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有人說希臘文化是“哲學的”，印度文化是“宗教的”，中國文化是“歷史的”。不知希臘文化和印度文化現在是否還是“哲學的”、“宗教的”，起碼現在的中國文化很難說是“歷史的”。因為“昨天”剛剛過去，就被迅速遺忘；不用多久，有關“昨天”的記憶可能就會成為忘得乾乾凈凈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許，鄧拓先生早就看到此點，所以在四十好幾年前竟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呼籲要“專治‘健忘癥’”。

然而，人們往往會有“我們緣何需要集體記憶？”的疑問。其實，集體與個人一樣，當喪失了集體記憶時，就會“錯亂”。因此過去的痛苦與欣悅、輝煌與衰敗、光榮與罪過都應該銘刻在集體記憶中，只有記住歷史，才能面對未來。一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寫道，在俄國面臨的大變動中，俄羅斯人民了解歷史的熱情空前高漲，因為人們認為俄國在20世紀幾次影響人類命運的巨變，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與俄國歷史有著緊密的內在關系。在俄國的啟蒙思想傳統中，文學一直起著特殊的作用，而現在，“歷史”則取而代之，“在文學止步的地方，由歷史學家撰寫的隨筆和論文展開了接力賽。”正如一位波蘭歷史學家所說：“關註未來不能被視同願意忘卻。決不應該認為忘卻是通向社會和平的通行證。記憶是國內和平的組成部分。”因為有記憶，個人和集體才會對自己的過錯、罪孽懺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轍；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諒、寬恕迫害者。忘記過去，並不能帶來和諧。而健忘的集體，總會不斷地重覆錯誤、罪孽，難以自拔；人類社會也將陷入“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悲劇循環之中。

但保持真切的集體記憶並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有人倫品目焉。”由此可見，在中國的主流觀念中，歷史一直有著崇高甚至近於神聖的位置。“春秋筆法”也是中國文人在政治高壓下指陳時弊的慣常手法，因此歷代統治者對歷史的寫法也就極其敏感，要壟斷歷史的話語權。歷朝歷代，都要花官帑無數，修出“欽定”的“歷史”，即人為地規範集體應記住什麽、忘卻什麽。

這種“欽定歷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體記憶空白，為偽造、塗抹歷史提供了可能。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塗抹，著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三四十年前我們經歷過的那場“浩劫”，不正在迅速被遺忘、被塗上一層“浪漫”的玫瑰色嗎？這說明，主流話語對人們遺忘什麽、記憶什麽的掌控力之強。遲早，我們民族將為這種“健忘癥”付出代價。到那時，莫謂言之不預。

而當前值得重視、警惕的“學風”之一是越來越嚴重的“唯文本”閱讀。當研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歷史運動時，往往將某個歷史人物的公開言論、自我表白、有關事件的宣言等“文本”信以為真。殊不知，公開的“文本”與真實的“歷史”往往相距甚遠，有時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個社會，每個時代或多或少都會有各不同的“禁忌”；對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時空內的“書寫”往往“只能這樣”、“只能那樣”。唯文本是信，對“欽定”的“記憶規範”形成的空白，缺乏應有的認識。

米蘭•昆德拉認為，對過去記憶的喪失，將使“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原因所在。擺脫歷史記憶，生命將變得毫無意義。而千千萬萬無辜的死難者，將被歷史迅速遺忘，最多化為“歷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幹癟枯燥的數字。因此，“填空”成為歷史學家，不，應是所有人的責任，使“歷史”不僅只有“欽定”一家。如果“昨天”連飛鴻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畢竟令人遺憾，人們應以自己的心血文字與遺忘抗爭。

千千萬萬個人點點滴滴個人記憶的“尋尋覓覓補補綴綴”，借用董橋先生在“一襲真切的民族記憶”中的比喻，圖的是縫補成中國人的“公共記憶”，“盡管只是百納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擺”，畢竟滲出了歲月流逝中“民族的體溫和體味”。只有更多的人，無論是在歷史大潮中曾經引領潮流、推波助瀾的“精英”，還是任大浪裹挾、不能不隨波逐流的“庸眾”，都寫下自己的“昨天”，參與“歷史記憶”的形成，打破“欽定”歷史話語的壟斷，我們才能“最後補成一襲金鏤玉衣那麽真切的民族記憶”。（愛思想網站 2009-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