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不應該奇怪。陳凱歌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他的思想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色彩。早在拍《大閱兵》時，他就有這樣的宏大信念：“我們民族千百年來飽受外來欺淩，就在於人民內部的不團結，在百廢待興的時代，每個人只有聚合起來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力量和步伐。雖然閱兵本身沒有什麽更值得介紹的，但它正是由個體組成了群體的方隊，方隊就是顯示了群體的力量，表達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克服個人的不足，這在今天的社會裏仍然是很需要的。在《黃土地》中有覆興的力量，在《大閱兵》中又具體的現出來了。如果我們每一個人不去努力就不可能匯成集體的、民族的力量。 ”

在本片中，導演有的蓋天豪情實在是讓我不寒而溧。例如，趙國被攻破時，導演讓孩子們跳城墻殉國，他用英雄性的煽情音樂烘托著這一壯舉，讓一個武士拼死擋住秦軍以便孩子們成就大義。撇開我們和編導理念上的差異不談，那些5、6歲的孩子怎麽就肯自己跳下城墻？這是本片敘事上最暴力的一筆，也是讓我最可怕的一筆，因為它是以一種豪邁的、義無返顧的態度反人道，用粗暴蠻橫的解釋踐踏人性。這就是導演要宏揚的民族精神？這就是我們一些知識分子腦海中的國家主義？我要喊：救救孩子。

《荊軻刺秦王》現象再次給我們以啟示：像陳凱歌這類極富於文學和哲學意味而不喜歡或不善於與觀眾溝通的導演拍片時，有制片人站在身後是很必要的、很有益的。

三、一個荊軻護秦王

本片中的人物都讓我覺得奇奇怪怪的，最能不理解的就是秦王這個人物。我說不能理解是不知道陳凱歌要推出個什麽樣的秦王給我們看。這個秦王身先士卒、指揮若定、他殺人如麻卻是為了歷史的責任感；他內心非常覆雜，他對趙姬對母後對呂不偉和六國的百姓都充滿了愛。有一段話，導演讓秦始皇說了兩遍，加上趙姬在反問時的部分重覆，觀眾聽了三遍：“我要建立一個更大的國家。秦和六國，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個國家。我要讓天下的百姓都說同一種語言，用同樣的文字，走同樣的道路，我要修築長城，讓遍地長和禾黍，讓天下的百姓安居樂業……”這種偉大的抱負就算它是真誠的良好願望，也是他一個人設計的理想國和烏托邦，這種仙人指路總讓我敬畏得渾身發抖。對這段話，北京有記者問他“是不是有點煞有介事”，南京有個初中生說：好偉大喲！

為了讀懂陳凱歌的秦始皇，我反覆看了兩種版本的影片，最後得出結論：秦王是這部影片所有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陳凱歌拍這部影片時潛意識中要完成的壯舉不是刺秦而是護秦，形象護秦。他要通過影片中的眾多人物形象修覆和烘托秦始皇的形象。在大陸的版本中，他把這一點改得更加突出。就敘事來說幹脆把荊軻的故事移到後面集中到兩段，就具體台詞來說刪改了秦王的一些噬血的台詞。原來的版本中，秦王上了戰車後跟著馭手討論了一個大道理。馭手說：“記著，上了陣就是一個字！”“什麽字？”“殺。”秦王就跟著大叫“殺——”。看破了這一點，對陳凱歌的許多以前讓我讀不懂的話就多少能摸到一點脈搏了。“秦始皇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平民”，“我覺得所有的開國君主的性格都有非常獨特的地方，都有那種‘糞土王侯、揮斥方遒’的氣質”。這樣，導演就賦予了秦始皇一種大仁義，使他有了解萬民於倒懸的那種堅定信念，有了拉住了歷史韁繩的神聖感，有了真理在手的那種自信。在歷史研究領域，秦王的統一和殘暴血腥是有必然性的，可對於他這樣做的合理性卻是見仁見智有不同評價。秦王朝為統一進行的征戰、殺戮持續了10年，可秦的統治只維持了15年。但本片導演一定認為秦始皇“有一個美好的理想”，是“好的理想用壞的手段去實現”。影片用抒情詩式的本文為秦始皇發掘覆雜情感是為了強調他的人性。這樣，陳凱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通過詩化的歷史為暴君既找到必然性又找到合理性。

這是當今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很有共同性的一個分裂，即受迫害後那種憤懣、屈辱、反抗與受虐、臣服在內心糾結、對抗形成的人格分裂。在大多數人身上，我看到的是強大心理壓力產生的受虐狂傾向。受虐狂就是徹底接受施虐者的秩序，不自覺地變痛苦為快感，以施虐者的刺激為刺激，以施虐者的快感為快感。施虐和受虐很容易並存在一個人身上。在陳凱歌的影片中，這種人格分裂表現為使用相同的話語和思維秩序來進行爭吵和反抗。那麽陳凱歌的這種情結來源在哪裏呢。在於他個人經驗和中國人歷史記憶的混合及變形。佛洛依德說過“在當下各種事件的壓力下，記憶的痕跡隨時有被重新組構的可能。”很多人都註意到陳凱歌在文革中批判過自己父親的情結，但是我覺得更大緊張和的內心壓力並不在陳凱歌和他父親之間，而在於有著最高權力的“天下的王”和小士兵之間；在於陳凱歌與那種思想體系之間，是那個意識形態機器差遣陳凱歌在自己家和北京電影廠的其它鄰居家門口貼上批判對聯。從《荊軻刺秦王》看，我有點冒失地猜想：陳凱歌今天仍然十分崇拜當代中國的強力人格和那個具體形象。有人問他“現在有些作品對皇權有所肯定，你認為這是有害還是有益？”（這顯然是指《雍正王朝》）陳凱歌說：“有些戲不自覺地對皇權進行肯定，主要還是從宣傳角度說的。主要還是牽扯到改革、變法、新政這麽一些社會問題的映照，不是對一個歷史人物進行判斷。”這裏，陳凱歌用了“不自覺”這個詞。這好象是很為呵護他的同班同學，其實是在侮辱胡枚的清醒的大腦，貶低她的聰明才智。《雍正王朝》是自覺和有意識地對封建皇權進行肯定，它的主題詞其實是“世間萬苦皇帝最苦”。而我們眼前的這部“巨片”才是無意識地肯定了封建皇權，把焚書坑儒的暴君寫成心中充滿人情，充滿矛盾，總想著“救護百姓”的仁主。這種對歷史人物的隨意擺布和對歷史的反人道的解釋明明浸透了一種充滿暴力的美學，可導演還把它當做響徹雲霄的國家主義凱歌，還“覺得很自豪”。我想起卡謬的話：“從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遙。”是的，如果反抗沒有基本的人道主義理念的支撐，脫離了貼著地面走路的公民心態，很容易覆活的就是從農民起義情結到紅衛兵意識。這類一脈相承的心理秩序和行為模式就是無規則競爭、暴力奪取，是由國家機器所使用、縱容並賦與神聖感的獸性欲望瘋狂釋放。所以雖然卡謬沒有經歷文革，他也認識到從反抗的盜火者向專制的州官可以順暢地滑過去：“其典型的形式就是20世紀的革命，其普遍內容就是殺戮的體制化與合法化：從呼籲正義到頌揚暴力、從反抗的普羅米修司到專制的愷撒，20 世紀從心靈到面目都使人震驚。”

為什麽我對這部影片揪住不放、上綱上線？也許我也由受虐轉施虐了？這是因為，在大陸的意識形態氛圍和文藝觀中，觀眾不拿它當武打片看，陳凱歌也沒拿它當商業片拍，主導文化的領導者拿它當主旋律宏揚。對《荊軻刺秦王》，多數外國人是可以拿它當戲說看，當動畫片看的。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反正是一鍋粥，對中國現實也不甚了了。

對陳凱歌和這部片子，我可能有那種出自陰暗心理的幸災樂禍：終於在一個權威身上找到點缺陷了。我也為找到一個批評名人的機會而興奮。這個批評名人顯示自己的機會是比較安全的，因為陳凱歌畢竟沒有受到強勢的主導話語的絕對信任和保護。同時，我又為話語英雄被去勢而扼腕痛惜，同許多人一樣，這種去勢半是被閹半是自戕。我在冷靜思考的同時產生發自內心的失望和深深的痛苦。他是有巨大的無形資本和話語力量的，是我們一直寄予很高期望的。本來，這位極有天才的導演可以拍出更多的象《黃土地》、《霸王別姬》那樣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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