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舉行的那次相當拘謹的軍人午餐會上，大家誰也不認識誰。我坐在一個美國傘兵身邊，他是第一零一空降師——巴士頓英雄部隊的。他約摸二十歲，象多數跳傘運動員一樣，他長得比一般美國軍人頎長些，不過肩膀很寬，顯得是個孔武有力的硬漢子。他腦前閃耀著的勳章綬帶，比我記憶中將級官銜以下的任何人都要多。

他開頭有點怯生生的，不很健談，但是過了不久，他的拘束消滅了，給我說了下面一個故事：在大規模進攻開始的前一天——進攻法國前二十四小時，盟軍向諾曼底空投了傘兵，這個青年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他在遠離預定地點好幾英裏的地方著陸。

那時候差不多天亮了，老早已經細致地在腦子裏記熟了的標志，他一個也沒有找到，也見不到任何戰友。他吹響用集合隊伍的尖聲警笛，卻得不到什麽響應。動蕩不安的幾分鐘過去了。他再吹一遍，還是一個人也沒有來。於是他知道原定計劃出毛病了，他是單人匹馬，完全陷落在敵人控制的國土裏了。

他懂得，他必須馬上找地方隱蔽。他著陸的地點，是在一個整潔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園裏一垛石墻附近，在熹微的晨光裏，他看見不遠處有一棟小小的、紅色屋頂的農家。他不知道住在裏邊的人是親盟國的呢，還是親德國的，但是他總得碰碰運氣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邊溫習著寥寥可數的幾句法語，那是為應付這種緊急狀況而教給他的。

聽到敲門聲，一個年約三十歲的法國女人——她長得並不漂亮，不是笑容滿面，但是她的眼光是善良而鎮定的——開了門。她是剛從做飯的竈間出來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個小小的孩子——一個是嬰兒坐在一張高椅子上——坐在飯桌旁邊，驚異地盯著他。

“我是一個美國兵。”傘兵說，“你們願意收藏我嗎？”

“哦，當然啦。”法國女人說，把她帶進屋裏。

“趕快！你得趕快！”做丈夫的說，把這個美國人推進壁爐旁邊一個大碗櫥裏，砰的一聲閉上櫥門。

幾分鐘後，六個德國ＳＳ隊員來了。他們已經看到這傘兵降落。這一間是附近唯一的房子。他們搜查得幹脆利落，轉眼之間就找到了這個傘兵，把他從櫥碗裏拖了出來。

僅僅是由於收藏他而犯罪的那位法國農民，並沒有受到審訊。根本無所謂手續不手續，他也來不及說一聲再見。當他被拉出櫥房的時候，他是想要招呼他妻子一聲的，但是一個沖鋒隊員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說不出話來了。德國人命令他站到院子裏，把他當場槍斃了。妻子嗚咽，孩子放聲大哭起來。

沖鋒隊員是知道怎樣發落敢於掩護敵人的法國老百姓的、不過對於如何處置他們的這個俘虜，顯然卻有一場爭議。於是他們暫時把他推入一間棚屋裏，把門閂了。

棚屋後邊有一個小小的窗口，田野邊緣就是樹林。那傘兵蜷身擠出窗口，向樹林奔去。德國人聽到他逃走。他們跑到棚屋後邊來追他，一邊向他開槍。子彈沒有打中目標。不過從當時的情況看來，逃跑是沒有什麽希望的。他剛跑進樹林——悉意經營的、沒什麽灌木、雜樹的法國樹林子——就聽到周圍都是追兵，互相吆喚著。他們分散開來，有條有理地進行搜索，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看來抓住他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沒有什麽機會了。

對，還有一次最後的機會。傘兵振作起來押了這一註。

他往回跑，避開一棵又一棵的樹，離開樹林，再次跑進田野。他跑過了棚屋，穿過院子，院子裏躺著那個被殺害的法國人的屍體。這個美國佬又來到農家跟前，敲著廚房的門。

女人來的很快。她滿臉蒼白，淚眼模糊。他們面對面的，也許站了一秒來鐘。

她沒向她丈夫的屍體看上一眼，一直碰也不敢碰它一下。她筆直地註視這個美國青年的眼睛，他的到來使她變成了寡婦，孩子們變成了孤兒。

“你原意藏我嗎？”他問。

“哦，當然啦。快！”

她毫不遲疑地把他送回壁爐邊的碗櫥裏。他在碗櫥裏躲了三天。農民的葬禮舉行的時候，他是呆在那兒的。三天之後，諾曼底的這塊地區解放了，他能夠重返部隊了。

沖鋒隊員再沒有來到這戶農家。他們想不到要再來搜查這間房子，因為他們不理解他們所要對付的這種人民。也許，他們理解不了，人類竟然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兩種勇氣打敗了他們——戰勝他們的美國青年的勇氣，和那位法國寡婦的勇氣——她毫不猶豫地給了他第二次機會。

我被這真實的故事裏的兩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們。我把這故事多次講給美國駐法國和意大利的戰士們聽。不過我缺乏口才。我總也不能圓滿地表達出我對這兩位卓越人物的想法。直到全歐勝利日以後，當我準備回國的時候，我碰上了一位空軍將領，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確切地說出來了：“青年傘兵有的是拚命的勇氣，”他說，“在牢籠裏，他看到而且抓住了唯一的出路。他是勇敢機靈的孩子。但是，那位婦女的勇氣呢，是經常同你在一起，永遠不會讓你丟臉的。她是一個有福氣的女人。”

“有福氣？”我驚奇地望著他。

“對，有福氣。”將軍重說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