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說的是主人公約瑟夫·K在30歲生日那天突然被捕，哀告無門，被無辜處死的故事。書中主人公K被逮捕是荒謬的，他的受審判也是荒謬的。在等待審判的過程中，K竭盡全力投入“訴訟”的過程，為證明自己無罪想了種種辦法而無濟於事。他求助法律，但法律拒絕了他。

書中寫道：法律的大門敞開著，彎著腰往門裏瞧，試著進去。衛士大笑著說：你真想進去，就不妨試試吧!把我的禁止當耳邊風好了。不過你得記住，我可是很厲害的。再說我還僅僅是最低一級的衛士哩。從一座廳堂到另一座廳堂，每一道門前面都站著一個衛士，而且一個比一個厲害。這個你要知道!

他想上告洗冤，但社會一片昏濁。書中記K被帶進“法庭”的辦公室，敗壞的空氣奇臭難聞，讓他頭暈目眩出現嚴重不適。“最終，人們會非常適應這裏的空氣”，在幾乎半昏迷的狀態中，他聽到工作人員這樣“說服”他。而當工作人員帶著K出門，接觸到外界的新鮮空氣的時候，這些工作人員倒過來出現嚴重的“不適”。小說隱喻整個法制機構與官場已浸淫於徹底的腐敗，K還有什麽可能洗刷冤情，換得清白呢?

他懷疑自己被錯誤的拘審是因為下級機關的不明事理，於是把希望寄托在“高等法院”與“高級的世界”，而這樣的期盼也終於落空。他最後百般無奈，放棄了一切抵抗的意志，等待他的是設置在采石場，為他而備的刑場。死的時候，“像一條狗”。

上面我們議論了卡夫卡的《審判》，要進入卡夫卡的內心作一次靈魂的探險，還必須讀他的另外一本小說，這就是《城堡》。打開小說，一個撲朔迷離的景象印入眼簾：土地測量員K到達村子的時候，已經是後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裏。城堡所在的那個山岡籠罩在霧靄和夜色裏看不見了，連一星兒亮光也看不見。他站在一座木橋上，對著頭上那一片空洞虛無的幻景，凝視了好一會兒。

卡夫卡的小說都有一個形象鮮明的主角，在《審判》中這個主角名字叫K，在《城堡》中也叫K。這不禁讓引人猜測，為什麽起名叫K，而不是Q或其他什麽的呢?這個K是不是與卡夫卡(Kafka)的第一個字母有關呢?那麽這小說的主人翁就是卡夫卡本人了。人們甚至想，卡夫卡的其他小說，主人翁也都是卡夫卡自己。《變形記》裏的那只甲蟲，《饑餓藝術家》裏那個可憐的藝術家都是作者的化身。

土地測量員K赴城堡上任。城堡就在眼前的小山上， 好似一堆亂七八糟的村舍，定睛細看卻是一個“石頭建築”，盡管泥灰剝落，正在風化消蝕之中。就是這座破落的城堡，卻有一道無形的“門檻”，阻擋著K，至死不讓他跨入一步，甚至見不到城堡主人一面。小說神秘如夢魘，引人深思。

班雅明說：“卡夫卡的作品天生就是寓言。”是寓言，必有寓意，必有一個暗中的指向，必有一個潛沈的隱喻。小說題名《城堡》，“城堡”在哪裏?“城堡”隱喻著什麽?這一切很費思量。卡夫卡是地地道道的布拉格人。他幾度遠走他鄉，然而命定屬於故土，來來去去最終離不開布拉格。卡夫卡只活了短短的41年，一生被肺疾所累，最後在維也納郊區的基爾靈療養院病逝，但他的遺體馬上運回了布拉格。\r

那麽，“城堡”就是布拉格了。卡夫卡說，“布拉格像是長著利爪的母親，你怎麽也掙不脫”。布拉格是母親，但長著利爪。布拉格是要掙脫出去的地方，而又無論如何掙不脫，成為最後的安息之地。布拉格是出生之地，而一生看不清它，走不進去。對於“城堡”，對於布拉格，乃至他所屬的奧匈帝國的愛恨交集，成為卡夫卡的心理特征，也成為卡夫卡作品的精神背景。

有人說：城堡象征著奧匈帝國龐大的官僚機構，等級森嚴，固若金湯。數不盡的官吏、數不盡的文書刻板而塵封。又有人說：城堡是一個生命之謎，世人誇言對一切都可以做出解釋，然而對於何為“生命”這個難題無人可解，就像主人公K至死進不了城堡。

《城堡》寫於作者逝世前2年(1922年)，面對搖曳將滅的生命燭火，卡夫卡陷入沈思。這時的卡夫卡是在夢中寫作，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一個夢境。然而他的夢囈縱然破碎，卻可以連接，他的靈魂縱然飄忽，卻有跡可尋。若將《審判》、《城堡》等串起來閱讀，會發現都在表達同一個中心大意，都在揭示現代國家機器的殘酷和腐朽。《城堡》處在《審判》的精神延長線上，如同兩塊被切開的蓮藕，絲絲相連。

世界的“自由”精神產生於“海洋”，而傳統的專制力量則固守於內陸。“自由”的颶風，從大不列顛島嶼起始，率先登陸法國，並大獲全勝，再往裏走則遇到重重阻力。這樣的阻力，大陸腹地大於沿海，大陸中央大於腹地。在大陸的最中心的地方，盤踞著抵制精神最頑強的“城堡”。奧匈帝國地處內陸，遠離“海洋”，專制精神的現代頑抗力量大於英國和法國，甚至大於德國，可想而知。能不能說，卡夫卡用文學的方式揭示奧匈帝國的政治狀態，是一種自由精神的啟蒙?

4 早產的“後現代”

格裏高爾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個巨大的跳蚤。他的背成了鐵甲式的硬殼。肚皮為棕色的，被分割成許多小塊，中間隆起像小山，被子已不能將它蓋得嚴實。腿也變得單薄、細小，在眼皮下閃爍著微光。這是打開世界經典小說《變形記》，作者卡夫卡展示給你的景象，令人驚悚不已。

小說主人翁格裏高爾是一個小職員，每天繁重的工作與無休止的工作，讓他變成了醜陋的跳蚤，他不認得自己，也變不回去，生命的悲劇讓他痛苦不堪。他逐漸忘記自己過去的樣子，習慣了像甲蟲一樣的生活，只不過，他的思維還是人類的，一個變形了的特異“人類”。

他不可能再去上班掙錢，但依然為父親沒錢還債與無法送妹妹上音樂學院而焦心萬分。可是他最終成了這個社會多余的怪物。可愛的妹妹改變了態度，提出要把他從家裏趕出去。此時的格裏高爾生了病，天天挨著餓，最後絕望的死去。咽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依然“懷著深情和愛意想他的一家人”。

顯然，這樣的故事情節，是謊誕的杜撰，然而它是寓言而非“謊言”，寓言是虛假的，其中的寓意真實而且深刻。卡夫卡的另一部小說是《饑餓藝術家》。這位“藝術家”唯一的“才能”是忍受饑餓，他自覺地走進鋪著幹草的狹小封閉的鐵籠，讓馬戲團老板把鐵籠吊掛到半空。他最高的記錄斷食40天。每當他被饑餓析磨到失去人形，瑟瑟顫抖時，觀眾席掌聲如潮。人們瘋了似的喝彩，讓他享受“成功”的安慰。

他有過風光的時刻，全城的人都為他的“表演”興奮異常，恨不得每天都能欣賞到他忍受饑餓的樣子和瘦骨如柴的形體。不少人買了月票，天天坐在鐵籠子前面。就是晚上，觀眾也絡繹不絕，興致勃勃地舉著火把前來觀看。觀眾中還有許多孩子，當小家夥們驚愕地看著他時，也是他的表演最為賣力與出色的時候。

然而好景不長，人們看夠了他的表演，甚至流露厭惡的神情。對此藝術家不肯離開崗位，一方面是老了，一方面是要忠於這份職守。他檢討自己，決心延長饑餓的時間，去挽回失去的觀眾。他拒絕有人深夜放下鐵籠，也拒絕好心的人遞給他食物，哪怕是餵馬戲團野獸的生肉。他已不能說話，堅毅的表情，告訴人們，他要恪守“天職”。最後的結局是人們忘記了他，忘記了把他吊上去的時間。鐵籠悄無聲息，饑餓藝術家死了。蜷縮在臟臭的幹草堆中，睜著一雙大眼。

有人說，卡夫卡的表達方式是“表現主義”的，而且是歐洲現代表現主義的鼻主。什麽是表現主義呢? “表現主義”最初體現在美術領域。1901年法國巴黎舉辦馬蒂斯畫展，埃爾維的一組油畫用這個詞做了題名。1911年《暴風》雜志上刊登希勒爾的文章，用“表現主義”稱呼柏林的先鋒派作家。

此後，人們認同了這個概念。表現主義註重主體內心的恣意表達，而有意忽視客體的真實形象。主觀的積極介入與強勢幹預，讓現實扭曲變形，擅長於誇張與荒誕的表達，並制造驚愕與恐懼的情緒。由上可見，卡夫卡《變形記》、《饑餓藝術家》等，無不表現這樣的特點，將其稱為歐洲表現主義文學的代表是合理的。

“沒有閃電的落雷在窗外更激烈地轟鳴。雨點劈劈啪啪地擊打著窗戶。此時他們處於太古的洞窟之中。陰暗潮濕、天頂低矮的洞窟。黑暗的野獸和精靈們包圍在洞口。”以上的文字，提示村上小說中暗藏的某些卡夫卡表現主義的基因特點。村上春樹在多次場合承認，卡夫卡是他“一生最鐘愛的作家之一”。15歲時第一次接觸卡夫卡的著作，就給予極大的觸動。他說“：卡夫卡的世界既真實又虛幻，將我的心靈割裂成兩部分。“既真實又虛幻”，突出展示了卡夫卡表現主義的顯性色彩。村上的小說《海邊的卡夫卡》就是表現了日本社會人心的“真實與虛幻”，將現代表現主義文學推進到新高度。

表現主義深受尼采哲學、柏格森直覺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孤獨與疏離，成為這個主義的永恒主題。對於卡夫卡來說，他曾經有過怎樣的志向啊。他要辨求真偽、褒貶善惡，去做那個披著鬥蓬，執著利劍，從天上飛下來的斬妖聖使，而他一旦知道自己無此能耐，就改用小說的方式，表達對於社會與人心的態度。他決計遠離人世的現實，實踐他的“疏離”的精神。

把“疏離”這個概念拆開，一個“疏”字蘊含雋遠。“十分冷淡，一曲微茫”，說的是疏。疏是離，是遠，是不親，卻是一種“局外”的張望。卡夫卡的“疏離”，重點在“離”。面對現實的社會，絕然地轉身走開，無所聽聞，不去看它，而最恍惚的疏離，卻有最痛切的接近，令人驚悚。因此驚悚，最終覺悟。

卡夫卡1914年8月2日在日記裏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遊泳。”龍應台以此說明：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遊泳比例並重。“可是他的一些些書裏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

表現主義常是某種態度與價值的堅持者。不管他是作家還是畫家，只要是表現主義，就成了思想家，他的各個時期的畫作或小說就成了思想史。對現代制度及其“精神”的強烈不滿，字裏行間隱伏的“顛覆”精神，成為現代表現主義的重要特色。

卡夫卡的小說，尤其前面介紹的《變形記》與《饑餓藝術家》講述現代人的寂寞、孤獨與絕望，他們在困境中掙紮，絕路求生，盡全力想爬到體面與尊嚴的高地，然而這個目標還未達到，已出賣與背叛“自己”，發生可怕的本性變態，結果連自己都認不得自己。這是《變形記》、《饑餓藝術家》展示給我們的鏡像，是對已經異化了的“自我”的憐憫，是對“現代”體制正當性的否決。

卡夫卡不承認有一個絕對的信仰必須去遵循，樹立起一個絕對的信仰只能說明人類意識的無能及其不可避免的衰弱。人類的最後滅絕已在不遠的將來，走向滅絕的前奏是衰落，衰落越是加深，絕對信仰的控制力量越強。避免人類滅亡要做的工作是對信仰的質疑與擺脫。這個信仰是基督教。

卡夫卡生前至友鮑羅德說過，卡夫卡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強調世上差不多所有的東西都是不穩定的，都是可以再造與被破壞的。“假如在天堂中被毀壞了的東西是可毀壞的，那麽這沒有什麽決定意義；但它如果是不可毀壞的，那麽我們便是生活在一種錯誤的信仰之中。”他用這樣的思想對基督教的原罪理論表示懷疑。

鮑羅德說:卡夫卡對上帝的探索如同約伯曾做過的探索一樣。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尋著，但沒有找到可借以斷定的話。他尋找一種信仰像找一個斷頭台，這麽重，又這麽輕。

卡夫卡的表現主義，讓人們想起當今時髦紅火的所謂“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對峙，歷數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弊端，諸如世俗的澆漓、人間的疏離、道德的淪喪、人性的異化、貧富的差距、社會的撕裂,乃至環境汙染、氣候破壞，並將其全然歸咎於“現代”。後現代主義聲稱現代社會將“人”變成“鬼”、機器的“零件”、制度的“奴仆”，造成本體的喪失與人性的變異。後現代主義宣揚信仰否決論，將真理、進步及所有價值理念視為捏造與虛構，且對包括馬克斯·韋伯闡揚的新教在內的現代信仰給予徹底否定，而采取尼采式的“上帝已死”的“唯物”態度，編織出一整套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體系。

對卡夫卡小說作觀察，會慢慢知曉其中確實包含著上面所說的後現代主義的諸多元素，即“現代對峙論” 、“人性變異論”與“信仰否決論”。卡夫卡不是用哲學的方法說理的思想家，卻是一個用小說的方法隱喻的思想家。他一生寫作《審判》、《城堡》、《變形記》、《饑餓藝術家》等著名小說，表示的對舊體制的憤怒、抵制與矢志否決，不亞於薩義德與德裏達。他是披著小說家外衣，拿小說來反體制的另類的“思想家”。一個先於薩義德、德裏達提出類似思想的先知者，或幹脆說是一個早產的“後現代思想家”。

5 猶太的先知

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對抗的思想與逆反的態度贏得了掌聲。人們沒有去想，什麽人在什麽情況下提出這些?提出時他們的精神狀況如何?在觀察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過程中，發現從薩義德的東方學，到德理達的後現代主義，直至卡夫卡的表現主義，這一切前衛理論的提出，往往與提出者的人格歸屬有關，常閃爍“身份錯位”的眩目光彩。

譬如薩義德，他一生堅定地從“西方”主流話語體制疏離出來，質疑資本主義，幻想最完美的人類體制。他寫有《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知識分子論》等影響很大。尤其《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為其一生理論總括之作，被譯成數十種語言廣為流行。所表達的“後殖民主義”理論，使他聲名大噪，儼然為當代世界左翼文化的前列旗手。他思想的產生可能就是身份錯位的產物。

愛德華.W.薩義德 (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 )，屬阿拉伯民族，照理應該是伊斯蘭信徒，然而從小生活在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富裕家庭。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國籍是以色列， 卻拿著美國護照 。他在埃及開羅度過童年時代，接受的卻是西方的教育。他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又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成為哥倫比亞大學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也曾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他的母語是阿拉伯語，但一口流利的英語，讓人覺得就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他的名字也精靈古怪，阿拉伯的姓氏加上一個美國名字。此外他的法語也說得很好。如此矛盾的存在，使薩義德如飄蕩的遊魂，找不到家鄉，走到哪裏都不被認同。身份的嚴重割裂與錯位，如他自己說過：在哪裏都沒有“家”的感覺，都是格格不入。話出有因，他的自傳，書名就叫《格格不入》。

與薩義德情況類似的還有德裏達。雅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1930年7月15日－2004年10月8日），創立解構主義理論，當代最重要的後現代理論家之一。他的國籍是法國，然而他出生在阿爾及利亞，而且是個猶太人。德裏達畢業於“法國思想家的搖籃”，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母校執教，直至出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德裏達一生發表超過40多部著作及數百篇散文，涉獵的學問包括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政治理論、女權主義等。

德裏達強調“文字”的作用，主張以“原文字”取代“言語”的本體地位。他反對“言語”優先於“文字”，責其為“形而上學的言語中心主義”。他提醒人們將世上所有的虛幻語境“問題化”、“分裂化”、“反穩定化”，作徹底的“解構”，以推翻舊義，詮釋新義。他強調任何意義上的“中心”都是荒誕，由言語“捏造”的所有“真理”、規則與價值，及為資本主義合法性作證的現代化理論皆屬虛妄。

如果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是反“西方”，反“現代”的，那麽德裏達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是反“西方”，反“現代”的。如果說薩義德論點的形成在於他身份錯位，那麽德裏達思想的形成也因他身份的錯位。薩義德看來是美國的，但實質上“格格不入”，而是中東與伊斯蘭的。德裏達看似法國的，其實是“阿爾及裏亞”的，或者是猶太人的。因為不歸屬就要反對，因為“潛伏”於西方與資本社會，所以對西方與資本社會的批判也更深刻，更精準。

不僅薩義德、德裏達，還有卡夫卡。他生活在奧匈帝國時代，這個已逝的帝國由多個民族構成，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占了半數，捷克人占一成左右。然而，和德裏達一樣，卡夫卡是猶太人，在這個國家，他很不自在，感覺不到民族的認同感。生活於“歐陸”地區的猶太人知識群體特有的“認同困境”與“地位焦慮”，讓他們持有同一種反現代體制的思想特點。

是呵，只要想起布拉格廣場天文鐘裏那個猶太人偶像，鐘聲響時被擠壓到邊緣的景像，就該明白現實世界中猶太人“被疏離”的狀態。這或許成為猶太人與“現代”社會“疏離”並與之對抗的重要原因。假如卡夫卡生活在以色列或者美國，身份錯位的感覺沒有或者減少，但他所在的年代，以色列還沒有成為一個國家(1948年獨立)。他也沒有生活在美國，而是“散居"在以日耳曼民族為強勢主體的國家，所受到的有形無形的被排抑感成為一種精神重壓。

和薩義德等一樣，卡夫卡的生命恍惚，不僅表現在民族的歸屬，還表現於宗教的皈依。卡夫卡是猶太人，本應信奉猶太教，卻生活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同時面臨民族與宗教的雙重性身份錯位。這一切必然對卡夫卡的精神構造發生沖擊性影響並波及到他的寫作理念。

所謂錯位，是錯位者向他國的飄移與不認同。悲劇性在於不認同。先是他國對錯位者的排異與不認同，然後是錯位者對他國的對沖性不認同與反抗。矛盾的加劇引發不良的後果。在人體上有骨骼錯位、器官錯位，在地理上有板塊錯位。一如人體上的錯位將帶來劇烈的疼痛與應激的抽搐，地理上的錯位將帶來地震與海嘯，人的身份錯位，會帶來精神的痛苦、思想上的反體制與行動上的反社會。當嚴重的身份錯位發生在思想家的身上，會對所在社會的制度表現強烈的不滿、怨憤與抗拒，並用理論撰述的方法揭示其建構的悖謬與存在的非法，進而號召人們摧毀顛覆之。

我們說過，卡夫卡是一個用寫小說的方法寫思想，反對資本社會的另類“思想家”。比薩義德、德裏達等人更早質疑“現代”的早產的“後現代主義”者。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在於他一己生命中的“身份錯位”。（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