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喜愛比讓人懼怕更重要

“軟實力”或曰“軟權力”(soft power)已成為國際政治的關鍵詞，被視為21世紀大國競爭的核心。一國的外交與其內政是緊密相連的。沒有內在的實力，在國際上也難當大任。

“軟實力”是前哈佛大學政府學院院長、克林頓政府的閣僚約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出版的《命中註定的領袖：美國權力的本質性變化》一書中提出的。約瑟夫•奈認為，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勢力仍然獨步於世，是能夠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但是，要保持這一地位，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或曰實力)性質就必須起本質性的變化。權力有兩種。一種是“硬權力”，這在國際上主要體現在軍事實力，其背後包括GDP、人口、資源等“實打實”的因素。運用這種權力，無疑可以使他國屈從於你的指令。另一種權力是“軟權力”，包括文化、意識形態等，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能夠驅使別人在非強制的情況下自願與你合作。因此，美國在21世紀的核心戰略，應該著眼於“軟實力”的擴張。

此論在隨即上台的克林頓政府中立刻風行，並在世界被廣泛運用，但也馬上招致保守主義陣營的批評。在這些人看來，“9•11”有力地證明了“軟權力”在對付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恐怖主義時是多麽缺乏效力。此時布什正好獲選總統，美國立即轉入“單邊主義”的軌道，以“硬權力”在全球布武，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最為戲劇性的一幕，莫過於當時主持伊戰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與媒體的問答——當記者問他如何考慮美國的“軟實力”時，他直截了當地說：“我不懂這個詞的意思。”言下之意，“軟實力”根本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但是，布什八年成為美國的夢魘。硬碰硬使美國在國際上撞得頭破血流，再加上國內經濟危機重重、聯邦赤字高築，美國的“硬實力”大大縮水。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在2008年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軟實力”再次成為國家目標。奧巴馬上台後，也把“改變美國的國際形象”作為其外交的基礎。

可以說，“軟實力”提出20年，在國際政治中經受了實踐的檢驗，也為我們反省這一理論的價值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例證。

首先，從“硬道理”看“軟實力”。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剛獲得冷戰的勝利，但也被拖得精疲力盡。當時聯邦政府債台高築，經濟陷於衰退，基礎設施長年失修，年輕一代普遍覺得不可能享受父母那樣的生活水平，一切籠罩在“美國衰落”的陰霾之中。克林頓上台後，既要大手花錢來實現民主黨的理想和承諾，又要控制和削減聯邦赤字，陷入財政困局，這時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幅度削減軍費。要從軍方手裏挖出錢來，可謂虎口拔牙，必須有新的意識形態為導引不可。1990年“軟實力”提出時，美國的軍費開支占GDP的5.2%，日後逐年降低，到2001年降到3%。這種下降趨勢，到布什上台後才扭轉。美國軍方不喜歡克林頓，自有其“硬道理”。克林頓政府大談“軟實力”，背後同樣有“硬道理”。

第二，“軟實力”和“硬實力”本應相輔相成，並非非此即彼。應該說，“軟實力”多少被軍方和保守派給妖魔化了。約瑟夫•奈本人就強調，他作為前克林頓政府國防部的助理部長，深知“硬實力”之重要。事實是，美國在克林頓任內休養生息八年之久，經濟高速發展，聯邦從大幅赤字變成大幅盈余，國力上了一個台階，“硬實力”大增。布什上台後搞“單邊主義”，靠的是這些本錢，但把這些“硬實力”給揮霍掉了。同時，“軟實力”可以大大降低使用“硬實力”的成本。以伊拉克為例，拉姆斯菲爾德拒絕把“軟實力”放入政府的戰略考慮中，切尼則指望美軍在伊拉克會被當作解放者而受夾道歡迎，但這種夾道歡迎沒有發生，就是美國“軟實力”已削弱的體現。如同共和黨的前眾議院領袖金裏奇認識到的，衡量成敗的標準不是殺死多少敵人，而是結交了多少朋友和盟友。隨著伊戰的旗開得勝，美國的國際聲譽猛跌，乃至支持美國的國家也跟著受連累。此時美國想硬也硬不起來。於是，在奧巴馬政府中，“軟實力”又成了硬通貨。

第三，“軟實力”的理論，試圖解決美國內政、外交的一個根本矛盾。早就有許多學者和評論家指出，美國對內民主，對外霸權。民主和霸權的邏輯本是不相容的。民主制度，其實是“軟實力”的硬結果。在民主政治中，沒有人可以靠武力統治，一切由選票說話。而選票代表著選民自發、自願的選擇。2008年大選中，共和黨政敵譏笑奧巴馬毫無政績和經驗，靠寫幾本暢銷書就想當總統，“軟”得像個笑話。這話雖然有些誇張，卻基本真實。但是，奧巴馬不僅當了總統，而且是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而國際上，美國則一向是主權高於一切，絕對不會聽從國際輿論，甚至不願意接受國際條約的約束，動不動把武力或者經濟制裁作為使人就範的工具。這就引起各國的怨恨。“軟實力”的鼓吹者，雖然遠沒有走到以民主原則約束美國國際行為的地步，但要求美國至少有些“民主作風”，在積極尋求國際共識的情況下制定自己的外交路線。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在這方面確實有所改變，比如在全球變暖的問題上，美國從不參與到積極協調，開始扮演領袖的角色。

事實上，提倡“軟實力”的人，恰恰認為美國有著豐富的“軟實力”資源，只是忽視了開發而已。約瑟夫•奈在2005年出版的《軟實力》一書中，擺出了如下事實：

美國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國家，比起第二移民大國德國，吸引的移民量要高6倍。

美國的影視產品出口量在世界上遙遙領先。

當今世界的160萬留學生中，28%選擇了美國，另外14%選擇了英國。

2002年在美國教育機構工作的外國學者，達到86000人。

這些事實說明，美國的價值、繁榮、生活方式具有全球的吸引力。這在中國也感受得非常實在。2010年中國輸出30萬左右的留學生，美國是最大的目的地。美國是個種族和文化上最為多元的國家，有巨大的兼容並包能力，在吸引力和開放性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和美國競爭。

“軟實力”說到底就是這樣一種塑造他人的選擇和偏好的能力。在這方面，“軟實力”不僅和赤裸裸的軍事能力不同，也和影響力有巨大的差別。影響力經常建築在“硬實力”的基礎之上。比如，反恐戰爭剛開始時，布什在國會告訴世界各國：“這次你們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就是站在他們那一邊。”他並未動一槍一彈，許多國家就加入了反恐陣營。但是，這種加入，是在“硬實力”的威懾之下，並非心甘情願，特別是一些中東國家，站在美國一方所引起的是怨恨。伊戰前，美國在歐洲盟國中的支持率流失了30個百分點，在中東國家更不得人心。伊戰後的一次民調表明，19國中有2/3國家的大多數國民對美國有不良印象。顯然，作為一個社會，一種文化，美國仍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美國在國際社會則不獲認同。人們希望自己像個美國人一樣被對待，卻不願意被美國人所對待。

“軟權力”的目標，是要化解這樣的矛盾，把美國的文化優勢落實到其國際戰略上來。約瑟夫•奈意味深長地說，馬基雅維利當年勸告意大利的君主們：“你最好讓別人都懼怕你。”在21世紀，讓人懼怕依然重要，這是美國保持如此強大的軍力的原因。但是，令人喜愛恐怕更重要。

“軟實力”與“軟權力”的統治原則

Soft Power，可譯為“軟實力”，也可譯為“軟權力”。不過，在中文中，“實力”與“權力”畢竟有微妙的不同。簡單地說，“權力”是使他人順從自己意志的能力，“實力”則是構成這種能力的資源。一般而言，“權力”會隨著“實力”的增長而增長，“權力”的運用也會增加或者削弱“實力”。本節討論的重點將從“軟實力”轉向“軟權力”。

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曾著有《權力解剖》一書，把權力分為三種：

第一，“應得權力” (condign power)，即以威脅和懲罰的方式使對方順從的能力。比如，現代國家壟斷了使用暴力的權力，其警察和軍隊，都是行使“應得權力”的工具。

第二，“補償權力” (compensatory power)，即通過獎賞使對方服從自己的能力。老板通過發放工資讓雇員為自己服務，就是這種權力的典型。

第三，“約成權力”(conditioned power)，即通過塑造信仰體系而獲得對方的順從。比如，看起來是自然的、得體的、正確的說服工作，教育和社會承擔等，都會引起別人自發的順從。

如果這種理論太抽象枯燥的話，我們不妨用例子來演繹一下。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大桌宴會席上，面對桌子另一頭的醬油鞭長莫及。於是你需要坐在那裏的女士把醬油遞過來。要想讓她聽從你的指令，可有三種選擇——

第一，命令她把醬油遞過來，否則就拳腳相加。這樣，你就在行使“應得權力”。

第二，告訴她，如果把醬油遞過來，你將支付一百塊錢。這樣，你就在行使“補償權力”。

第三，微笑地對對方說：“您能幫我遞一下醬油嗎?”這樣，你就在行使“約成權力”。

加爾布雷斯認為“約成權力”才是現代生活的基礎。很簡單，在“遞醬油”這種情況下，除非是神經病，都會行使“約成權力”。這是社會運行的基礎。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大家出去吃飯遇到同樣的情況，都紛紛選擇使用“應得權力”和“補償權力”，那麽社會還能正常運行多久?“應得權力”的濫用導致我們被暴力所吞噬。“補償權力”的濫用則導致“交易費用”的飆升，最後大家破產。如果用“軟權力”來界定的話，“應得權力”和“補償權力”都屬於“硬權力”，符合人們共同遵守習慣的“約成權力”則是“軟權力”。

但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政治權力的運用，經常和我們日常生活中權力的運用有著正好相反的偏好序列，這在生活中處處可見。比如，能使用暴力拆遷的，當然不願意給你市場價值的補償，更懶得與你沒完沒了地商量。這種政治權力，總把人們對之絕對的服從視為政治穩定的基礎。這裏權力偏好形成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於，政治權力所要處理的問題，遠非“請客吃飯”那麽容易;所要求的順從，也遠非遞瓶醬油那麽簡單。政治權力往往要解決根本的甚至你死我活的利益沖突，正如你從那位女士那裏所要求的如果不是遞一瓶醬油，而是她一半的財產，自然會引起抵制甚至公開的反叛。所以，政治權力的一個核心基礎就是暴力，其信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使用“應得權力”的能力。

但是，不管是出於什麽目的、什麽必需，從接受一方說，沒有人喜歡被強制。所以，從權力效率的角度看，不管對待什麽艱難的使命，能使用“軟權力”時就不應該使用“硬權力”;在“硬權力”中，能使用“補償權力”時就不要使用“應得權力”。

“革命”怎樣成為“請客吃飯”

這樣的權力運行規則，其實就萌芽於封建秩序中。在一般人眼裏，“封建”和愚昧落後、中世紀黑暗時代聯系在一起。其實，國際史學界早已推翻了這種陳見，而把中世紀作為現代性的起源。這裏特別重要的是憲政秩序。中世紀的國王，雖然需要王室的血緣，卻經常是要貴族們推選的。國王的權力有正當的合法性基礎，也有正當的合法性限度。比如，國王的一大功能，就是領導民眾共禦外侮。大敵當前，國王有足夠的合法性權威要求手下的貴族貢獻自己的服務和資源。貴族們也認為這種要求屬於自然、得體、正當的範圍，於是按照“請客吃飯”的邏輯心甘情願地跟著國王去打仗。但是，一旦恢覆和平，大家就遵從中世紀的政治格言：“國王應該靠自己過日子”，貴族則回到自己的莊園，享受自己的“自由”。如果國王有緊急需求，則貴族們聚集在一起商議，同意國王在“正常收入”之外的“非常收入”，並按商議的方式分擔。如果不經同意，國王則無權索取這些“非常收入”。這其實就已經確立了憲政的原則。統治者在被統治者同意的條件下行使“約成權力”。這樣，革命就真的成為“請客吃飯”了。

現代社會是理性化管理的社會，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硬件，包括一整套官僚行政系統。國家不能有急事時臨時抱佛腳地和自己的公民商量：“最近手頭是否寬松?我這裏有急事，關乎大家的利益，請幫幫忙。”然後等著看大家同意出多少錢。國家需要事先制定自己的目標，並估計達到這些目標的費用，形成預算，然後按照一定的稅率獲取必要的財政資源。一個公民，也不具備單獨和國家討價還價的能力。當你拿到工資單時，國家已經把你該納的稅按既定比例扣除了。你似乎是被剝奪了，但這種高度組織化的強制性，表面上是“硬權力”的行使，在精神上則是“軟權力”的運作。征不征稅，征多少稅，都是通過參與性的政治程序，由選民授權的。國家的行為，和“請你把醬油遞過來好嗎”實際上是一致的。沒有一個憲政國家可以不經選民授權而征稅。大英帝國當年忘記這一點，對美洲13個殖民地行使“應得權力”而非“約成權力”，結果引起了獨立戰爭，才有了現代的美國。

內政中的“軟權力”及其歷史，對我們理解現代國際政治中的“軟權力”至關重要。封建時代王權的合法性，對於當今國際關系，還是有相當的參照意義的。美國必須在解決全球面臨的大問題方面扮演領導的角色，為國際共同體提供秩序，才能在世界獲得正當權威。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要參與塑造國際秩序，就必須和其他國家一起培養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資源。扮演領袖的角色，不能僅僅說“我們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貴在求同存異”，還必須說：“我們捍衛的不僅是我們的價值，也是你們的價值。”這樣，你才不用強制別人順從，甚至不必支付別人的服務。這樣，大國才能既充當領袖，又使別人心甘情願地分擔責任。

試圖放棄韜光養晦戰略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說本世紀頭十年的大國博弈能給我們提供什麽經驗教訓的話，那就是高估自己的“硬實力”而無視“軟實力”，最後不僅傷害“軟實力”，而且導致“硬實力”的衰退。但反之，盲目追求“軟實力”，是否也會削弱“硬實力”?對於正大力構築“軟實力”的中國，這個問題值得註意。

舉個例子，中國現在環球興建“孔子學院”、派出大量志願人員教外國人中文，顯然是一種“軟實力”戰略，但必須通過“硬實力”的財政撥款才能實現。不妨看一下國家漢辦主任、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許琳的2010年孔子學院工作匯報：在全球經濟狀況普遍不佳的情況下，中外對孔子學院的投入不但沒有減少還有增加，雙方投入現金共計1.19億美元，中外比例為1︰1，平均每所40多萬美元……截止今年(2009年)11月底，總部本級支出1.33億元人民幣，折合1950萬美元，沒有超支預算。”(《關於2010年孔子學院總部工作計劃的匯報》，來自網絡孔子學院)

這1.33億人民幣，還不包括向海外派遣大量中文教師的成本。中國的落後地區，生均教育行政經費還沒有達到三五百元，1.33億，大致相當於中國落後地區40萬孩子一年的教育行政經費!怎麽能把錢從每年僅有三五百元教育行政經費的孩子身上抽走，拿來給每年有200多倍教育經費的美國孩子來支付他們學外語的費用!

這一案例有力地展示了中國對“軟實力”的誤解。中國國際地位的飆升，首先應歸結於“硬實力”的成長。我在美國的大學教過中文，據個人經驗和見聞，大部分美國學生對中國文化並無特別興趣，他們學中文的理由就是賺錢。30多年前學日文有利可圖，如今學中文有利可圖，這裏起作用的是“硬實力”而非“軟實力”。而且，中國亟待轉型到一個高科技的創新社會，核心就是人才。如今60%以上的中國民工僅有九年的教育，這種情況下，每年不足三五百塊的人均教育行政經費怎麽培養下一代，怎麽應對創新型社會的挑戰?即使從弘揚中國文化的角度看，中國文化的“載體”主要是中國人而非外國人。中國人能享受優良的教育，中國文化就繁榮，否則就衰落。怎能指望花錢在別人身上來開拓中國文化的未來呢?

中國的崛起要借助於“軟實力”，這已成為共識。實際上，“軟實力”也是中國的優勢和未來崛起之路。首先，中國的“硬實力”在未來幾十年內恐難超越美國，因此，中國崛起必須另謀途徑，在廣泛的國際合作中尋求發展機會。其次，在本世紀，美國雖頻頻展示“硬實力”，但在國際政治中基本呈敗退之勢。而中國在“硬實力”大漲的同時，遵循著低調、不強加於人的外交傳統，廣為國際社會接受，地位節節上升。因此，應該認識到，“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大國戰略，並不僅僅是後發國家處於弱勢時不得已的戰略抉擇，更是21世紀國際秩序的要求。那種看著國力大增而試圖放棄“韜光養晦”戰略，對世界施加主宰性影響(包括文化擴張)的想法，是非常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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