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年後馬來西亞將成為發達國家？

★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

★ 在政治格局上，馬來西亞的中等階層和下等階層並不一定會團結在一起，這就給了執政當局延續壽命的機會。在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台灣，中等階層與下等階層在政治觀念和實際利益上已經產生深刻的裂痕與沖突。中國大陸或許也會有這麽一天。

★ “人均GDP”、“人均國民收入”、“人均居民收入”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

★ 為何會出現這樣一個世界記錄──一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2320美元的國家卻發生了大規模人民武裝起義？

1991年，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的馬哈蒂爾提出了在2020年把馬來西亞建成“先進國”（Advanced Nation）的“2020宏願”。在他的描述中，這個“先進國”將是一個以“馬來西亞國族”為基礎的團結的國家，是一個自由、寬容、安全的社會，經濟發達，人均收入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擁有成熟的民主和高道德水平，是一個知識型的不斷創新的社會，是一個有充滿愛心與關懷的社會，是一個經濟公正的社會。但從馬來西亞的現狀來看，這個“宏願”越來越具有諷刺意味。

但並不是任何人都會覺得這很諷刺，2010年3月，現任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布把馬哈蒂爾的“2020宏願”接了過來，宣布馬來西亞將力爭使人均收入從70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馬來西亞的人均國民收入是7760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15000美元，從而成為高收入國家和發達國家（註：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是逐年調高的，2011年的標準是12276美元）。

在亞洲，繼日本、韓國、新加坡成為發達國家之後，除去僅靠出口石油天然氣暴富的文萊和海灣君主國之外，馬來西亞似乎是離這個目標最近的亞洲國家，特別地，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城市經濟體，而馬來西亞包括了廣大的農村地區和農業人口，馬來西亞若能實現上述目標，其意義非常重大。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

但是，近年來關於馬來西亞經濟更熱門的話題是該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亞洲，就這一話題被討論的國家還包括中國、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印度等等。

摩根斯坦利2010年的一份報告說：“如果歷史是有規律的而萬有引力定律在中國是起作用的話，那麽中國的經濟增長必然會慢下來。”（《紐約時報》2010年10月25日報道：“Avoid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則認為，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亞洲國家如果不能把內需當作增長的主要動力，將不可能上升為發達國家，它們必須從依賴廉價勞力與資源的增長轉向在高生產率和創新基礎上的增長（路透社2011年10月18日報道：“Asia may face middle-income trap: ADB”）。
何為“中等收入國家”？ 2011年世界銀行的最新定義是人均國民收入（GNI）在1006美元到12275美元的國家，都是“中等收入國家”（其中人均GNI在1006-3975美元之間者為中低收入國家，人均GNI在3976-12275美元者為中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在12276美元以上者，則為“高收入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東歐國家經過10多年的轉型發展，陸續成為了“高收入國家”（201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斯洛文尼亞是23860美元，捷克是17890美元，斯洛伐克是16830美元，克羅地亞是13870美元，匈牙利是12850美元，波蘭是12440美元，來源：世界銀行）。

從世界銀行所定的1006美元到12275美元這個廣大區間來看，它涵蓋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換言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中等收入國家”。要在這裏範圍內分析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簡直不知從何說起。

任何國家，從中等收入國的起點1006美元到高收入國的起點12276美元，都要爬一個很長的坡，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不能把其間出現的減速、停滯、負增長，都一概視為“中等收入陷阱”。作為一個經濟史現象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初步工業化之後長期（如10年、20年或更久）陷入停滯或負增長。目前輿論界、學界討論的“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和當年日韓從中等收入國向高收入國轉變的奇跡速度（日本用了12年，韓國用了8年，都是以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跨越這個台階）相比較而言的，低於這個速度的，似乎都是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這樣來對照分析，顯然也有問題的。例如馬來西亞在1990年代初達到了人均國民收入3000美元，但20年過去了，現在只有7000多美元，於是就有人撰文討論起馬來西亞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如Nina Merchant-Vega與Herizal Hazri的“Malaysia’s Middle-Income Trap”和《星洲日報》2011年11月16日的綜合報道《大馬陷中等收入陷阱》）。但當年的日韓奇跡是有其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大背景的，現在至少有幾十個“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要低於馬來西亞（據馬官方數據，馬1990至1997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1%，2000至2008年則是年均5.5%），難道說這些國家（包括馬來西亞）都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
應當說，在初級工業化階段結束後增長速度慢下來，是一個普遍現象，在當今全球經濟競爭加劇、風險密布的環境中，應當以平常心來看待增長速度，不是所有後發國家都能像當年的日韓那樣幸運和順利。

此外，輿論界和學界的一些人把許多經濟社會政治困境都一概納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一種偷懶、隨意的說法。這些問題並不是因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而引發的，而是與一國既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國情有關。

當然，“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失為一個有價值的看問題的角度。“中等收入陷阱”作為一個經濟史現象，其原因和內涵是很簡單的，即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沒有了低勞動成本優勢，原先所擁有的低端產品市場漸漸被低收入國家奪走，在中高端產品市場又因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源品質方面的不足而進不去，從而導致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因此，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最直接地來講，就是如何提高研發能力和提升人力資源素質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馬來西亞當前確實處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上。

至於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所發生的一些社會與政治變化（如社會利益多元化、自由投票和多黨競選）是不是導致經濟停滯的原因，學界曾長期爭論這個問題，未有定論。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界存在3種意見：正相關、負相關、不直接相關。

政治已多元化和政治未多元化，哪種情形會加劇“中等收入陷阱”？看來也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的國情中可能有不同的相關關系。

政府們很委屈：人均收入好不容易上去了民心卻要思變

且來看馬來西亞，該國政府確定了一個走出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具體時間表，這在全世界並不多見。為在2020年建成高收入國家，馬來西亞目前面臨的挑戰包括私營企業活力不足、自主研發能力不足、人力資源投入不足和人才流失（有20%的受高等教育者流失到國外，有60%的移居國外者將“社會不公”列為他們離開的關鍵原因。來源：世界銀行2011年4月報告“Malaysian Economic Monitor: Brain Drain”）。

前述摩根斯坦利2010年的那份報告則說：“曾經把馬來西亞引向成功的依賴外資政策今天可能成為該國發展的障礙。只有本國資本才有興趣在本國的創新型產業中投資，外國資本一般不會這麽做。但不幸的是，馬來西亞的國內私人投資甚至低於1997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私營企業活力不足是馬來西亞陷入發展瓶頸和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私營企業活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行政開支過大而發展開支不足，有限的發展開支、項目和銀行貸款又主要流向與政府權貴有關系的少數朋黨企業，此外私營企業遭受多重盤剝、運營成本沈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2010年納吉布政府出台的新經濟模式（NEM）試圖將增長與公正結合起來，其中的重點就是重新激活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力，建立自由競爭型的國內經濟環境。但馬來西亞商界、輿論界對NEM的決心和效能有諸多懷疑，因為經濟環境不公正是巫統長期一黨獨大體制下的產物，政府編制龐大（總人口2840萬的馬來西亞擁有130萬公務員，其比例居東南亞各國之首），且打著維護“公正”、“平衡”的旗號實施了許多干預經濟活動的政策、法規，使得國家發展成果的受益者主要是少數朋黨群體，而中下層民眾的發展機會在“大企業”和“大政府”的親密聯盟之下受到嚴重壓制。

但在政治格局上，馬來西亞的中等階層和下等階層並不一定會團結在一起，這就給了執政當局延續壽命的機會。以巫統為首的執政聯盟“國民陣線”的選票基礎主要是鄉村地區的下層民眾（對政府的依賴和感恩戴德程度較高，選票容易被收買）和龐大的公務員系統，而反對黨陣營的選票基礎主要來自城市裏的中等階層和邊緣族群。這種社會中等階層與下等階層在政治上各走各路的現象（前者親市場，主張自由競爭和反對大政府，反對傳統的政治文化如權力壟斷、裙帶朋黨作風；後者擁戴一個只要能保證他們基本生活水平的政府）在馬來西亞、泰國和中國台灣，都是比較明顯的，這是一個值得關註和深究的現象；在中國大陸，這兩個龐大群體在政治觀念和實際利益上或許也正在或將會產生巨大裂痕。

馬來西亞近年來的“納吉布新政”，其重點就是大力籠絡具有離心傾向的中等階層以確保執政黨長期執政，為此當局采取了一些擺脫朋黨壟斷的政策以試圖重新激活私人經濟，首相納吉布本人也展現了許多符合城市中等階層口味的做派，他的Facebook和博客還時不時會玩點新潮花樣，60多歲的人了還希望網友們稱呼他“某某哥”。但另一方面，納吉布又不得不向執政黨和龐大的公務員體系低頭，繼續維護它們的既得利益，畢竟它們才是他當政的首要基礎，由此他又招來中等階層（特別是那些受良好教育、能很方便接觸信息資源的民眾）和反對黨的陣陣反對聲。由於意識到輸掉大選的風險始終存在，當局在連年財政赤字的情況下仍然向緊急向社會各個人群發放福利補助，這意味著大選過後民眾的稅務負擔又要加重；至於那些試圖打破舊有利益格局的“新政”（無論是宏觀發展政策還是分配政策或是族群政策），更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黨長期執政所累積下來的財富分配方面的巨大不平衡，使得馬執政當局始終處於焦灼狀態──要調整總會遭遇震蕩，不調整則意味著要下台。

據聯合國開發規劃署的數據，馬來西亞20%最富有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貧窮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4倍，屬於偏高的比率，超過美國的8.5和新加坡9.8；馬來西亞的基尼系數為46.2，也屬世界較高水平（來源：聯合國開發規劃署：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11）。由於巨大的貧富差距存在，即便2020年馬來西亞的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5000美元，這種宏大成就也與普通小民無關。

在馬來西亞、中國這樣的國家，政府們都可能深懷“委屈”──GDP、人均GDP、人均國民收入一直在增長，為什麽民眾還是不滿意、不買賬？這涉及到應如何看待這些數字。在衡量國民真實的人均收入狀況時，筆者以為有3點需要註意：
首先，不能用“人均GDP”來代替“人均國民收入”（在依賴外資和出口較多的國家，人均GDP普遍高於人均國民收入）。

其次，“人均國民收入”也不等於“人均居民收入”（前者包括了政府、企業的收入）。
最後，“人均居民收入”也不等於一般民眾的真實收入，比較真實的數據應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特別是在那些極少數人占有社會大部分財富的國家）。

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麽在利比亞這樣一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2320美元（2009年，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會發生大規模民變。

當然，利比亞確實是創了一個歷史紀錄──世界上首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2000美元卻發生人民大規模武裝起義的國家。這個神奇的記錄，當然要歸因於該國那位神奇的領袖和神奇的統治體制。

（本文初刊於《同舟共進》雜志2012年第3期）

補記：中國數字：從“人均GDP”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落差有多大？

在《對馬來西亞“中等收入陷阱”與“人均國民收入”的考察》一文中，筆者認為在衡量國民真實的人均收入狀況時，應考慮以下3項原則：

首先，不能用“人均GDP”來代替“人均國民收入”（在依賴外資和出口較多的國家，人均GDP普遍高於人均國民收入）。

其次，“人均國民收入”也不等於“人均居民收入”（前者包括了政府、企業的收入）。
最後，“人均居民收入”也不等於一般民眾的真實收入，比較真實的數據應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特別是在那些極少數人占有社會大部分財富的國家）。

從這3項原則來看，在依賴外資和出口程度比較高、國富民窮、貧富懸殊的國家，“人均GDP”一般都要遠遠高於能較準確反應老百姓實際收入水平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反之，若不是像上述這樣的國家，則“人均GDP”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之間的差距會比較小，如北歐一些國家。

以2011年的中國（不含港澳台）為例，據國際貨幣金融組織的統計，中國2011年的人均GDP為5414美元；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人民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6194元人民幣；另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比例為51.27%，農村人口比例為48.73%。在此姑且做一個簡單的計算，可得出2011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為12820元人民幣。

按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解釋，人均收入中位數是指將所有被調查戶按人均收入水平從低到高順序排列，處於最中間位置的被調查戶的人均收入。

按2011年年末6.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匯率折算，2011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為2034美元，與當年中國人均GDP5414美元相比較，2011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是人均GDP的37.59%，比1/3略多。

換言之，中國的“人均GDP”數字，要大大高於能較準確反應老百姓實際收入水平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

以上計算不一定合理、準確，但這兩個數字之間的落差，在中國顯然是比較大的。
至於上文中提到的利比亞，其人均GDP在卡紮菲執政的最後幾年，都在1萬美元以上，但同期利比亞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是多少？其中的落差有多大？2011年初利比亞爆發的大規模民變做出了回答。
利比亞是全世界第一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卻發生以暴力推翻現政權的國家。（收藏自2012-07-25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