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紐約，在遠離曼哈頓的白石鎮。那是一個美麗的綠色的社區。安靜極了。我踏著滿地飄落的枯葉，如同踩著飄零的歲月，細數過去、現在、未來，思量社會、人生、命運。那感覺，自以為就象1776年在巴黎西郊漫步的盧梭；那思緒，也視同盧梭在他《漫步遐想錄》中的自語。突然，我赧顏自嘲，翻悔一笑，我怎會攀附古人，夤緣大師？實在自命不凡得可笑。想我這個在萬丈紅塵、十裏洋場的上海混跡多年、身心汙染的俗人，怎能比同思想巨人那樣嚴肅起來、深刻起來、高大起來、聖潔起來？時代和環境的異樣，同是知識分子，一方是造就勇士，一方是生產懦夫；一方是培植思想者，一方是養成應聲蟲。

我是凡夫俗子，是落伍文人，沒有那種大胸襟，怎能遐想天下？沒有那種大智慧，豈可思辨哲理？我在異鄉的散步，我在枯葉上的沈思，僅能琢磨自身的憂患，只宜思忖個人的哀樂；倘若在面對自己、解剖靈魂時，有那麽一點勇敢，有那麽一點真情，就算是比較誠實和有所收獲了。

那天，又行走在枯葉上，腳下發出簌簌的響聲。漫無邊際的思緒，如同滿地金黃的枯葉。於是，思接千載，想到希臘，憶起蘇格拉底，遙念哲人之死。那是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以不信奉城邦所尊崇的神祗以及腐蝕青年的罪名而被處以毒死。在毒性發作，他的肢體發硬、變涼時，他突然掀起頭上的屍衣鬥篷，對為他收屍的弟子說：“克利圖，我們還欠埃斯庫拉庇奧斯一只公雞，別忘了把這筆債還了。”這是他最後的遺言。

每憶及此，總讓我怦然心動。可是這一次想到它，卻使我大為震撼。也許自己不再年輕，也許當時正臨世紀之末，在樣的年齡、在這樣的異域、在這樣的世紀交替前夕，蘇格拉底這位大哲學家以自己行為所喻示的“死前一定要還債”這樣一個嚴肅的人生命題，是足以引起我和一切還活得渾渾噩噩的人深思的。

還債？對，還債！

任何人初降人世時，都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什麽。可是，隨著年歲的增長，在他創造和貢獻的同時，也欠下了各種債務，這除了應該歸還而沒歸還的，還包括應該奉獻而沒奉獻的、應該給予而沒給予的、應該盡職而沒盡職的，都是一種債務，有物質的、金錢的、感情的、道德的、精神的、責任的等等。但遺憾的是，很多人還來不及償還或者根本就不願意償還就離開了人世，當然也有不少人不但不願意償還，甚至還賴賬，宣稱他對這個世界從不欠什麽，只有別人欠他的。

我呢？我欠債嗎？這一問，問得我心驚肉跳，坐立不安。我雖然在物質和金錢上好象還沒欠過什麽債，可是我對父親母親、對兄弟姐妹、對妻子兒女、對朋友同事，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責任上，我欠債嗎？

我欠，負債累累，至今也還沒有全部償還！

我應該加倍地與他們溝通，加倍地對他們理解，加倍地呵護他們，加倍地關心他們。不但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金錢和物質上的幫助，更重要的是要以精神和感情關愛他們。這些債務，我應該加倍的償還，盡我所能，盡量獻出我的愛。

我還欠社會職責的債，這是作家的債，是知識分子的債，是更讓我不安的債，是靈魂的債。

我想作家雖已不被稱作“靈魂的工程師”，但作家仍應有心靈，作品仍應有魂魄。

我想知識分子盡管已經邊緣化，但仍應有使命，仍應有立場，仍應有義務，仍應有天職。

作家絕不能墮落為傳聲筒，墮落為軟骨頭，墮落為墻頭草，墮落為說謊者。

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於說“不”的人。

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他們的寫作已異化為自慰，為手淫，為當眾做愛，為集體性交；已媚俗為大小報紙的吵作，為T字台上的作秀，為閃閃發亮的霓虹燈，為黃金時段的電視廣告！

作家一旦成為明星，勢必俗不可耐。

知識分子一旦依附權勢，勢必奴顏媚骨。

作家和知識分子，應是人類基本準則：和平、正義、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衛者。他們應該有這樣的社會責任，應該有這樣博大人類之愛。

如果，我還沒達到這個標準；如果，我還沒有盡到應盡之責，不也是欠債嗎？

如此一想，總讓我臉紅，讓我心慌，讓我一身虛汗；總使我心懷畏懼，竭力想重振作家的精神立場，堅守知識分子的使命…… 

2001、7、9 上海善作劇樓（收藏自 2006-12-25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