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章詒和大姐忽然來電話，興沖沖地問我故鄉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問，那你認識一個叫譚宗派的老人嗎？我笑問：你怎麼會知道他的啊？她說她第一次回故鄉安徽，在那裏的一個故老和她談起了我的家鄉，並向她推薦了老譚——這是一個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對章大姐笑道，這是我的至交，沒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他悲辛的一生……

老譚——我一直叫他老譚，與我忘年相交三十余年。其實，算起來他應該是我的父輩年紀。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們就這樣沒大沒小地訂交以來，故鄉街面上，鮮有不知我與他深厚淵源的。

那時，我是縣教研室的菜鳥科員，他是縣志辦打零工的編輯寫手。而他剛剛出獄未久，徹底平反的申訴，還正在頻繁奔走苦求之中。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學愛好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藝男青年。

整整兩代人，卻因為閉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雖曰蕭條異代，竟然也一見如故地相知相惜了。

那時我大學歸來，青春潑皮，在小城橫來直去，很有些揮斥方遒的公子哥惡態。

老譚則是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獄回來，還不免有種劫後余生的謙謹——但那表面的恭順與和藹背後，依然能覺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這樣一個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裏是眼空無物，且不與人群的。

二 

老譚身形魁梧，高一米八十，與我初識之日，不過四十有六，正當壯年。那時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國家撥亂反正，社會略顯松綁。身為牢釋人員的他，尚未更正其賤民身份，但依舊積極樂觀，似乎看不出絲毫怨恨。他鏡片後面的小眼，總是笑意盈盈，和我們詩社那幫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處。因為貧困，他從不煙酒。

其時，我和一幫兄弟在創辦地下詩刊《剝棗》，老譚雖非社中同人，卻是積極的參與者。我們組織詩會，則更多仰賴他的協助。他在勞改隊辦黑板報，練就一手標準的美術字，但凡寫大字會標之類，全看他一個人在那畫字並剪貼。我們有些活動偏激，他便在一邊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獄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種寒心和余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為我調到宣傳部之後，計劃編寫一本“話說利川”的閑書。我強調必須借用老譚，上級開恩，就成全了我這一企圖。於是，我和老譚得以在很長一段時間，一起出入整個縣域的鄉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時間裏，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這個隔絕世界二十年的流徒，竟然對故鄉民俗文化和文史如此爛熟。

他帶著我走鄉轉村，深入邊僻之野，訪古問道。通常，在那些崎嶇泥濘中，我根本無法跟上他的昂首闊步。剛出獄那兩年，他就是挑著擔子，憑借漆匠的手藝，整日行走在這樣的艱難之中尋覓口糧的。他熟知哪裏有風景，哪裏有遺賢；他指著沿途的墓葬告訴我，這裏是巴人的懸崖穴墓，那裏有拾骨葬的古俗；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漢民的廬墓——把墳墓安在家裏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禮。

那時鄉下沒有招待所客棧之類，我們總要借居農戶，搭夥寒門。老譚總是很快就能和山胞們搭訕熟悉，會將最接近幹凈一點的床鋪讓與我睡；當然，更多的時候，我們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風情和禮儀，會唱山歌、孝歌和號子。他仔細教我分辨哪是石工號子，哪是擡喪號子。可以說，關於故鄉的那些民間文藝，我的知識多半取之於老譚。

三 

老譚終於在1982年獲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他被安排在民族宗教局，後再調入文物館，還算是用其所長。

老譚的妻子，是其出獄之後所娶的一個極端賢良和勤勞的農婦，靠擺攤賣親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類，勉強幫老譚貼補家用。老譚夫婦中年得子，白屋之中，一樣珍如珠貝。老譚見我喜歡那孩子的頑劣，便送給我做“教子”，幾歲的娃娃，呀呀歡叫著我這個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這樣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個簡單的古禮。老嫂子專門備了一桌好菜，我則給孩子送去一套讀物和一把玩具劍，意思是要他長大也明白書劍恩仇。

後來我出山，每還，必與老譚長談。再後來，又輪到了我坐他坐過的牢房。他，劉鎮西和我，山裏一代代讀過一點書的人，似乎宿命般地都要被押解到省城，有前輩曾經的坎壈，也就不覺得自個的艱難了。

等我出獄再見老譚，他已然滿頭星霜。老少兩代罪人相視一笑，背身掩飾著各自的淚痕。依舊必請回家，依舊老嫂子親炊的土菜，依舊我獨酌，他陪茶。這對老夫妻臉上密布皺紋裏，卻平添了一些哀愁……

原來我那教子如我，青春早戀，被老師訓誡和同學嘲諷，突然有些失常。原本是理科狀元的他，堅決棄學，眼看高考在即，兩老束手無策。等到我在北京安營紮寨了，老譚電話求告，說孩子休學一年，依然考上民院，入讀之後又被網絡迷途，要求退學。他準備帶孩子到北大校醫那兒去治療，希望我略助一臂。

我急忙將他父子迎來寒舍同住，孩子入院治療，我則請老譚幫忙看稿編輯，順便開支一份工資以便聊補困窘。六旬退休的老譚，工資幾百元，老妻亦衰朽殘年，依舊還在寒冷的菜市守著那些壇壇罐罐。老話說，落葉添薪仰古槐——我是深知他們一家的捉襟見肘的。可是，布衣之交的我們，杯水車薪的涓滴互助，又何能盡釋寒門的重負？

很多時候，我深感困惑，他的苦難到底是命中註定，還是時代的造就？他在青春時代即被改寫的命途，便像魔咒一樣限定了他的後來。

四 

我想不清楚究竟怎樣來給老譚定位。幾乎每一個縣市小鎮，都有一個或幾個類似老譚的人存在。他們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埋首於故紙堆讀寫並傳承著民間的道統。他們平生寒苦，不逐蝸名微利；白眼朝天，萬事雞蟲，看穿了浮世的淺薄與功利，只是低調，仿佛卑微，而實則睥睨冠蓋地活著。他們在漏雨深巷中堅守古禮，在寒泉淡食裏甘之若飴，在世界的檻外、微醺的樽邊獨自冷笑，抑或歌哭……這就是貫穿千古中國的遺民。

老譚出生於1935年。三歲之時，正值抗日戰爭中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武漢會戰——開始，省府敗退鄂西深山。真正的亂世，由每一個國民分擔。老譚家並非巴人之後，他的始祖是蒙古軍官，元末被派往利川鎮守南蠻。元朝覆滅後，分駐僻野的蒙兵無法北歸草原，只好在明初落業當地，他的祖上則歸為譚峒安撫司所轄，因此改巴人姓氏為譚。

其後明清兩朝，列祖有的當過總兵、知縣，封過侯爺。但多數都是平民，於歷史上無足輕重。老譚的父親在光緒新政時，曾出任縣衙吏員、警員。後辭職，在家和吏員葉松甫父女、仵作楊志清一起，悉心研習揚琴，成為利川揚琴曲的首創人員之一。琴書自樂到民國，家道敗落，但他卻和秀才黃成緒一起創作了大量“揚琴曲子”（劇本）。可惜，這些劇本在“文革”中，都被付之一炬。

鄉間的樂者，自古都是師曠一輩人物的精神傳承者。自命清高，不事經濟，以身入衙門為恥。老譚的家訓是“人生莫當官，當官必作冤。孝義要牢記，讀書足吃穿”。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成績名列前茅，卻因體檢而落第；而他的同學，不乏清華北大者。他1957年便在省上報刊發表組詩，在當日的山中，可謂俊才風流。但是，未能上大學的他，只好到硫磺廠打工。也許因粗通化學，後又調到工藝廠研制肥皂。

也許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識青年，聲氣相求的不多，才慢慢在他的身邊聚集了幾個同樣愛讀書議事的世家子弟。這幾位因為家庭在土改中被毀，難免對新政頗多腹誹；有的甚至在當年參與過暴動和抵抗。當時光推進到1958年之時，整個國家已經在土改、清匪反霸、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分子、反右、拔白旗等系列運動之後，基本消滅了所有的異己分子。但是，專政機關豈能等閑，他們根據線報，很快鎖定了老譚以及身邊的這夥讀書人，視之為潛在的可能之敵。

於是，各種秘密偵查的方式開始運作，線民被派到老譚身邊“釣魚”。他們故意來宣說一些近乎反動的話，來勾引這幾位年輕的鄉村知識分子出籠。新政八年，大饑荒漸至，但凡天良未泯的讀書人，豈能真無怨言。他們跟著線民的言路，卻落下了自己的話柄。25歲的老譚，完全無意地掉進了“反革命集團”案的陷阱。

五 

但這種所謂偵破，僅為貪冒功賞而不顧草菅人命。四五個文學青年的所謂謀逆大案，完全是憑空構陷。即便三木之下，依舊無法索求一致的口供。因為，他們這些民國過來的遺少，即便對新政頗有微詞，但確實不敢策劃任何的反叛，更不要說所謂的“現行反革命”行動了。尤其是老譚，原本對新社會不乏感恩，家族也素無仇隙，所謂意見，也僅僅限於對單位領導的少許批評而已。

他們在利川的看守所腳鐐手銬，一關就是三年。腳鐐磨爛踝骨，膿血粘連鋼鐵，至今腿上猶有傷痕。最後酷刑之下，人人皆懷求死之心，而不得不承認任何莫須有的指控。但是畢竟確不存在的陰謀和未經商量的供述，是難以完全落實判決的，他們就這樣生不如死地渴望著早日走向斷頭台。

終於，其中一個嫌犯牟憲文熬不住這種漫長的考驗，像《肖申克的救贖》一樣掘洞越獄，但是很快被追捕回來。在那個年代，敢這樣公然越獄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犯人，豈能不是反革命分子？於是，原本難以定案的老譚一夥，被激怒的押司很快定讞為現行反革命集團罪。於是，毫無罪行的老譚，也被重判了二十年徒刑。

初被捕時，老譚帶著手銬被押回抄家，其父正坐在一把爛藤椅上，看他寫的歌頌新社會的文稿。突然面對兒子綁縛回家，老人如雷轟頂幾乎當場氣絕。當時的老譚遠未想到此別竟是永別，還笑著安慰父母，會很快還他清白。警方把他家四代人所讀的書挑了幾擔，一並沒收。他外公是秀才，曾祖乃名醫，幾代的書香門第，初初踏入新社會，竟然就此被打入了“反屬”的另冊。

之後，他們被發配到宜昌勞改。在他入獄五年之後，其父在恥辱和悲憤之中悄然長逝。他不知道家裏的消息，更不可能千裏奔喪。再之後，他們被流放到更遠的漢陽，他將在那個著名的勞改磚瓦廠，和泥拉胚耗盡他的整個青春年華。

六 

晴川歷歷漢陽樹，多少冤骨尋無處？

我是熟知當年漢陽勞改磚瓦廠的嚴酷的——和泥拉胚要的還只是力氣，真正要命的是出磚之日。為了搶速度提高產量，磚窯剛剛撤火不待完全冷卻，就要犯人排隊進去取磚。武漢的夏日本如火爐，犯人們將破爛的被子浸透冷水，披在身上沖進去抱著火熱的磚跑出來。只需幾趟下來，那濕透的被子就被烘幹。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監獄中政治犯遍地皆是。而政治犯又多是知識分子和前朝遺留的老弱病殘。要這樣一些人從事這種強體力勞動，無異於變相處死。所幸老譚雖也戴著眼鏡，卻是山中平民之家出來的壯漢。那時年當而立，尚能勉強求生。在整個中國都處於大饑荒的年代，他說幸好監獄還能填飽粗糧。

二十年是怎樣的概念？未經煉獄的人，怎知這一時間的真正長度？老譚像多數政治犯的傳統一樣——堅持“服法不認罪”——意即既然判定入獄，就必須遵守監規隊紀；但對於強加的罪名，絕不自我承認。在那個申訴可能改判死刑的年代，即便再怎麼冤屈，往往也只能隱忍。監獄還有一個惡法——凡是上訴或不認罪的囚徒，一律不給減刑。

犯人每月有兩三元的生活費，用來買牙膏、衛生紙等必需品。老譚念及父母的孤貧，竟然還能一年節約出十元，托幹警寄給遠在深山的雙親。父母沒有回信，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歲月裏，更沒有親友千裏相尋前來探親。就這樣，二十年，他始終不知道家人的死活。

終於熬到了1978年，那時已經打倒“四人幫”兩年，老譚也終於熬到了刑滿。勞改隊對於那些無家可歸的犯人，一般就動員刑滿留場就業。老譚堅決要求回山，他在拖延了一個月之後，拿著監獄發的那點路費，挑著坐牢用的被子，第一次走到了漢口碼頭。這就是省城啊，他在省城邊上勞作了十六年，第一次看見了這個城市的模樣。正好是冬天，1978年的第一場大雪，落滿了老譚的發間，掩飾著他那早早降臨的滿頭星霜。買舟西歸，溯流而上，五天後抵達萬州，再乘車奔赴久違的利川。二十年，兒童相見不相識，他摸索著找回深巷中破敗的老屋。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從哪裏來，山中早已謠傳他瘐死獄中。

他輕輕地踏進家門，發現八十多歲的老母正在竈屋的竹子樓上揀洋芋。他不敢喊，怕老人一激動摔下來。他在樓下站了半小時，流了半小時淚，看到老母親一手抱著小半撮箕洋芋，一手扶著單樓梯，一喘一哼地從樓上抖抖篩篩地下來。他大喊一聲媽媽，老母已經失聰，完全未曾察覺兒子的歸來。他上前跪倒塵埃，抱著母親的腳痛哭流涕，老母才白日見鬼般驚覺有人；開始是呆癡地望著他，毫無表情；後來，忽然一下子就倒在地上暈死過去。撒了一地的洋芋，仿佛滿地亂滾的大顆眼淚……

七 

四十三歲的老譚出獄後，他哥哥接納了他死而覆活似的歸來。他哥親手用木板在竈屋一角為他釘了一個約有六平方米的房間，他自己拖石拉泥，把地面平整，用祖上留下來的兩條高矮各異的板凳搭鋪，便算有了一間自己的蝸居。

家裏寒苦，一個老人四個侄子，全靠哥哥個人工作，嫂子做零時工周濟一家。幸好哥哥效力的電力公司，臨時需要給電線桿刷油漆號碼；老譚在監獄學過漆工，正好一個人背著油漆、刷子、雕板、板凳等，追隨著電線的方向乞食。電桿多在巖上田裏，翻山越嶺，上坡下坎，風餐露宿，一幹就是兩月，總算掙到了第一筆活錢。

胞兄四處張羅為他成家，在那個年代，誰家的大閨女敢嫁一個牢釋犯？其兄只好勸他面對現實，托人為他介紹了一個寡居的賢良農婦。老譚看其心地善良，且不嫌棄他的賤民身份，於是便在那一無所有的竈屋裏成了家。幾十年後回頭看，幸虧他們當年的互不相嫌，才有了後來的患難與共。雖謂貧賤夫妻，卻是真正相濡以沫白頭偕老的幸福眷侶啊。

成家未久，按鄉俗要樹大分椏，人大分家。於是，老譚便用油漆桶做了個爐子，正式分竈開夥。荊妻寒門出身，熟知各種野菜，老譚零工養命，三餐煮面當飯，但好歹這是他們自己的家了。當年春節，哥哥給了他一個小豬頭和一小塊肉，朋友給他送了一些蘿卜，兩口子寒泉配食，度過了自由世界的第一個新年。

之後，通過其兄關系，老譚進了城關鎮的油漆廠，算是有了固定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長，油漆廠失火，本來與他毫無關系，但按慣例罪責還是栽在了他這個“壞分子”的頭上。於是，他被驅逐。包裏只有四元錢，走投無路的老譚只好走出利川，走出那寒酸但溫暖的小家，來到州府恩施。他不敢吃住，在清江橋下坐了一夜，次日便用四元錢買了兩把刷子和一小盒油漆，挨家挨戶去找活路——問別人有沒有碗櫃桌椅要刷漆。做得好隨便給點工錢，做得不好只管一點飯。

這樣混了許久，他終於找到了一樁活路——到麻瘋病院去刷門窗！雖然那是一個怕傳染誰也不願去的地方。但對急需望門投止的老譚來說，這就是天賜良機了。就這樣他又混進了安穩現世，開始漸漸熟悉這個久違了的社會。久之，天性聰穎的他，漸漸地成了一個小油漆包工頭。直到申訴平反，才重新安排進工藝美術廠當油漆工，每天工資0.6元。但每月十八元的俸祿，對他那個嗷嗷待哺的初生的兒子和老妻，就已然是皇恩浩蕩了。

八 

煉獄出來的人，天生多有奔命的本事。勞改隊的老話說——是太陽總要升起。老譚的知識儲備和與世無爭的風格，漸漸為周遭社會所器重。後來，民委把他借去編《土家族民族志》。再後來，又因為其文才展露，他被調到了城關鎮的文化站，以後便搞文物、寫地方志等等，成全了他位卑然而受人尊崇的余生。

奉母，娶妻，生子，以一個布衣的身份，重塑鄉村歷史，傳承民族文化。他辛苦而自得，終於開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深知老譚心靈手巧，本質上我們都是那種生命力特別強盛的男人。無論怎樣的厄運，似乎都無法壓垮我輩的精神穹窿。一個老讀書人的本色，倘若不被時代所摧殘，必將在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社會凸現出來。他對這個古老縣治的熟悉和熱愛，在山裏可謂無人能出其右。也因此，他得以告別篳路藍縷的手藝人生涯，回歸他打小熱愛、卻被漫長隔絕的書桌。

1983年，在平反冤假錯案的時潮下，在他的固執申訴下，他得以改判無罪。國家沒有任何賠償，當年陷他於獄的警察和法官，沒有任何道歉。一個無罪的人，生命卻被活生生地剪走了二十年。那是真正最可寶貴的青春啊。他拿著那個改判書，老淚縱橫。他無處說理，無處追賠，他只能到父親的墳頭長歌當哭——讓亡靈相信他，在這個國家，他確實是一個沒有罪過的好人。

他以後的全部生活，就在我的故鄉發掘著那些殘存的文脈。他幾乎忘記了那個時代強加給他的侮辱和折磨，無怨無悔地書寫著利川。故鄉今日小有薄名，端賴老譚余生的奔走和研究。他先後撰編出版的，有《利川市文物普查資料匯編》《利川市文化志》《魚木寨研究》《利川文化遺產擷英》《支羅船頭寨研究》《利川燈歌》等八部書籍。先後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利川現有的大水井、魚木寨、利川燈歌等國家級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都是由他主筆撰編並申報成功的。他為宣傳利川土家文化，多次接受央視及湖北、鳳凰等電視台采訪。

而今，他已年將八旬，還在參與編撰《土家族大辭典》。我們都在各自自由了的歲月裏，開始抒寫自己喜歡的文章。我浪跡江湖，他依舊寒素如昨。每年還鄉，他都要陪我重走往日山河。他依舊一身布衣，不喝酒，不抽煙，不求人，不拜官，健碩如壯年。他守著老妻和仍未更事的孩子，粗茶淡飯地在那依然破舊的老屋，讀書上網，發帖甚至QQ，一步不落地更新著自己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