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頭》：我相信，你正確地談到了對未來的這種極端不信任，這反過來產生了過去沒有的對歷史的覆古烏托邦夢想。但是，為什麼未來不再成為人們的希望之所和我們想象和設想的理想空間呢？你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你注意到“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了解到不再相信不平等的、動蕩不定的、難以預測的、極端令人失望的未來。”但是，歐洲歷史上密密麻麻布滿了令人恐怖的各種歷史事件，它們未必造成人們對未來喪失信心。比如，三十年戰爭之後是啟蒙運動的第一波，這是基於未來的充滿樂觀期待的文化時代。甚至在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災難之後，在戰後階段直到1970年代都是以樂觀主義為標志，即相信情況會越來越好，“你從來想不到有這麼好”，接著當然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實驗的六十年代。

所以，在當今社會生活，究竟是什麼讓未來變成了讓人不再相信甚至感到恐懼的東西？

鮑曼：認為未來是“讓人不再相信甚至感到恐懼的東西”在人類歷史上一點兒都不新奇。事實上，它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之前的時期，更準確地說是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與時日》，尤其是裏面包含的“人的時代”的故事。這是持續衰敗腐敗和墮落的故事，從高峰時期的“黃金時代”到跌入谷底的“爛鐵時代”，其中赫西俄德認為他和同代人所處的就是爛鐵時代。他對這個時代居民的條件和動態的描述讓人印象深刻地想到自己所處的21世紀的特征，我們也開始了災難性的、令人恐怖和厭惡的覆古烏托邦旅程。

正如赫西俄德看到的那樣，“爛鐵競賽”註定“永遠不能從白天的勞作和悲傷中停下來，也不能從夜晚的消失中停下來。”在爛鐵時代，“父親不同意兒子的意見，兒子也不同意父親的意見，客人不同意主人的意見，同志不同意同志的意見，”“遵守諾言追求正義和善良的人得不到優待，相反人們稱讚作惡者及其暴行。強權就是真理，尊重不覆存在；做惡者傷害好人，誣陷好人，詛咒好人。”在爛鐵時代，希臘語中的尊重（aidos）和阻止人們做壞事的羞恥感越來越因為其缺乏而引人註目。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經說過，伏爾泰、狄德羅及其同夥的特權就在於他們的無知：他們不知道我們知道什麼和不能忘記什麼。

作為對異教徒希臘的遺產的回應，基督教歐洲引入了赫西俄德衰敗循環的第三個因素：救贖，緩慢扭轉黃金時代和爛鐵時代的前景。比如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引入了從人類之城到上帝之城的線性時間概念，前者是內部的、原罪痕跡無法被蟲子抹掉，像赫西俄德的爛鐵時代猖獗的腐敗，後者是基督教教會領導下的完美理想是藝術先鋒（avant-garde）和王宮（the place d’armes）。但是，從中世紀到現代時代，支配性的時間流動模式更接近赫西俄德模式而不是奧古斯丁模式。在文藝覆興時期，情況發生變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大膽地設想了所羅門學院的統治，在其烏托邦著作《新亞特蘭蒂斯》中的理想統治機構作為漫長的、搖擺的、充滿艱辛的人類向新的黃金時代攀登的高峰。作為超越“古今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的嘗試，牛頓試圖責罰兩個爭吵不休的蟻丘，在1675年2月5日寫給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信中說“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更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為了將這個相互糾纏和交織在一起的相互啟發和貶損的思想流派的複雜故事簡單化，我建議把1755年作為區分兩種競爭性視野的分水嶺，一邊是從人設計和人指導的歷史開始的災難性衰敗，一邊是持續不斷的、基本上不可阻擋的進步。就在那一年，一場地震、大火和洪水等一連串災難把裏斯本這個城市從地球上抹去。當時，里斯本被羨慕和推崇為文明世界裏最富有、最強大的經濟和文化城堡，就城堡本身的定義來說是文明世界的先驅。總而言之，大自然被指控沒有親疏差別、道德麻木和沈默、對人類的倫理學和價值觀冷漠無情——那是上帝（Deus）建立起來的秩序——需要被新的人類管理接管（從此後上帝退居幕後，人類的命運交給人類自己的心靈手巧和創造性）。

這種新的管理堅決和絕對地面向未來：“新”變成了“改善”和“改良”的同義反覆，“舊”則變成了“陳腐”和“過時”的冗言。在此過程中，這將仍然存在的和即將老舊的轉變成遭受到譴責的缺陷，專門用來處理垃圾。它擴展了值得向往的和受歡迎的創新空間，一直到消費者市場讓這些創新變成時時刻刻都能實現的東西。人生變成了面向未來的、節奏越來越快的飛奔。

但是，癥狀越來越多地顯示，人類管理的時代與其說是新範式都不如說是短暫的偏離。我忍不住想說，如果得益於事後聰明的視角，正如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說，“面向未來的生活”將被記錄為人類歷史的編年史，作為平凡無奇的非典型插曲，雖然是充滿激情的浪漫冒險卻非常短暫。

《刺頭》：您談到的裏斯本地震的意義的確很恰當。或許最著名的反應是是伏爾泰的《憨第德》（Candide），若附和你的觀點，人們對地震的反應是將上帝負責的事交由人類管理。其最後一句話是對過分樂觀的進步傳教士的機敏反駁，在此引起回響的“我們必須開墾我們的花園。”這抓住了啟蒙的認識，正如康德所說，人類能夠從“自我招致的監護”中勝出，一種通過自己的理性（除了我們自己的理性之外沒有更高的權威）掌握自然和社會世界的規律，並按照理性選擇的目標改造世界的意識。那麼，為什麼在21世紀，在我們“管理”自然的能力、“開墾自己花園”的能力和“面向未來生活”的能力無與倫比之時，啟蒙工程（如果我能這麼說的話）看起來還是“短暫的”插曲嗎？

喬治·斯坦納曾經說過，伏爾泰、狄德羅、盧梭、霍爾巴赫（Holbach）、孔多塞及其同夥的特權就在於他們的無知：他們不知道我們知道什麼和不能忘記什麼。以賽亞的“新耶路撒冷”從天國的未來下凡---不情願地不是沒有遭受抵抗的將伴隨著奧斯維辛集中營、科雷馬Kolyma（俄羅斯聲名狼藉的戰俘集中營）廣島原子彈爆炸。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花園精心和熟練栽培出來的結果。

《刺頭》：你甚至將進步關系比作時間、自然和激情滿懷的愛情。你認為在這次艷遇之後，我們將回歸到與暫時性的長期關系中嗎？回到更古老的神學-寓言式時間概念和墮落-世界末日衰落-救贖的時代嗎？畢竟，從環保主義到激進伊斯蘭，我們並不缺乏世界末日意識。

鮑曼：我想重覆剛才說過的話：未來（從前是人們滿懷希望的準能贏的打賭）越來越多地帶來難以言說的危險。所以，對未來喪失希望的人只好在曾經遭到嘲笑和譴責的過去，在迷信和錯誤的故鄉中尋找避難所。因為時間提供的現有選擇信譽掃地，人人都心懷恐懼，自然就出現了“想象力疲勞”現象和缺乏替代選擇的情況。接近時間末日的觀點或許很瘋狂，但肯定並不令人覺得意外。

作者簡介：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社會學家和作家，最新著作是《覆古烏托邦》。鮑曼教授已經於2017年1月9日去世，此篇采訪記是譯者對這位大師的敬意和紀念。

 譯自：LIVING TOWARDS THE PAST by ZYGMUNT BAUMAN

 http://www.spiked-online.com/spiked-review/article/living-towards-t...

（愛思想網站 2017-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