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人問起我幹哪一行時，我就窘態畢露、滿面通紅，口結不已，而原本人家都覺得我是個挺鎮定的人的。我很羨慕那些能說“我是個泥水匠”的人。我羨慕理發師、記賬員與作家這些可以直截了當有所招認的人，因為他們的職業不言自明，無需冗言解釋，而叫我回答這類問題，卻感到十分局促：我是個笑者。一旦招認了，我在回答第二個問題：“你是這樣謀生的嗎？”時，又得老老實實地再招認一次：“是的。”

我的確靠發笑維生，而且笑得很好，因為套句商業用語來說，我的笑聲是供不應求的。我是個優秀的笑者，沒人笑得跟我一樣好，也沒有人能如此發揚我這行藝術的精粹。有很長一段時間，為了避免沒完沒了的解釋，我會稱自己為演員，但是我的才華在滑稽劇與朗誦術的領域中實在顯得過於貧弱，我覺得用這個名稱是太離譜了；我喜愛真理，而真相是：我是個笑者。我既非小醜，又不是滑稽演員。我並不使人們開心，我表演開心；我像羅馬帝王一樣地笑，或者笑得像個敏感的小男生，我發出十七世紀的笑聲，與發出十九世紀的同樣自在，如果場合需要，我一路笑盡所有的世紀，所有的社會階層，所有不同的年齡，就像修皮鞋的，這不過是我練出的一種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懷抱了美洲的笑聲，非洲的笑聲，白種、紅種與黃種的笑聲——只要報酬合宜，在導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聲就能轟然而出。我已經變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裏笑，在錄音帶中笑，電視導播對我也蠻尊重的。我淒慘地笑，適度地笑，神經地笑；我笑得像個電車上的剪票員或像雜貨店裏的幫工；清晨的笑聲，晚間的笑聲，子夜的笑聲與黎明的笑聲。簡言之，無論何時需要何種笑聲——我都得笑。這樣一種行業，不必我說，自然是十分令人厭煩的了，特別是我還有一項專長——擅發傳染性的笑聲，這對三四流的滑稽演員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幫手了，這級演員很怕——也難怪他們——觀眾會錯過他們說的關鍵性笑話，因此多半的晚上我都在夜總會裏充當不露聲色的捧場者，我的職責就是在表演節目嫌弱的當兒，發出傳染性的笑聲。這種笑聲必須小心地在時機上扣得很準；我的放聲縱笑不能來得太早，也不可來得過遲，必須恰是時候；在事先排練好的節骨眼兒上，我放聲一笑，整個觀眾的轟笑也會響徹全場，臺上說的笑話也才給救了起來。至於我呢，則拖著疲憊的身心來到衣帽間，穿上大衣，慶幸自己總算下班了。回到家中，總會發現有電報在等著我：“即刻需要你的笑聲。星期二錄音。”
　
數小時之後，我已經坐在暖氣過強的特別快車上悲嘆我的命運了。簡直不必說，當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時候，我是一點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卻牛群，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樁樂事，木匠家中的門常常是壞的，要不然就是抽屜開不開。賣糖果的喜歡吃酸黃瓜，肉販子喜歡杏仁餅，烤面包的寧可嚼香腸；也不要啃面包；鬥牛士養鴿子消遣，賽拳的看見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臉都嚇白了；我覺得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自己工作之余就從來不笑。我是個嚴肅的人，很多人認為-或許十分正確——我是個悲觀厭世的人。在我們婚姻生活的頭幾年中，我妻子常會對我說：“笑幾聲嘛！”但後來她就認清了我是無法滿足她這個願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肅穆中放松臉部緊繃的肌肉與磨損的精力，我就會覺得快樂。是真的，連別人的笑聲我都受不了，因為那太令我想到自己的職業。所以說，我們的婚姻是十分靜寂、安詳的，因為連我妻子也忘了怎麽笑了；偶爾我見她臉上掛著一絲微笑，我也回她一個淺笑。我們談話聲調很低，因為我痛恨夜總會裏的喧囂，還有錄音間中不時充斥的鬧聲。不清楚我的人認為我沈默寡言。或許我是這樣，因為我得常常張開口大笑。我一生都是一副無動於衷的表情，偶爾讓自己也擠出一絲溫柔的淺笑，我常懷疑自己可會真正笑過。我想沒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終認為我是個老氣橫秋的孩子。不錯，我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笑，但我卻從沒聽過自己的笑聲。

〔德國〕庫森別格爾：輕蔑的一瞥
電話鈴響了，警察局長拿起聽筒——“餵！”
　
“我是克爾齊警長。剛才有一位過路人輕蔑地瞧我。”
　
“或許你弄錯了吧，”警察局長要他考慮一下，“幾乎每個碰上警察的人都感到心虛，不敢正視。這看起來就像是輕蔑。”
　
“不，”警長說，“不是這麽回事。他輕蔑地打量我，從制服、帽一直到皮靴。”
　
“你為什麽沒有把他抓起來？”
　
“當時我楞住了。在我想到這是侮辱的時候，那人已經不見了。”
　
“你還認得出他來嗎？”
　
“肯定，他蓄的是紅胡子。”
　
“你現在覺得怎麽樣？”
　
“相當難受。”
　
“堅持一下，我叫人來換班。”
　
警察局長打開了話筒。他派出一輛救護車到克爾齊那個區去，同時命令把所有蓄紅胡子的公民抓起來。配備有無線電話器的巡警隊接到命令的時候，正在值勤。兩個人正在試驗哪一輛車跑得快，另外兩個人在酒館裏慶賀店主的生日，三個人幫著一個同事搬家，其余的人在街上買東西。但一聽到事情的經過，他們就急忙驅車直奔市中心區。他們封鎖了一條又一條街道，逐戶搜查。他們跑進商店、飯館、住宅，凡找到一個紅胡子，就把他拖走。到處交通停頓。警報的鳴叫聲使居民驚惶不安，謠言風傳：這次搜捕的目標是一個大殺人犯。圍捕剛開始了幾小時，虜獲可觀：五十八個紅胡子給帶到警察總局來了。克爾齊警長，由兩名護理人員攙扶著，在這批嫌疑犯面前省視而過，但他卻沒有指認出作案人。警察局長歸因於克爾齊的健康狀況，命令審訊拘留犯。他說：“就算他們在這件案子裏清白無辜，他們肯定也犯過別的錯誤，審訊總是會有收獲的。”
　
對，審訊誠然會有收獲，特別是在這個城市裏，但不要以為受審的人受到了虐待；還不至於到如此粗暴的地步，所采用的方法是比較微妙的。長期以來，秘密警察不聲不響地訊問了每個公民的親屬和仇人，從而建立了一套卡片，從這裏面可以查到他特別憎惡什麽：風鉆的嘎嘎聲，刺目的強光，石碳酸氣味，北歐民歌，剝皮老鼠的樣子，狗叫，等等。如果運用得徹底，這些辦法大多可以奏效：它能從受審者嘴巴裏逼出供詞來，有真有假，視情況而定，而警察總是高興的；這五十八個人現在所面臨的就是這類辦法。要搜捕的那個人早已回到了他的寓所；警察按他的門鈴的時候，他沒有聽見，因為他正往浴盆裏放水。洗澡水準備好了之後，他倒是聽見門鈴聲了，但那是郵遞員送來一份電報。消息是可喜的，有人給他在國外準備了一個好職位，——不過，條件是：他得立即啟程。
　
“好，”這人說，“好，現在要做兩件事：胡子要剃掉，因為我討厭它了，要弄到一份護照，因為我沒有。”
　
他痛痛快快地洗了個澡，重又穿好衣服。為了慶賀這個大喜日子，他選了一條特別漂亮的領帶系上。他打電話詢問幾點鐘能指望搭上一架飛機。他離開寓所，跨過幾條恢復了寧靜的街道，走進一間理發店。這件事辦完後，他到警察總局去，因為他知道只有在那裏才能在很短時間內領到一份護照。說到這裏，得補充一點：這個人事實上是輕蔑地瞧過那個警察的，原因是克爾齊的樣子極像他的表兄艾貢。對這個不中用而且欠著他錢的表兄，這人感到輕蔑，這種感情在他見到克爾齊的時候就不由自主地傾註於目光中了。所以，克爾齊的觀察是正確的，他的報告是無可指摘的。事有湊巧，這人走進警察局的時候，又碰上那位使他想起他表兄艾貢的警察了。但這一次，為了不得罪對方，他把目光迅速移開了。而且，那可憐的人顯然健康狀況不佳，兩個護理人員正陪著他走向一輛救護車。申請護照的事並不如這人想像的那麽簡單。他身邊帶有一些證明文件，也出示了電報，這都無濟於事，他申請出國的計劃，匆促得沒有分寸，嚇壞了經管護照的警官。
　
“一份護照是一份重要文件，”他解釋說，“辦這麽一份證明文件是需要時間的。”
　
這人點點頭。
　
“按規章制度可能是這樣。但每種規章制度都有例外。”
　
“這種情況我決定不了，”警官說。
　
“只有警察局長才能決定。”
　
“那就交給他決定。”
　
警官把文件找到一塊兒來，站起身來。
　
“您跟我來，”他說。
　
“我們抄近路——穿過辦公室。”
　
他們穿過三四個房間，那裏面坐的盡是蓄紅胡子的人。
　
“真滑稽，”這人想。
　
“我原先不知道他們有這麽多人。我現在不歸他們那一夥了。”
　
像一些獨裁者一樣，警察局長也愛擺出社交場上老手的樣子。他聽取了報告就把那警官打發走了，然後請客人就座。但客人要勉強裝出笑臉卻不容易，因為這位警察局長的模樣長得像他同樣厭惡的堂弟阿突爾。但是，掌管微笑機能的肌肉卻盡忠職守——這可是關系到護照的大事啊。
　
“小官兒們膽小，”警察局長說，“他們避免作任何決定。不在話下，您馬上而且就在這兒可以領到護照。您到伊士坦布爾上任，是我們城市的榮譽。我祝賀您。”
　
他在護照上蓋了個印，簽上了名。他大大方方地把護照遞給客人，好像那是一個隨隨便便的什麽小本兒。
　
“您系了一條特別漂亮的領帶，”他說。
　
“一幅市區圖，是嗎？”
　
“不錯，”這人回答說，“是伊士坦布爾的市區圖。”
　
“妙極了的主意。好吧，”警察局長站起身來，把手伸向那人，“我祝您一路平安。”
　
他把客人送到門口，向他親切地揮手致意，然後走進審訊拘留犯的房間裏。為了縮短自己受折磨的時間，那些可憐人已經承認一些違法行為，但就沒有承認指控的那一條罪行。
　
“繼續審訊！”警察局長命令道，然後去吃午飯。他回來時，見那裏擺著一份報告。一個理發師報告：他上午按照一個顧客的意願，給他剃掉了蓄著的紅胡子。這人本身他描寫不出，但他記得衣著上的一個顯眼之處：一條印有市區圖的領帶。
　
“我這匹蠢驢！”警察局長叫了一聲。他一步跳兩級，奔下樓梯。院子裏，他的車停著備用。
　
“到飛機場！”他朝著司機喊道，順勢一靠，坐在後排位子上。司機施展出全身本事。他輾死了兩只狗、兩只鴿子和一只貓，擦壞了一輛電車，軋壞了一輛裝著廢紙的手推車，嚇壞了成千上百的過路人。在他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在外邊老遠的地方，只見飛往伊士坦布爾的飛機從跑道上分秒不差地起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