走了。作為個人，我們似乎被貶低為象棋比賽中不知名的棋手手中的小卒子。他們即便不是赤裸裸的敵視和殘酷對待，至少對我們的需要和夢想是冷漠無情的，在追求自身目標的過程中，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把我們犧牲掉。

 因此，未來的想法如今讓人想起的是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我們被當作和歸類為無能的、不適合完成任務的、無價值和尊嚴的、被邊緣化的、被排除在外的和被拋棄的人。

 民眾中越來越多的人現在已經從自身經驗或親人的經驗中認識到，不平等的、起伏不定的、無法預測的、極其令人失望的未來完全不值得人們對其再抱有任何希望。我的最新著作《覆古烏托邦》恰恰就觸及這些議題。讓我引用緒論的片段：

 “這是沃爾特·本雅明在《哲學史的主題》（1940年早期寫的）中所說的話，當時他談及1920年最富詩意的造型大師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歷史天使”（Angelus Novus）傳遞的信息：

 歷史天使的面孔已經轉向過去。在我們感知歷史事件的因果鏈條之處，他看到了單個災難在的碎片他腳邊持續不斷地堆積和投擲。天使想留下，想警醒死者，想把已經遭到破壞的東西修覆成一個整體，但天堂吹來一場風暴；天使的翅膀遭遇強大的阻力以至於他再也無法靠近人們。這場暴風雨難以抗拒地把他推到背對著的那個未來，而面前的一堆廢墟已經高聳入雲。這場暴風雨就是我們所說的進步。”

 在本雅明提出難以捉摸的、無法比較的深刻見解一個世紀後，如果人們近距離觀察克利的畫作，會再次完整地抓住全速飛奔的歷史天使的寓意。但是，給他或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天使改變方向---歷史天使被發現轉了180度的彎。他的面孔從過去轉向未來，他的翅膀被暴風雨向後推，這次是從想象中的、預料到的、和感到恐懼的將來推向過去的天堂（回過頭來看，這個過去本身也是在其變成廢墟後被想象出來的。）就像從前被壓住“天使不能接近人們”一樣，如今，翅膀被同樣強大的暴力壓住。人們可能得出結論，正如本雅明暗示的那樣，克利一百年前列舉的過去和未來的優和劣正處於交換過程中。現在，未來被看借方，劣比優多，因為其不確定性和難以操作性毀壞了未來的聲譽，而過去則因為優比劣多而被看作貸方---畢竟仍然有自由的選擇和繼續抱有還沒有完全破壞掉的希望。

 我相信英國脫歐這一幕以及“歐洲大陸上的其他民粹主義運動”是上文討論的“覆古烏托邦趨勢”的表現。因為缺乏能夠解決當今問題的有效行動工具，考慮到指望開發行動工具的未來帶來的失望越來越多，探索方向大逆轉的建議看起來反而有了某種吸引力，也就沒有什麼可吃驚的地方了。英國脫歐之後或許出現“新的或許更好的歐洲時代”的可能性，正如某些意料之外的後果那樣。但那是因為我們感到沮喪，竟然使用陳舊過時的部落主義對付當今越來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的挑戰。

《刺頭》：考慮到人們對未來的普遍恐慌，覆古烏托邦趨勢的觀點的確有道理。但是，你如何解釋同時存在的將過去視為否定性的、道德絕對性的趨勢？即一種在道德上將我們定位於現在的方式，比如我們可能說“我們知道反對過去”或者“決不讓災難重演？”這裏，我想到的是納粹大屠殺對當今政治和歷史話語的核心地位，它在過去20年真的逐漸走到前台來了。我也想到最近比較熱的但持續存在的焦點---英國在歷史上的性罪行，似乎近期歷史常常被當作很難令人相信的腐敗和不道德，這與我們現在自我確認的狀態形成對比。未來在當前當然看起來信譽掃地，但過去難道不也是這樣嗎？

 鮑曼：伊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堅持認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總是同時出現。黑格爾將歷史描述為相互推動和強化的矛盾雙方的摩擦和沖突（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消解和吸收過程被稱為辯證法）。如果你從牛頓和黑格爾開始，你就會得到差不多同樣的結論：即如果覆古烏托邦趨勢不是與未來的即位和廢黜構成矛盾那才奇怪呢（隨便說一下，你的問題是那種辯證法的很好例子）。在裏斯本地震之後，大自然---缺席的上帝確立的秩序---需要被新的人類管理模式接管。

 正如正統的面向未來的烏托邦一樣，覆古烏托邦指的也是陌生的領地：未知的、未被探索和嘗試的，尤其是沒有體驗過的領地。這恰恰是因為每當人們在尋找一種替代現在的選擇時，都會斷斷續續地求助於覆古烏托邦和烏托邦。因為這個原因，兩者都是選擇性的視野，都有選擇性，因而都很容易被人為操縱而順從地親切地改動。若引用裏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話，在兩種情況下，關註的泛光燈聚焦在致密陰影下的真相（wie es ist eigentlich gewesen）的某些方面。這讓兩者都成為用以安置想象中的事物的理想狀態（想象中的）領地，或者至少是對現狀的矯正。因此，烏托邦和覆古烏托邦至少在其進程和結果的片面性方面並沒有什麼不同。真正讓它們區分開來的是信任和不信任的地方換位：

 信任從將來移到了過去；不信任則從過去移到了將來。你自己的例子抓住了這個過程，隱含著的意思是“覆古烏托邦趨勢”的不可避免性與“決不讓災難重演”的流行性碰巧同時存在。畢竟，覆古烏托邦的吸引力源於“決不讓災難重演”的意識，即未來或許和不可能“再次出現”。你正確注意到的“過去20年來真的走向前台的當今政治和歷史話語中納粹大屠殺的核心地位”不大可能發生。它證明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已經崩潰，不再相信有能力提高道德標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