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206年（宋開禧二年），鐵木真在漠北斡難河（今鄂嫩河）豎起九腳白旄纛，拜受“成吉思汗”稱號，建立大蒙古國始，僅用了十六七年，便占中亞、越高加索、跨克裏米亞半島、抵第聶伯河，橫掃歐亞大陸；21年後滅西夏；28年後滅金朝。然而，蒙古對偏安的南宋王朝，自1235年（宋端平二年）宋蒙戰爭全面爆發始，至1279年（宋祥興二年）崖山海戰最後一役止，浴血45年才告得手。這其中，南宋在四川盆地的山城堡壘戰，對左右戰爭局勢、延長宋朝統治，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1259年（宋開慶元年）夏，蒙古國第四位大汗蒙哥、以驍勇善戰著稱的蒙軍大將汪德臣，均在蜀中前線的釣魚城下負傷，相繼殞命於嘉陵江溫湯峽。臨終時，蒙哥汗憤恨不已：“我之不治傷疾皆源於此城也，我去世之後，若克此城，當盡屠之。”
為什麽蜀中這些星羅棋布，看似並不起眼的城堡，竟然讓縱橫無敵的蒙古鐵騎也斷鞭折戟呢？我在四川盆地的自然與人文考察中，探訪了這個古城要塞體系的許多重要之地，力圖從地理背景的角度去尋求答案。


天然自成的形勝之地

蜀中的南宋古城要塞，皆依托紅色丘陵中的方山而築。而這種紅層方山地貌，是四川盆地最具代表性的一種獨特地貌。

構成四川盆地紅色丘陵的巖層，皆為恐龍時代的侏羅紀、白堊紀時，內陸河沼湖泊中的沈積物。當時盆地裏氣候濕熱，泥沙沈積物中的三氧化二鐵大量富集，所以使巖石帶上了鮮明的紅色，而後這些巖石作為丘陵的基巖，被侵蝕暴露於四川盆地，人們便把這套巖層稱之為“紅層”，把四川盆地也稱為“紅色盆地”。

由於紅層中常含有厚大的砂巖層，它比紅層中的泥巖層抗風化能力更強，加上四川盆地內的巖層少有褶曲，多呈水平狀，因此在長期的風化侵蝕中，這些砂巖層多殘留在山丘頂部，形成山頂平闊、四周峭壁圍繞的方山，狀若城郭。由於這些砂巖層的厚度一般都可達到二三十米，厚者可達五六十米，因此方山周圍這種數十米高的垂直峭壁，遠比人造的城郭更為險要，更加易守難攻。而且，砂巖層是良好的含水層，鑿井取水不是難事，平闊的山頂也適於農耕，可屯田以自給，這就給建立能長期固守的軍事要塞提供了優越條件，從而使看似不起眼的紅層方山，更勝於盆地周邊的、以及川東平行嶺谷中的高大山嶺，成為更適合憑險據守的天設之地。

四川盆地這些方山中的一些出類拔萃之地，實際上早在南宋以前，就多被僧家看中，在方山頂上建寺立廟，成為信徒朝拜、香火繁盛之所。而這些方山的軍事價值，在面臨危難多事之秋，而又為傑士名帥慧眼所識之後，終於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煥發出了一道十分耀眼的光芒。


堡壘在慘痛浩劫之後催生

宋代時“蜀”或“四川”之行政及地理概念，與今大不相同。北宋時四川最北邊的利州路包括了文州（今甘肅文縣）、興州（今陜西略陽）、興元府（今陜西漢中）、洋州（今陜西洋縣），蜀之北界的一部分在太白山一帶的秦嶺主脊。南宋時，因秦鳳路、永興軍路（今甘、陜主體部分）大部為金朝所占，宋廷把秦鳳路、永興軍路殘存的部分劃入利州路，並把擴大了的利州路分為利州東路和利州西路。此時，蜀之北界已全面推進到作為嘉陵江—漢江與渭河之分水嶺的秦嶺主脊，漢中盆地之於蜀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成都平原（蜀漢的劉備當年立國之初，自稱為漢中王，不知是否也有此種地緣的考量）。寶雞與鳳州之間的大散關，牛嶺關等，為蜀之外口，而沔州（今略陽）、西縣（今勉縣）以南沿大巴山、米倉山山隘分布的雞冠隘、陽平關，為蜀之內口。二者之間還有扼沔州、興元之北門戶的七方關、白水關、武休關等隘口。

金朝在對南宋的作戰中，雖然也曾突破大散關、武休關，一度攻占漢中，但終被擊退，並未能越陽平關、雞冠隘一線。蒙古的崛起，對於金宋之爭來說，恰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1232年（宋紹定五年），蒙古在對金作戰中，借道宋境，攻破大散關、沔州、陽平關，左路順漢江而下，襲鄧州（今鄧縣）、唐州（今唐河）；右路則順嘉陵江而下，攻破四川城寨一百四十余處，至西水縣（今閬中與梓潼間）而還。這是宋朝的內蜀關隘第一次被攻破，也為蒙古後來的大規模入川埋下了伏筆。

1236年（宋端平三年），宋蒙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年，蒙軍分三路大規模南征，闊端率西路軍全面突破蜀口防線，攻占興元、利州（今廣元）、劍門關，長驅直入攻陷成都，成都慘遭屠城，死者數十萬眾（若據《清容居士集》記載，宋將賀靖事後在成都錄驗骸骨竟達一百四十萬具，城外者不計）。蒙軍並在川內大肆攻掠，除川東的夔州路外，四川五十四州俱破，川西人死之七八，這是四川有史以來遭受的第一次慘痛浩劫，也開北方遊牧民族攻掠四川之先河。

所幸的是，蒙古在對宋戰爭的早期，延續了遊牧民族的征戰特點，以燒殺掠奪為目的，不以據城守地為重。攻掠得手以後，北返草原，再待來年，這就給了南宋重整防務的機會。但轉機並未很快出現，蒙軍的塔海、禿雪等部，分別於1238年（宋嘉熙二年）、1239年（宋嘉熙三年）、1241年（宋淳元年）、1242年（宋淳二年），幾度入川。攻陷諸多州城，大肆掠殺，並深入川東，進逼夔門，試圖打通三峽，夾擊長江中下遊的宋軍。

1243年（宋淳三年），對於南宋的西部屏障四川來說，是重要轉折的一年。因成都已遭毀滅性破壞，南宋在四川的軍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遷至重慶，名將余入蜀主事，他采納冉、冉璞的建議，在原重慶知府彭大雅修建的基礎上，增築加固重慶城和合川釣魚城，作為川防基地。而最重要的是，余將此築城法推廣至大巴山以南的四川全境，建成了第一批以方山為依托的城堡群落，初步構成較完善的防禦體系。自余始直至南宋滅亡，四川歷年所築的此類山城要塞有八十余處。但其中最重要者，皆始建於1243年余初任之時，後有“川中八柱”之概稱。

雖然紅層方山在四川盆地內普遍分布，但余對城址的選擇頗具匠心。

一是以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岷江、長江等幹流為軸線，以山口、峽口等為支點，進行布設，以控扼水陸交通要沖。例如：合川釣魚城，當嘉陵江穿過華鎣山形成的小三峽之上口，下可與重慶相互應援，上可阻自北面來犯的蒙軍，為重慶屏障；金堂雲頂城，地處沱江切穿龍泉山形成的金堂峽之下口，歷來為川西門戶，在成都平原無險可守時，它便成為扼守沱江、拱衛川中丘陵地區的重要據點；樂山的三龜九頂城，岷江由此穿過龍泉山南端的余脈，並與大渡河、青衣江交匯，形成川西至川南的水陸要津；瀘州神臂城，當華鎣山余脈與長江交會處，是控制重慶以西長江上遊水路的關鍵；

二是靠近原有的州府城鎮，便於軍政的治所及軍民遷入城堡固守；

三是充分利用天然的險要地勢，提升堡壘的防禦能力。我在考察中看到，不少古城都利用了河流的屏障作用，盡量選擇三面臨江或兩面臨江的環境，讓江流成為天然護城河，使方山四周的峭壁之下，更多了一道障礙。例如瀘州神臂城、合川釣魚城、南充青居城、蒼溪太獲城等，分別利用了長江、嘉陵江、東河形成的曲流半島，江流環繞成天設之險。劍門關為南下入蜀的必經關隘，因大劍溪、小劍溪橫切山嶺，形成劍門關、苦竹隘左右兩道關口。歷代多於劍門關設防，但宋軍卻選擇苦竹隘作為劍門天險的主要據點，正是由於苦竹隘為四面皆被懸崖深峽隔斷的四方形孤山，比劍門關更易固守。苦竹隘一帶的巖石是比砂巖更為堅硬厚大的礫巖，因此形成的峭壁更加雄峻，其險要程度非川內其他古城能比；

四是盡量選擇面積廣闊的方山，便於聚兵屯田，長期堅守。這些古城的面積多在一二平方公裏以上，其中的耕地多在數百畝至千畝以上，由於山頂平台有相當集水面積，可鑿十數口或數十口水井，且四時不枯，城內可容納的軍民至少在數千人至萬人以上。像合川釣魚城這樣重要的堡壘，面積約4平方公裏，城內聚集的軍民最多時有十余萬人。



宋蒙戰爭中，南宋一方在總體上一直處於守勢。四川的方山城堡體系的主要功能，也在於防禦自保，它使四川盆地內原來無險可守，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狀態的眾多州城，能夠遷徙到各個方山城堡內，有了起碼的安全保障。而且由於這些城堡地處要沖，它們也在阻滯攔截蒙軍的進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246年（宋淳六年），蒙軍分四路再次入蜀，在初具規模的城堡要塞體系面前，嘗到了苦果。蒙軍元帥汪德臣率部攻蓬州運山城，汪德臣所騎戰馬被飛石擊死，其弟汪直臣被擊斃。七月，蒙軍費盡周折攻下運山城外城，但卻無奈內城。整個四川戰局也一直未能取得打通三峽，東出江漢的目標。為此，蒙軍不得不開始試探在後來被證明是極具膽識的“斡腹”計劃，即繞行川西高山峽谷區及吐蕃境，攻取大理國，由黔、桂、湘大迂回南宋的側翼。

1247年（宋淳七年），蒙軍即開始沿著今之松潘、瀘定、大渡河一線向南推進，取道青羌欲入大理，但為諸蕃所阻。次年，蒙軍再次欲經吐蕃境攻大理。余派遣俞興、楊文出碉門（今天全禁門關），在巖州（今瀘定縣北）馬鞍山與從吐蕃境南下的蒙軍激戰，在大渡河畔擊潰蒙軍。

在逐漸有了較穩固的基地以後，余也開始主動出擊，試圖履行他對宋理宗“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的承諾。1250年（宋淳十年）10月，余為收覆漢中北征，在米倉山道、陰平道、金牛道、西縣敗蒙軍，並圍困興元府，但因蒙軍幾路來援，余被迫撤兵。他不會想到，這次北征竟成了宋軍最後一次北返漢中盆地。接下來的兩年，又發生了一些轉折性事件。

1252年（宋淳十二年），宋軍的築城戰法開始為蒙軍所仿效，蒙軍元帥汪德臣在嘉陵江上遊的沔州修築城寨，作為取蜀的基地，開了以堡壘對堡壘的先河，這在蒙軍的戰術上是一個重要變化，也反證了余構建城堡體系的成功。同年十月，在間斷了六年之後，蒙軍的火魯赤部又大舉入蜀，抄掠成都，進逼嘉定府（今樂山）。余調全蜀精銳進行“嘉定會戰”，這也是他最後的輝煌一戰。依托建於龜城山和淩雲山上的三龜九頂城，以及嘉定府旁的萬山、必勝兩堡，余敗蒙軍於嘉定城下。蒙軍在敗撤途中，又於苦竹隘、劍門關等多處遭襲阻。


1253年（宋寶元年）春，蒙帥汪德臣繼沔州之後，更深入蜀中七百裏，在嘉陵江畔的利州築城建寨，墾荒屯田。在川內開辟了重要的立足點，並堵死了宋軍北進收覆失地的大門。對這一事件的嚴重性，當時宋臣牟子才曾評論道：“敵反用其計，出沒於劍、閬兩州之間，抄掠糧道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在此危急關頭，宋理宗反聽信讒言，忌余擁兵坐大，突發牌符召余入京，並命余晦入蜀接替余，余積郁成疾，竟服毒自盡，自此川蜀形勢發生逆轉。余之境遇竟和南宋初年之岳飛、明末之袁崇煥驚人相似。令人感嘆南宋的自敗之舉，也不禁想起杜牧《阿房宮賦》中的警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也是在1253年，忽必烈受蒙哥汗命，率軍分三路遠征大理，他與吐蕃首領八思巴修好，吐蕃諸部歸附。蒙軍西路入阿壩草原，經色達、甘孜、新龍、理塘、得榮南下，過金沙江進逼麗江城；東路軍取川西北草原通內郡之古隘道，經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縣）之境，循南宋沿邊軍州，出岷江故道，越雅州（今雅安）、黎州（今漢源），過大渡河南下。忽必烈自領中路，循大渡河西岸南下，然後自瀘定東渡大渡河，入宋境，過巖州（今瀘定北）、翻飛越嶺、抵滿陀城（盤陀寨），再由富林越大渡河，取清溪古道，經安寧河南下，跨金沙江，攻陷大理。並於次年滅亡了立國316年之久的大理國。此次“斡腹”的成功，打開了南宋側翼的門戶，為蒙軍後來平定安南國（今越南北部）、由昭通進擊川南、由右江入廣西、進擊湖南，鋪平了道路。也為後來忽必烈繼蒙哥汗位，建號“大元”奠定了基礎。而四川自此開始要面臨來自南面的進攻，因此在盆地南緣山區新築了興文淩霄城、南川龍崖城等要塞，以扼守滇川、黔川通道。雖然從地質地貌特征來看，淩霄城、龍崖城等已不屬於紅層方山的範疇，但它們仍然是方山城堡戰術思路的延伸。

南宋四川城堡體系的淪陷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一是1258年（宋寶六年）至1259年（宋開慶元年），蒙哥汗親率大軍入蜀，占領除釣魚城之外的嘉陵江、涪江、沱江的諸城堡，他自己卻死於釣魚城下，蒙軍喪主之後只得退軍，但此時他們已懂得派軍留駐於被占的南宋城堡，建立攻戰的基地；二是1275年（宋德元年）至1278年（宋祥興元年），此時已是南宋滅亡的最後時刻，元軍在占領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俘宋恭帝，追殺小皇帝宋端宗、宋帝的同時，也相繼占領了四川岷江、長江、渠江的各城寨。1279年正月，釣魚城在堅守36年之後，成為最後陷落的四川南宋城堡，同年二月，宋帝在廣東崖山投海而死，南宋最後的殘余力量也徹底敗亡。

盡管在余之後，四川防禦體系的頹勢已顯現，但紅層方山上的城堡群憑其天設之險，仍然給蒙（元）軍制造了巨大的障礙。蒙哥死後，蒙軍不得已改變了戰略方向，主攻荊襄，並以襄樊會戰揭開了最後滅宋的序幕。另外，四川城堡中最重要的苦竹隘、鵝頂堡、太獲城、運山城、青居城、釣魚城、雲頂城、三龜九頂城、紫雲城等，最後皆因降才告破，而非武力所攻取。其中許多城堡也是反覆爭奪，尤以瀘州神臂城歷經九次易手為最。


憑險築塞的典範之作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體系，巧妙地借助了紅層方山的地形地貌，以崖為墻，倚山借勢，就地取材，在城堡的布局以及城門、城墻、甕城、炮台等的構築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這些城堡或城池，是中國建築史中沒有引起足夠註意但又十分重要的單元。
這些城堡的平面形態，完全依紅層方山山頂平台的形態而定，多呈不規則的多邊形。而且，由於厚大砂巖層常常呈多層產出，因此方山也往往形成階梯狀，在最高的山頂平台之下，還會有低一級的平台環繞，築城中常依此分為內城與外城，構成多道防線，在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堡，如釣魚城、太獲城、雲頂城等，這種特征最為明顯。

方山城堡雖然以懸崖峭壁為天然城墻，但為了防禦作戰，仍然要沿懸崖頂端構築連續的人工城墻，不過，由於借助了天然的懸崖，所以人工砌築的城墻並不高，一般數米即足矣。上有垛口，城墻內側一般有兩三米寬的跑馬道，以利運動軍隊。在城堡轉角處或懸崖的突出部位，多砌築有炮台。另外城門的兩側也是炮台設置的主要地點，例如釣魚城的護國門、三龜城的北門、九頂城的南門、東門等。在一些懸崖平直的城墻段，也沿襲傳統城墻“馬面”的築法，構建了突出於懸崖之外的石台，以作炮台，在釣魚城出奇門西側即存有這樣的遺址。

城堡的城門都修築在通往方山頂部的天然隘口處，完全依地勢而設，與一般城鎮的城門相比，分布不規則。而且為了防禦的需要，城門一般較少，如偌大的苦竹隘，僅有唯一的東南門，開於懸崖半壁，地勢險要。四川南宋城堡的城門，都是宋代開始流行的典型的圓拱形券門，而且多為雙拱制式，加大了門洞的進深。這些城門比一般城鎮的城門要小許多，據現有的城門測量數據統計，其門洞高一般在2.2米至3.2米之間，門洞寬一般在1.56米至2.2米之間，兩人要並排而行都很困難，與城內可容納的人口不成比例，可謂小氣，但對防禦來說，這卻是不錯的考慮。

甕城，是中國古代城池獨創的制式。即在主城城門之外，加築一小城，如甕形圈住主城城門，以加強防禦，一旦敵軍突破甕城城門，可憑借甕城周邊的城墻進行圍擊，猶如給主城城門加了一道保險鎖。甕城也被創造性地運用於四川的南宋城堡體系中，宋軍主要選擇方山城堡周邊地勢稍顯平緩，且易受敵軍攻擊的地段設置甕城。例如：金堂雲頂城之北門外，沿方山向外突出的一平緩山梁築有甕城，它圈住了北門東側一段峭壁高度不大的城垣，也控制了經此山梁攻擊雲頂城的通道；瀘州神臂城北、西、南三面為臨江的峭壁，唯東邊與丘陵相接，因此在東門外築有甕城，也被稱為耳城，而且在耳城下築有護城池塘；紅層方山因周邊溪流的溯源侵蝕，也會使方山懸崖的頂端曲折迂轉，形成一些向內凹進的谷地或窪地，形如口袋，它也被利用來構築甕城，其最典型者莫如廣安大良城南門外和西門外的兩個甕城。


四川的南宋城堡建築中，最值得註意的是獨創了“一字城”和“一字墻”的形制。一字墻是砌築在方山懸崖邊、由懸崖向外突出、與懸崖的走向呈垂直相交的石墻。方山周邊的懸崖一般都很難攀登，但偶然也有伸出的山嘴或山梁，或有突出的巖坎，易被敵軍利用。一字墻就主要選擇在懸崖外側地形變化轉折處，主要起到隔斷懸崖外側通道的作用。我在考察中發現，懸崖邊的地形變化轉折處，多是城門所在的位置，因此一字墻也常和城門配合使用。如蓬安運山城的東門旁、金堂雲頂城的北門旁，均有構築。一字城的基本格局和一字墻相似，又被稱為橫城墻，它也是為了阻斷方山城堡外緣的通道，但規模大得多，類似長城，可布置和運動軍隊。最重要的是，一字城皆選擇在三面臨江的半島狀方山城堡的兩側，從懸崖邊伸出一直延伸到江中，從而封鎖住城堡外側沿河岸的半環狀通道，使整個半島構成一完整封閉的城防。另外，一字城也是由城堡直達江邊的通道，可借此與水路發生聯系，同時護衛一字城內側的補給碼頭。瀘州神臂城的東門與南門之間，即有一字城直貫江渚。而合川釣魚城的南、北一字城更是規模宏大的典範之作，它甚至跨過嘉陵江的河汊，與河心灘相連。
我國古代城墻與城門系統的構築，多用夯土，或用夯土加包磚。而四川的南宋城堡充

分利用了紅層方山固有的砂石資源，就地取材，全部采用了砂巖塊石或條石砌築，是為它的一大特點。因此，在這些城堡內或附近，幾乎都可發現遺留下來的南宋采石場遺址。


方山堡壘流進時光的長河

余在四川首創的憑險築寨的堡壘戰法，由於功效顯著，被南宋朝廷推廣運用於當時的京湖、兩淮戰場，同樣大顯神威，甚至蒙軍將帥也加以仿效。在四川作戰的後期，蒙軍除了充分利用已攻占的南宋城堡，作為屯兵和指揮之所外，還於戰略要地築城建寨，以鉗制宋軍。1262年（宋景定三年）至1267年（宋鹹淳三年），蒙軍就曾因釣魚城屢攻不克，於今武勝境內，建母德彰山城，以控扼釣魚城的北路要沖。

元朝平定四川之後，逐漸把遷徙於山城堡壘中的軍政治所又返遷原地。但這些堡壘的作用和影響卻並未因時過境遷而消亡。在以後的歷史長河中，每逢戰亂，這些舊城故壘又一再成為民眾的避亂屯守之地，或成為不斷興起的武裝勢力攻擊或盤踞的場所。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諸如張獻忠屠戮四川，白蓮教、義和拳聚眾起事的大動蕩時期，這些方山城堡內外，血雨腥風的場景屢屢重現。

我在考察這些南宋城堡時，常訪談於當地的老人。除了偶而有人語焉不詳地提及余的傳說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老人幾乎都耳熟能詳地說起八大王（即張獻忠）的殺人故事。在苦竹隘，帶路的當地老農講述說，八大王剿遍四川，唯朱家寨（即苦竹隘）屢攻未下，後來探知寨子北面有一條秘密險徑，便前驅羊群，尋路而上，攻破朱家寨，盡屠城中居民，血染小劍溪達十余裏。我在讀《蜀難敘略》、《蜀碧》、《蜀破鏡》、《荒書》這些親歷者記述張獻忠剿四川的史書時，常常不寒而栗，難以置信。但居民傳自祖輩的記述，又印證著這些記載。我常常想，也許只有最慘痛的經歷，才能如此清晰和頑強地存在於民間世代相傳的記憶中。我有些不解的是，在蒙軍面前尚能一戰的川中堡壘，明末清初竟沒有留下多少憑險自保的事跡。相反，四川遭受的屠城之慘烈、殺人之殘毒，達於空前絕後，對社會和生靈造成的大破壞，遠比外族入侵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使四川的人口損失超過宋末元初，人口數創下了歷史最低點。（據譚紅主編的《巴蜀移民史》的數據，1175年（宋淳熙二年）統計的四川人口為264萬戶，751萬余口。到南宋滅亡後不久的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僅余12萬戶；經過元、明時期的恢覆，到1593年（明萬歷二十一年）統計的四川人口已達310萬人以上，但到了清初的1651年（清順治八年），四川人口竟不足10萬人）。更值得深思的是，張獻忠們的暴行一旦被戴上了“農民起義”的光環，竟會成為被歌頌讚賞的對象。另據記載，張獻忠攻破這些山城堡壘之後，也實施了最嚴重的破壞，使我們能看到的這些城堡，在尚存的南宋遺跡之上，往往疊加了清代及民國重修的部分。

透過這些城堡要塞積澱的血色，很容易讀出王朝皇權時代，暴力的不斷輪回。無論是尚武嗜戰的強悍外族，還是鋌而走險的本朝流民，他們都是要用新的暴力去取代一個舊的暴力，用自己的新帝位去替換一個別人的舊帝位，並等待另一個暴力來將自己終結。

在暴力稱王、刀槍出政權的封建朝代，這種哪怕是只能提供暫時自保的堡壘體系，也會對後來者產生巨大的影響。自南宋以後，經過多次戰亂禍害，這種寨堡在四川盆地大大小小的方山上，已發展得不計其數。大到如清嘉慶年間始築的周長大於100公裏、有36個大城門，72個小城門的墊江鶴遊坪古城堡；小到如僅供一家大戶使用的武勝寶箴塞。其中都可以看到南宋城堡的影子。

始建於1910年的武勝寶箴塞，可以說是四川盆地內保存最完整的方山城堡之一，雖然其規模較小、年代較近，但卻並不影響它作為研究這種要塞建築的一個鮮活標本的價值。寶箴塞是武勝縣大戶段襄臣家族所建，與寨外的段家大院相呼應，平時在段家大院居住，戰亂時則舉家入城堡內躲避，這和四川的南宋州府與方山城堡的關系如出一轍。寶箴塞選擇了段家大院旁的一座紅層砂巖方山構築，在砂巖陡壁上砌石為墻，墻高6至13米，厚50厘米左右。墻內側是環繞全寨的防禦通廊，通廊全為屋頂覆蓋，城墻每隔一定距離便設置有望孔、射擊孔，使墻外任何角度的來犯者均在射擊視線之內。寨內居室、倉儲、水井、廚房、戲樓、天井、花園等一應設施俱全，水井內據說有暗道可通段家大院。和南宋古城一樣，寶箴塞充分體現了依山借勢、據險築寨、進退自保、長期固守的特點，且建築具有濃厚的川中民居特色。我國著名古建築專家羅哲文稱讚寶箴塞為：“全國罕有蜀中一絕之軍防要塞式住宅。”


歷經近八百年的風摧雨侵，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更彰顯出它的特殊價值。

當我在四川盆地的這些南宋古城中探尋時，常常為這些分布範圍如此之廣、遺存如此豐富、自然與人文結合如此完美的歷史遺產而驚嘆。

歷經近八百年的風摧雨侵，在數十座城堡遺址中，仍然可以看到相當數量的南宋時期的城墻、城門、炮台保存下來。在這些方山的石壁上，也保留了不少記載當時史事的南宋摩崖石刻，頗為珍貴，尤以萬州天生城為最，在它的前寨門和中寨門之間的石壁上，就保留有1241年（宋淳元年）至1276年（宋景炎元年）的五方摩崖石刻。在探訪劍閣苦竹隘時，當地人告訴我，上世紀60年代，在苦竹隘城門之下的溪溝修建水庫時，於河灘中曾發現大量生銹的鐵箭鏃。站在這些無聲的歷史遺存之前，總會讓人眼前浮現那些血火交織、刀槍齊鳴的活劇，從而生出讓人揮之不去的厚重悠遠的思緒。
我國現存的古代城市的城池建築並不罕見；歷代為防禦自保興建的城堡式村寨也遍及各地；歷史上為躲避戰亂將居民點遷徙於山城要塞也非四川獨有。但是，像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這樣，以獨特的紅層方山地貌為背景，以遷入要塞的州府軍政治所為支撐，構成一國一朝大區域的防禦體系，形成“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的堡壘群落，卻是絕無僅有。而且由於明、清以前完整的城池建築已十分罕見，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遺址群更彰顯出它的特殊價值。

令人頗感遺憾的是，承載著豐厚的自然與歷史遺產的這些古城要塞群落，幾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不用說大部分南宋古城遺址都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就是在世界遺產地樂山大佛所在的三龜九頂城，情況也令人汗顏。在龜城山和淩雲山上，現仍殘留有總長近2000米的南宋城墻以及5座炮台遺址，除淩雲山南門的炮台經修覆展示外，其余遺址不僅未能很好地保護與展示，而且在景區的各種建設工程中，也遭到一些損毀。在對淩雲山的景區介紹中，這段歷史遺產幾乎成為空白，在景區的遊客接待中心，當我詢問時，導遊們居然都對三龜九頂城不知其詳。

近幾十年來，也是這些古城遺址遭受人為損毀最嚴重的時期，城墻等建築被大量地拆除去修田建房。我在考察中還發現，如蒼溪太獲城的西門、南充青居城的北門及城墻等，均是在最近幾年因公路、電站的修建而遭拆毀的。

另一種擔憂來自所謂的旅遊開發，喜好“大手筆”、“大改造”，熱衷於造假古董，已成為一種流行病，這使歷史遺產的遭遇更加不堪。我們看到不少例子，在重修重建過程中，不考慮古城原物原件原態原境的保護，自以為比古人高明，使古建築喪失了它的歷史文化價值。

我常常想起在埃及盧克索參觀過的一所重建的神廟，它在歷史上已遭到十分嚴重的毀壞，專家們把能找到的建築構件仔細清理、逐一編號，重建的神廟嚴格按照原來的形式，而且構件中哪部分是原件，哪部分是新仿制的，都區分明顯，一目了然，無法覆原到建築中去的原構件，也編上號，在神廟旁陳列展示，這頗值得我們借鑒。而且對有些遺址來說，保護好它殘存的原貌，並科學地加以展示，是比重建更好的選擇。


四川盆地歷史上曾經是易於偏安自保的封閉之地，但站在這些古城要塞的遺址前，卻給人一種宿命難逃、浩劫不能幸免的悲愴。紅色的山巖恰似鮮血浸染的歷史之頁，當它翻過去以後，暴力與封建專制的苦難輪回也應當永遠終結。（收藏自 中國國家地理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