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2日電／像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雙重內陸窮國，按市場經濟是很難獲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的，但是習近平主席日前的訪問，就讓烏獲得了大量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基礎設施先行，逐步培育市場經濟所需的外需環境。這就是“一帶一路”見證的中國模式威力！“政府十市場”雙輪驅動，使烏茲別克斯坦既獲中國國開行，又獲亞投行貸款！

和訊網刊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義桅文章稱，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帶”就是中國模式活生生的體現：經濟走廊與經濟發展帶。2013 年 9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的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重要演講。在演講中，習近平指出，“為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由此，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首次被提出。

“一帶一路”所展示的中國模式，具有怎樣的時代背景與現實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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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介紹，在 15，16 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之前，世界的中心是歐亞大陸，即從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國海岸的一整塊大陸，當時的主要商道就是絲綢之路。而歐洲特別是英國顯然處於世界的邊緣地帶。1453 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被攔腰切斷，為了尋找新的通往東方財富之路，於是就有了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開創了海權時代，因為一個簡單的地理事實是，相互連接的海洋形成一體，正是它證明了在全球範圍內現代世界裡海權的價值。同時地理大發現開創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時代，西方不再是遠離大陸的邊緣，而是成為了整個世界的中心，在過去 500 年時間裡，前 400 年是歐洲，其後是美國在主導著全球化的進程，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但是，“進入 21 世紀顯然美式全球化體系正在趨於瓦解和崩塌，而中國不僅是過去 30 年裡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並且正在成為 21 世紀全球化的主要引領者，世界體系的陀螺儀正在轉向中國。”

人類歷史的分水嶺即將來臨。麥肯錫公司的世界經濟長周期預測，“世界經濟中心千年後回歸東方”。

該模型指出，宋朝以後，世界經濟中心從中國移至歐洲，後來又移到美國，2025 年回歸中國，可謂世界歸位。世界經濟中心東移最快的時期就是剛剛過去的 2000-2010 年。人類在 2000-2025 年邁出了過去近一個世紀（1820-1913）的步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國際政治格局也在東移，西方中心的世界逐漸淡出，正在還原世界的多樣性。

順應人類文明演繹律及世界經濟長周期，推動全球再平衡，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通過鼓勵向西開放，帶動西部開發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的開發，在國際社會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改變了歷史上中亞等絲綢之路沿途地帶只是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過道而成為發展“窪地”的面貌，將歐亞大陸橋的內涵升級為互聯互通，並延伸到非洲等地，實現時空超越。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改變了中國改革開放著眼於東南沿海地帶、首要向美國開放的邏輯，向西邁進，圍繞歐亞大陸同時走向腹地和海洋。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旨在扭轉不公正、不可持續的全球化趨勢，助推世界走出“治-亂”周期律。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2015年3月28人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的話來說就是，“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創35年改革開放奇跡後，紅星照耀中國，也照耀世界。“絲綢之路之所以改變了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絲路上穿行的人們把他們各自的文化像其帶往遠方的異國香料種子一樣沿路撒播。”作為絲綢之路的復興，“一帶一路”也就可稱為新的長征，是中國在沿線國家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將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合作與友誼拓展與深化，極大提升中國製造、中國營造、中國規劃的能力與信譽，提升中國威望。就其地緣經濟與戰略效應而言，堪稱“第二次地理大發現”，正在重塑人類文明史與全球化話語權，體現中國崛起後的天下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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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表示，在世界經濟中心千年後回歸東方之際，作為全球化中堅力量的中國，汲取歷史的智慧，把脈全球化未來，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表明中國已走出近代、告別西方——不再在追趕西方中迷失自己，而是在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之後，鼓勵更多發展中國家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還原世界多樣性。如仍然緊盯西方，競爭與風險不斷加大。規避風險，引導合作，方向就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那裡缺技術、資金、基礎設施，甚至還缺熟練工人。而中國有資金，有技術，缺乏市場。中國國內產能過剩，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嗷嗷待哺”。首先，資金上，“一帶一路”國家缺貸款，而中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多達 4 萬億美元，按經濟學家估計，實際上 6000 億美元就足夠了，剩餘 34000 億美元都應轉化為投資基金。改變購買美國國債、受制於美國貨幣政策的模式，就是加大對外投資，尋求海外市場。其次，核心技術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國的技術市場化能力是世界上最強的。中國人口眾多，地形複雜，如果中國能把自己的基礎設施建好，就也能把世界其它地方的基礎設施建好。中國不僅能夠建，而且還能夠運行、管理。發達國家可以與中國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再次，中國缺乏結構性權力，“一帶一路”著眼於產品、產業標準，尤其是新基礎設施標準，大宗商品定價權，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權，提升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一帶一路”倡議可謂“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國際經濟體系已經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結構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這是全球治理的軟肋。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寫道：“評判每一代人時，要看他們是否正視了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一帶一路”能否成功，就看它能否解決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一帶一路”就是在解決中國問題的同時解決世界問題，在解決世界問題時解決中國問題。

政府推動、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發揮社會積極性，尊重所在地區社會習俗和法律標準，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要求。“一帶一路”建設不能完全靠政府，否則讓人家覺得這是戰略，也不可持續，風險極大。通過政府服務，讓企業，通過公私合營模式（PPP），成為“一帶一路”的主體，通過市場化運作，符合國際規則，才能打消國際疑慮，更好與其他合作架構、發展規劃對接。國有企業開始起主要作用，但在市場化較高的國家，就要註意反傾銷、反補貼的問題，要符合勞工、環保標準，對於非 WTO 成員國則要尊重當地歷史文化與宗教傳統。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重視與對方政府打交道，不夠重視社會層面溝通，與當地 NGO 打交道缺乏經驗。如今“一帶一路”要接地氣，要讓“中國製造”、“中國建造”、“中國服務”等飛入“一帶一路”尋常百姓家，從全球化到本土化轉變，就必須發揮好行業協會、華人華僑的天然紐帶作用。企業走出去既要重視投資利益，更要贏得好名聲、好口碑，遵守駐在國法律，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資金先行、經貿主打，演奏出合作共贏的響亮樂章。

《“十三五”規劃綱要》第五十一章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指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基礎、各類基金引導、企業和機構參與的多元化融資模式。加強同國際組織和金融組織機構合作，積極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建設，發揮絲路基金作用，吸引國際資金共建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平台。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金融是‘牛鼻子"，發揮著調節資源配置和優化投資效果的引導作用”。金融是聯繫的紐帶，是合作的載體，是融合的渠道。“要將‘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需進一步加強產融結合，為企業發揮“一帶一路”建設主體作用創造更有利的條件。產融合作是在產業鏈之間、產業與金融之間有機結合、深入融合的過程。從產業鏈內部看，特別需要加強大企業和小企業、國企和民企的協作。”

嚴格意義上看，“一帶一路”是一個形式鬆散的經濟聯合體，尚缺乏政治協同綱領和經濟協同安排，就像一個龐大的軀體，需要與之相適應的金融血脈讓其真正充滿生命力。

現在與“一帶一路”有關的金融機構可以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和絲路基金，是完全國有的；第二層次是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兩家由中國主導的國際性組織；第三層次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純粹的商業銀行。這些金融機構中，有些是補貼性的，有些是商業性的，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標，因此我們需要協調好這些機構共同支持“一帶一路”。

如成立專門的“一帶一路”銀行，定位於為“一帶一路”發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促進全維度金融合作、並統籌全區域金融穩定，則極有利於資金融通。

從機制上看，“一帶一路”銀行將是“投行+IMF+世行+商行”四位一體的運營模式：一是具有投行功能，利用投行統籌配置資源的能力，發揮投行優化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頂層設計的專業作用，為”一帶一路”國家調整發展路徑、挖掘自身潛力、開拓共同市場、發掘共同機會提供直接融資助力和全面咨詢幫助，將“一帶一路”整體的金融合作共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專業水平；二是具有IMF功能，以促進“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宏觀審慎金融監管為目標，建設專門的金融穩定評價體系和預警體系，設計金融系統性風險共同應對機制，創造“一帶一路”獨有的風險緩衝墊，緩解“一帶一路”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脆弱性問題；三是具有世行功能，以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和復興為己任，通過幫扶工程、資源轉移和技術輸出等方式，緩解兩極分化，關註共同命運，用金融專業手段實現“一帶一路”情感上的互信互愛；四是具有商行功能，對接並串聯現有“一帶一路”沿線發展較為充分的商業銀行體系，通過間接融資渠道為“一帶一路”沿線項目開發、國家建設和經濟起飛提供長期、穩定、成本較低的信貸資金支持。“一帶一路”銀行是綜合性經營機構，兼具政策性和商業性，定位、針對性與作用均超越而亞投行、金磚銀行和絲路基金，業務也更廣。

當然，打造“投行+IMF+世行+商行”四位一體的“一帶一路”銀行，是一個長期工程，目前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力量形成共識，將機構先行建立，再循序漸進地豐富其功能。在具體推進過程中，既要集合集體智慧和力量，也要發揮政府支持、中國主導的作用。

在此基礎上，建設基於“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區域性、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人民幣"一帶一路’統一貨幣區”，都是資金融通的呼喚。金融合作，也在推廣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合作理念，為世界貢獻金融公共產品。 （收藏自 2016-07-12 中國評論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