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飲食題材的詩意提升：從陶淵明到蘇軾（下）

四

然而，飲食畢竟只是人們用以果腹或解渴的日用品，它們的功用完全屬於實用性質，蘇軾究竟是如何為這種實用性質的題材註入詩意，使之成為審美對象的呢？

首先，蘇軾熱愛生活，他以一種近於審美愉悅的心態擁抱生活，以充滿詩意的目光去觀察生活，於是生活中的任何內容都能實現詩意的升華，飲食也不例外。例如：

縱筆三首之三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竈，只雞鬥酒定膰吾。這是蘇軾六十四歲時在儋州所作。當時詩人的生活極為窘迫，經常以薯芋充饑，久饑之人不免嘴饞，於是詩人把希望寄托在東家身上，說明日東家將殺雞設酒祭竈，事畢後一定會分一些祭品給我。要不是以“只雞鬥酒”入詩，蘇軾怎能將其生活窘境以及曠達樂觀的心態表達得如此真切、生動？如果說此詩是在特殊的人生處境中的作品，是對荒唐現實的一種反諷或冷嘲，所以詩人的目光才會下移到“只雞鬥酒”那樣普通的飲食題材，那麽請再看其他例子。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之二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甜時。人生此樂須天付，莫遣兒曹取次知。此詩作於熙寧七年（1074），蘇軾時任杭州通判，因往於潛縣察看蝗災，得便與縣令毛國華、縣尉方武同遊西菩寺。詩中讚美西菩寺周圍的美景，從地上的水、石寫到天上的白雲、明月，然後筆鋒一轉，吟詠田野裏的累累秋實：小米、高粱、柑子、橘子。詩人分別用“黑”、“黃”、“朱”、“綠”四種顏色來形容這些果實，構成一幅濃筆重彩的秋色圖。四種果實當然都是食物，詩中的“初熟”和“半甜”就詠及其食用價值，但是它們也是組成這幅秋色斑斕的山林野趣圖的主要因素，是引起詩人濃郁遊興的主要原因。於是，普普通通的糧食和水果便具備了詩情畫意，便脫離了實用的性質而躍入審美的意境。

筼筜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

南園

不種夭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壟風來餅餌香。這是蘇軾在熙寧八年（1075）為摯友文同題詠洋川園池的兩首小詩。筼筜谷位於洋州（今陜西洋縣），谷中長滿竹子，故名。文同是以畫竹著名的畫家，他常在筼筜谷中觀賞竹子，所以胸有成竹。但蘇軾此詩偏不說其觀竹、畫竹，而專詠其食筍。詩的大意是說漢水邊上的山谷中滿是修竹，叢生的竹筍被人們砍來做成菜肴。又說文同既貧又饞，筼筜谷中的竹筍都被他吃光了！末句意含雙關：既指文同食筍之多，又指其“胸有成竹”，極為風趣。這首詩寄到之時，文同正攜妻同遊筼筜谷，還煮了幾根筍當晚餐，他“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25)。南園是文同在洋州的一個園子，園內不種桃柳而種滿莊稼，蘇軾對此大為讚賞，認為這是文同重視農業的表現，末句從夏季麥熟想起，清風吹來，麥壟間仿佛能嗅到餅餌的香氣。後人往往深賞末聯琢句之巧妙，我覺得其得力之處正在“羅紈膩”和“餅餌香”的豐富想象，而由麥子成熟聯想到面餅之香氣，正是此詩中最引人入勝之處。蘇軾與文同都是文人雅士，一般說來，文人題詠園池的詩都應突出高雅幽潔的情趣，蘇軾卻偏偏寫進食物，這是他全方位地擁抱生活的一種表現。這種情形在蘇詩中相當常見，比如“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病中遊祖塔院》）寫閑遊山寺之輕快心情，“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寄蔡子華》）抒思鄉之情，“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慈湖夾阻風五首》之二）詠貶謫途中的荒涼淒寂，食物的意象都很好地點綴了生活圖景，從而使詩歌更加貼近平凡、真實的生活，這正是蘇詩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原因之一。

其次，蘇軾天才橫溢，在詩歌題材上觸處生春，尤其善於“以俗為雅”。他說：“詩須要有為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26) 所謂“以俗為雅”，意即化俗為雅，也就是將原本較為凡俗的內容升華進入高雅的境界(27)，陶詩就有這種傾向，蘇軾認為柳宗元的晚年詩歌也有類似的表現。顯然，將飲食類題材引入詩歌，就是“以俗為雅”的一種表現。唐人劉禹錫重九日作詩，不敢寫到“糕”字(28)，就是因為“糕”乃俗字，“糕”是一種普通的食物，所以不能登上詩歌的大雅之堂。蘇軾當然也明白飲食本是俗物，他曾作詩說：“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於潛僧綠筠軒》）顯然以竹為雅物而以肉為俗物，因為後者只具有實用性質的價值，前者卻與文人雅趣有關。但是既然蘇軾擅長“以俗為雅”，他就能對飲食題材進行改造，使之質變，從而升華進入高雅的境界。試看一例：

豆粥

君不見滹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齏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幹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不自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知江頭千頃雪色蘆，茅檐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豆粥”當然是一種極其普通，甚至有點寒酸的食物，要是讓劉禹錫來作詩詠之，肯定會避之不及。然而蘇軾此詩不但生活氣息濃郁，而且措辭雅致，志趣高潔，全詩沒有絲毫的俗氣，這是什麽緣故呢？此詩作於元豐七年（1084），其時蘇軾剛奉朝命離開黃州貶所，但詩中所詠的仍是他在黃州的生活經歷。開篇推出兩個有關豆粥的歷史故事，一是西漢末年劉秀征戰至滹沱河畔，饑寒交迫，因部將馮異獻豆粥方得饑寒俱解；二是西晉石崇生活豪奢，其家廚子能在頃刻之間煮熟豆粥。然後說劉秀當時身陷危難，石崇則沈迷聲色，他們都沒有從容安詳的心態來仔細品味豆粥。只有自己在江邊隱居，身閑無事，心態安詳，得以到友人家裏細細品嘗豆粥，才能深知豆粥之真味。前半連用兩個典故，為全詩奠定了典雅的基調(29)。後半對江邊蘆花似雪、茅屋隱霧的清幽景色的描繪，成功地營造了一個瀟灑絕塵的高潔意境。於是，一味普通的豆粥便成為絕妙的詩材，“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兩句對豆粥本身的描寫也脫離了果腹的實用性質而近於審美的詠嘆。這正是“以俗為雅”的典範作品。

五

蘇詩中詠及的飲食種類繁多，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的品種，連在友人家偶然品嘗家釀劣酒和家常糕點也催生出“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雲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雲莫作醋錯著水否。後數日，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的名句。蘇軾胸懷寬廣，與物無忤，他在流宦和貶謫生涯中隨遇而安，在飲食方面也入鄉隨俗。古代的中原人士初到南方，往往對那些聞所未聞的食物心存畏懼。韓愈貶潮州後初嘗南食，對那些奇形怪狀的“鱟”、“蠔”、“蒲魚”、“蛤”等物感到“莫不可嘆驚”，勉強食用後竟然“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骍”（《初南食貽元十分協律》）。蘇軾則不然，他對食物的態度是“雞豬魚蒜，遇著便吃”，(30) 他貶到海南後興致勃勃地品嘗海味，而且作文讚美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蠻獻蠔。剖之，肉與漿入水，與酒並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每戒過子慎勿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食蠔》）這與韓愈的態度大相徑庭。可惜蘇軾沒有寫詩吟詠那些海味，但是蘇詩中已有《棕筍》、《送牛尾貍與徐使君》、《蜜酒歌》等詩，專詠比較罕見的食物。當然在蘇詩中寫得更多更好的還是那些常見的普通食物，正是這些作品為飲食類主題開辟了廣闊的前景。試看一例：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友仍分赪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鲙，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蒙眬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疏疏。詩中的“黃封酒”與“春蔬”也是食物，但中心意象則是那尾紅尾鮮魚。新春時節，舊友送來一尾鮮魚，這本是一件普通的小事，鮮魚也是一種普通的食物，但是在蘇軾筆下，卻寫得情趣盎然。老妻本來臥病在床，但是鮮魚一到，她竟自起床操刀切繪。幼稚的孩子大概已讀過“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的古詩，所以歡呼著要從魚腹中尋找那封“尺素書”。這是一個多麽生動、熱鬧的場景！最妙的是此詩的結尾，詩人此時正在汴京任翰林學士，但是一見鮮魚，竟使他聯想到此魚的產地，頓生歸思，於是眼前出現了煙雨江南。這樣的飲食題材已經超越了實用的性質而轉變成審美對象，也就是完成了詩意化的過程，誰曰不然？

世間的飲食品種形形色色，讓它們實現詩意提升的可能性是大有差別的。一般說來，凡是用來充饑的食物較難入詩，比如餅餌、飯食等物；而用來消遣的飲料就較易入詩，比如茶與酒。因為前者的實用性很強，是人們的基本生活資料，很難產生詩意的聯想。後者則是人們在休閑時的生活用品，是用來美化生活的一種點綴物，容易激發審美的情趣。在唐詩中有那麽多的詠酒佳作，而詠及餅餌飯食的作品卻寥若晨星，就是明顯的證據。蘇詩的情形也不例外。蘇軾雖然經常詠及充饑的食物，例如“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儋耳》），但是詠得最多最好的還是茶酒一類題材。那麽，與前人相比，蘇軾的後一類作品又有什麽特點呢？

我認為最大的特點在於：蘇軾的詠茶詩的成就超過了詠酒詩，並成功地使飲茶主題在宋詩中大放異彩。

唐詩中詠酒的名篇不計其數，但詠茶的名篇則如鳳毛麟角。除了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之外，很少有受到後人關註的佳作。宋詩的情況頗為不同，宋代詩人在繼續詠酒的同時，也深喜詠茶，其中尤以蘇軾與黃庭堅的成就最為突出，本文專論蘇軾。

蘇軾當然也愛詠酒，他雖然酒量不大，但酒興頗高，詩中時時及之。蘇軾有酒即飲，在生活窮困時尤其不擇精粗，他在黃州時曾自稱：“酸酒如齏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岐亭五首》之四）他甚至聲稱：“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他把飲酒與作詩視為生活中的兩大喜好：“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叔弼雲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飲酒還使蘇軾畫興大發：“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他饒有興趣地運用典故詠酒：“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他還用古人好酒的故事來勸友人飲酒：“君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覆一中之。”（《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他親切地用俗語來形容飲酒之樂：“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余。”（《發廣州》）蘇軾最有趣的詠酒詩要推下面這首：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頹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醒時江月墮，摵摵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詩人不勝酒力，頹然醉臥，前人也曾詠過，李白就有“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陽歌》）之名句，蘇軾此喻則準確生動，戛戛獨造。後面八句隱括晉人劉伶《酒德頌》大意而出之以韻語，描摹醉態栩栩如生，與友人的戲謔也極為風趣，是宋詩中的詠酒名篇。

然而蘇軾的詠茶詩在詩史上更具創新意義。蘇軾寫過一首《寄周安孺茶》，此詩長達一百二十句，全篇詠茶。詩人首先敘述了飲茶的歷史和自己入仕後飲茶的經歷，然後詳細生動地描繪自己身歸江湖後與野僧隱士同賞好茶的情形，下文又具體描寫好茶與好水的情狀，最後自述飲茶後心滿意足的狀態，如此全面、深刻地詠茶，堪稱宋詩中的“茶德頌”。此詩的最後四句尤其值得註意：“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麹？”蘇軾詰問劉伶，飲茶如此有益，為何還要嗜酒？意即飲茶勝於飲酒，這是宋代士大夫的獨得之秘，也是蘇軾的詠茶詩既多且工的主要原因。

在蘇軾眼中，茶的主要功用不在於解渴，而在於怡情悅志、修身養性。或者說，茶的主要意義已超越物質層面，而進入了精神境界。蘇軾有一詠茶名句：“從來佳茗似佳人。”（《次韻曾輔寄壑源試焙新芽》）這哪裏還是品嘗滋味，分明是一種審美的享受。蘇軾作詩答謝友人寄茶說：“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和錢安道寄惠建茶》）平生飲過的茶竟像故人一樣難以忘懷，他對茶的感情何其深也！正因如此，蘇軾的詠茶名篇不但以描寫真切見長，而且以抒情濃郁取勝。試看二例：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饑，分無玉碗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磚爐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第一首作於熙寧五年（1072），蘇軾正任杭州通判，在進士發解試的試院中與其同僚一起煎茶。第二首作於元符三年（1100），蘇軾正在海南貶所，生活極其窘迫，獨自在月夜汲江水煎茶。兩首詩的寫作環境迥然不同，詩人的心境也差異甚大，但詩中表現的情趣卻何其相似！可見蘇軾在煎茶、飲茶之際，已經超越了當下的實際生活處境而進入遠離塵寰的高潔的精神境界。兩首詩都詳細描寫了煎茶的過程，而且都用了“松風”和“雪”等清幽潔凈的自然之物來形容煎茶時的聲響和外形，從而使整個活動都具備了濃郁的詩意。詠茶詩寫到這種地步，可謂名副其實的以俗為雅。唐詩中雖然也有吟詠同類主題的作品，例如鄭遨的“夜臼和煙搗，寒爐對雪烹”（《茶詩》），又如皮日休的“時看蟹目濺，乍見魚鱗起。聲疑松帶雨，餑恐生煙翠”（《茶中雜詠·煮茶》），可算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但無論是描寫之真切，還是意境之高雅，都不能望見蘇詩之項背。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飲食類題材是在陶淵明筆下初露曙光，到宋代則如日中天，而蘇軾在這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尤其值得重視。雖然蘇軾之後善於吟詠飲食主題的詩人代不乏人，但就題材開拓的廣度和詩境提升的高度而言，蘇詩取得的成就是後人難以逾越的。當我們探索古代詩歌在題材走向上的發展脈絡時，當我們評價蘇軾對古典詩學的獨特貢獻時，飲食類的主題是一個獨特的重要視角。

註釋：

① 《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六，《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87頁。

② “詩言志”最早見於《尚書·堯典》，偽《古文尚書》則析此語入《舜典》，《十三經註疏》，第131頁。

③ 《禮記·禮運》，《十三經註疏》，第1422頁。

④ 詳見《毛詩正義》卷六，《十三經註疏》，第374頁。

⑤ 《毛詩正義》卷八，《十三經註疏》，第388頁。

⑥ 見金啟華《詩經全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頁。

⑦ 張少康《文賦集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

⑧ 陶必銓《萸江詩話》，《陶淵明集校箋》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

⑨ 《讀陶詩》，《劍南詩稿校註》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7頁。

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陶淵明集校箋》，第337頁。

(11) 見《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二，《杜詩鏡銓》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