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熱衷也最擅長搞國家形象工程的一位皇帝了，自他篡位奪權以來，他就有滋有味無休無止地大搞其國家形象工程，舉其大者就有北京皇宮、長城、運河、鄭和航海遠征、永樂大典和南京大報恩寺的琉璃寶塔等等。其中，皇宮是證明其正統性的核心，寺廟是他為過度殺戮而懺悔贖罪的地點；長城是國土的堅硬屏障；運河是貫通新舊京城(南京和北京)的漕運血管；鄭和下西洋是他的權力在全球範圍內的巨大延伸；那部僅僅繕寫了一套的《永樂大典》，深藏於他的私人圖書館內，實現了他對於信息的徹底壟斷。耐人尋味的是，上述六大傑作，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宏大多樣的“形象工程”，直到今天，我們都能聞到篡位者身上散發出的狂熱氣味。

朱棣所以如此好大喜功，有其內在原因：和其他大部分皇帝不同，朱棣依靠的是純粹的武力，打敗自己的侄兒，用血腥的殺戮和公開的暴力奪得了最高權力。在當時，這明顯違反了帝國自己宣傳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倫理道德標準，而且也違反了古代社會權力繼承的合法程序，給自己留下了很糟糕的記錄。可能他對自己掌握權力的手段和武力的強大有信心，但問題是，他必須為自己的兒孫後代著想，起碼不能讓他們永遠頂著名聲很臭的篡位者後代的不光彩帽子，坐在那個天下最尊貴的位子上，這些後代也不可能都有朱棣那種水平的政治手腕。所以，提高自己的聲望就成了他的施政第一要務。而朱棣則是在一場大規模的內戰中，用了幾年時間打敗當時已經被承認為合法的皇帝，這樣的行動大家都能看的到，其篡逆的性質無論用什麽辦法，都是難以否認，那以掩蓋的。而且這個被推翻的合法皇帝當時可以說得到了幾乎所有儒家知識分子的支持，朱棣在反叛成功後還大舉殺戮過這些知識分子的代表和他們全家。他如果采用唐太宗的做法，很難起到足夠扭轉公眾印象的效果，而且也讓人覺得他的行為不自然，自相矛盾。 怎麽辦呢？無非兩個辦法。

其一是對外，所謂“曲線救國”。按照儒家的說法，如果一個皇帝統治時期,能夠出現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現象，也能說明這個皇帝是一個聖君。於是朱棣一方面向蒙古發動進攻，以實現“四夷賓服”。一方面派出了鄭和的船隊去完成“萬國來朝”。鄭和被指示，采取恩威並施的辦法，讓那些小國對皇帝表示恭順。鄭和曾經打敗和消滅過一些不恭順的小國，但這些小國的政權都被重新建立起來，以增加朝貢國數量，同時也可以顯示中國對所有國家都沒有領土野心，減少不必要的沖突（沖突記錄只能顯示那些小國是被強迫的朝貢國，對朱棣的形象不利）。即使占領了海外領土，也只能增加土地，不能增加國家數目。一些部落也被當作國家來充數，反正中國的老百姓不會去仔細分辨這個（比如菲律賓蘇祿島的幾個部落之一的酋長，就被作為所謂‘國王’來大肆接待，其實菲律賓直到西班牙人占領，都沒有一個地方發展到了國家的程度）同時這些朝貢國可以得到不少物質上的好處。使團只要能夠隨船到南京，其間上百人的吃，喝，住，行全部由中國方面負責，在南京一住數年的都有，而且臨走還能得到豐富的禮品贈送。總而言之，朱棣此舉，只是為了吹噓自己國力強盛，進而獲取自己篡位的“合法性”。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鄭和下西洋的同時，明朝政府卻連民間自發的海外探險，貿易和殖民也要禁止。這原因就在於，在中國的政治觀念中，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中國只有一個組織，而這個組織只有一個首領，那就是皇帝。所有人都是為這個皇帝服務的。但是在海外航海活動中，船隊都有自己的首領。由於海上的天氣和風暴瞬息萬變，船隊的生存命運取決於首領個人的能力，來自首都的皇帝指令是不可能有實際意義的。所以，一個船隊往往會形成自己的完整的組織，形成自己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這些都是對中國傳統政治一元化和統一觀念的挑戰。如果這些組織持續存在且壯大，就說明皇帝還不是天下所有華夏族人的主人，不是絕對中心，不是‘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了。這樣會在觀念上削弱皇帝的至高無上地位。所以，雖然鄭和下西洋比同時的歐洲人規模大航程遠，卻只是一場作秀，根本不可能從中帶來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人曾這樣總結鄭和七下西洋的意義：首先，皇家後花園多了各個蕞爾小邦進貢來的各種畜生及鳥類，當然還有奇花異石。其次，大明政府從上到下的政治虛榮心，一次一次的得到滿足。雖然極端，也不是毫無道理。

其二是對內。主要表現為硬件和軟件兩方面。硬件方面表現為大興土木，朱棣即位，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稱順天府，建為北京，稱做行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早在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營建北京宮殿，並開始從全國各地征集物料。 永樂十五年（1417年）北京宮殿正式開始營建，經過三年半的時間，永樂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個京城的建築包括城墻、城門，皇城、紫禁城、宮殿和壇廟。其設計精巧，宏偉壯麗，令人嘆為觀止。北京城的宮殿壇廟，其規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襲，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中的瑰寶，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堪與秦王朝阿房宮媲美的紫禁城也在京城拔地而起，這兩個建築物分別座落在中國專制史的兩端，成為漫長的權力敘事的開端和結尾。紫禁城以元宮和南京宮殿為藍本，據說征用了上百萬名民工，耗費14年之久，在永樂十九年正月初一(1421)正式啟用。它占地72萬余平方米，擁有各式木結構的殿宇樓閣9900多間，以琉璃瓦為屋頂、青白石為底座，飾以金碧輝煌的彩繪，建築面積達15萬平方米，其空間的宏大性超過凡爾賽宮而名列世界第一。軟件方面即編寫《永樂大典》。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學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修，編纂一部大型類書，用以系統地收集天下古今書籍，以便於查考。解縉等奉諭，組織一百四十七人，按照《洪武正韻》的韻目，將各種資料抄入書中。次年十一月，全書編纂完成，賜名《文獻大成》。史書中說，朱棣"覽所進書，尚多未備"，於是再命重修。解縉領命，重組編撰力量，開館文淵閣。參加者計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樣五十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送教授十人，辦事官吏二十人，共二千一百八十人。而先後"供事編輯者三千余人"。永樂五年（1407），全書大體定稿，姚廣孝領銜進呈，朱棣閱後表示滿意，親自撰寫了《序言》，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並聘請抄書者謄抄全書。至1408年冬，《永樂大典》全書抄寫完畢。永樂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遷都北京，《永樂大典》隨之運到了北京，長期貯藏於宮城內的文樓。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宮中火災，火勢危及文樓。火災之後，嘉靖皇帝萌生了將《永樂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頭。重錄副本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與永樂正本的格式、裝幀完全一致。永樂正本移放到文淵閣，明亡之後下落不明。

因為這些學形象工程實際上都只是為了給自己篡位的倒行逆施披上合法性外衣，所以，當自己掌權的合法性已經不成問題後，這些塗脂抹粉的工作自然也就過河拆橋地扔在了一邊。就對外方面而言，到了明宣宗時期，皇帝還覺得應該再實現萬國來朝的盛況，所以派鄭和最後一次遠航海外。宣宗之後，朱棣的後代已經掙下了‘仁宣之治’的儒家式好名聲，對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擔憂漸漸消退，以後就不再需要這樣的形象工程了。因此，政府組織的大規模海外遠航從此結束。就對內而言，因為朱棣的大興土木，大肆消耗了明王朝的資源，引發嚴重的銅錢荒和白銀荒，宮廷財政虧空嚴重，經濟危機爆發，從1405年起到1421年，僅僅過了16年，物價就飛漲了三百多倍。民眾的怨恨、抗議和反叛事件(如白蓮教叛亂)洪水般包圍著紫禁城，甚至文官集團都開始私下議論永樂大帝的過錯。

朱棣可以說為自己的國家形象工程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價。（收藏自2008-10-07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