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羅馬尼亞，我都覺得像是去另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裏，我從來搞不清楚什麽事情是湊巧發生的，什麽是事先策劃好的。因此我每次公開發言都要求查閱自己的檔案，結果每次都遭到拒絕，理由五花八門，而每次都有跡象表明我又被監控起來了，或者說對我的監控從來就沒停過。

去年春天，我應新歐洲學會的邀請去了布加勒斯特。到那裏的第一天，我跟一位女記者和一位男攝影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裏，突然走來一個虎背熊腰的保安，問我們，拍照有沒有得到批準，他還想奪走攝影師的相機。“這兒不準拍照，拍人也不準。”他吼道。我約了一個朋友第二天晚上吃飯。我們電話裏約好，朋友下午六點來酒店接我。結果他拐進酒店所在的馬路時，發現有個男人跟蹤他。他到酒店前台要小姐打電話給我。小姐要他先填一張來客登記表。他大吃一驚，因為從沒發生過這種事，連齊奧塞斯庫時代都沒有過。

我跟那位朋友去飯店，一路上，他一會兒要我換到馬路這邊走，一會兒又要我換到那邊，我也沒多想。直到次日，他才告訴新歐洲學會會長安德雷·普萊蘇，酒店要他填來客登記表，還有個男人跟蹤他到酒店，然後還跟著我們倆去飯店。安德雷·普萊蘇大怒，馬上派女秘書去酒店取消所有訂單。酒店經理謊稱前台小姐是頭一天上班，搞錯了，可是秘書認識那位小姐，知道她站前台好多年了。這時經理說，“老板”，也就是酒店的業主，以前是安全局的，很遺憾改不了了。然後經理笑著說，學會取消訂單沒關系，不過此類酒店都這麽幹，只是人家不知情罷了。

我換了家酒店住，後來沒再發覺有人跟蹤。要麽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停止了行動，要麽他們的跟蹤水平提高了，別人覺察不到。要安排人下午六點盯梢，肯定是竊聽了我房間裏的電話。齊奧塞斯庫的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羅馬尼亞安全局”並沒有解散，只不過換了個名字，改叫“羅馬尼亞情報局”了。這個部門自稱接收了安全局40%的員工，實際上比例說不定還要高。其余60%的員工，現在不是退了休，領著比常人高出三倍的退休金，就是當上了市場經濟的高管。除了做不成外交官以外，昔日的探子們在今日羅馬尼亞哪行都能幹。

要求查檔案的人，連朋友都嫌他煩

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對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檔案解密漠不關心，同樣，他們也不關心身邊的人生被踐踏，不關心昔日的執政黨高陽台對角繃著官和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重新出山。像我這種常年不斷公開要求查閱檔案的人，連朋友都會嫌煩。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檔案並非存放在1999年因歐盟施壓而勉強成立的檔案理事會（全稱很抝口，叫做“安全局檔案研究國家理事會”），而是年覆一年地躺在老店新招牌的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那裏。檔案調閱歸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管。檔案理事會得把調閱申請報給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有些批了，大部分不批，有時不批的理由居然是“申請調閱的檔案尚在加工”。2004年我去布加勒斯特給我一再提出的調檔申請壯壯聲勢。我走到檔案理事會門口，嚇了一跳，那兒站著三個身穿袒胸露肩的超短連衣裙和絲光長襪的年輕小姐，宛若一家色情場所，小姐們當中站著一個肩扛長槍的士兵，又有點像座軍營。主任不肯見我，盡管我是事先跟他約好的。

今年春天，一家學術團體查到了羅馬尼亞籍德裔作家團體“巴納特行動小組”的檔案。安全局針對每個少數民族專門設立了一個管理處，管德裔的叫“德國民族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處，管匈牙利裔的叫“匈牙利國土收覆主義者”處，管猶太人的叫“猶太民族主義者”處，只有羅馬尼亞作家光榮地由“藝術和文化”處監管。

突然，我的檔案出現了，給我起了個化名叫“克裏斯蒂娜”，共三卷，914頁。按記載是1983年3月8日建檔的，不過裏面也有此前年份的文件。建檔原因是：我的《低地》一書中“有傾向性地歪曲國家尤其鄉村情況”，有探子的文句分析為證。此外，還說我屬於一家“以敵對作品著稱的德語作家團體”。

檔案是情報局以前身安全局的名義炮制的拙劣作品。十年裏，情報局有充裕的時間“加工”檔案。“修飾”是談不上的，檔案完全被掏空了。

我在特諾梅塔爾拖拉機廠當翻譯的那三年經歷，檔案裏頭沒有。我當時負責翻譯東德、奧地利和瑞士進口機器的使用說明，和四名會計在一間辦公室坐了兩年。他們四個算工人工資，我查幾本厚厚的技術詞典。我對液壓床、非液壓床、操縱桿和線圈毫無概念。有時候同一個詞，詞典裏有三四個甚至七八個譯法，這時我就下車間去請教工人。工人雖然不懂德語，但是知道羅馬尼亞語裏怎麽說，因為他們了解機器。幹到第三年，廠裏成立了一個“禮賓部”，把我調過去，跟兩個新來的女翻譯一起幹。她倆一個是學法語的，一個學英語。一個嫁了個大學教授，我念書的時候就聽說他是安全局的人，另一個是市裏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二號人物的兒媳婦。只有她倆有檔案櫃的鑰匙。一有外國專家來辦公室，我就得回避。後來，顯然有指示要把我團結進去，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施塔納兩次動員我加入安全局，我都拒絕了，最後他跟我道別：“你會後悔的。我們要把你淹死在河裏。”

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發現我那幾本詞典躺在辦公室門前的地上，我的座位已經給了一個工程師坐，不準我進辦公室了。我沒法回家去，要不然廠裏會馬上開除我。我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整整兩天，我倔強地八小時坐在一樓通往二樓的水泥台階上，詞典就放在身邊。我設法翻點東西，免得人家說我不幹活。辦公室的員工們走過我身邊，一言不發。我的朋友，工程師燕妮，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我每天回家路上都把白天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講給她聽。她午休時來找我，陪我坐在台階上。我們倆一起吃飯，就跟以前一起在我辦公室裏吃飯一樣。院子裏廣播喇叭傳來的依然是工人合唱團謳歌人民幸福生活的歌聲。燕妮邊吃邊為我哭泣，我沒哭，我得挺住。第三天，我在燕妮的辦公桌旁安頓下來，她給我騰出了一個角落。第四天也是這樣。那是間大辦公室。第五天一早，燕妮站在辦公室門口等我。她說：“我的同事們不許我放你進辦公室了。他們竟然說你是探子。”“怎麽會這樣？”我問。“你知道我們生活在什麽地方。”她答。我抱起詞典，又坐到台階上。這回我也哭了。我去車間問一個詞，工人們在我身後吹著口哨喊：“安全局的！”局面混亂又恐怖，就像一口巫婆用來調制魔藥的大鍋。當時在燕妮的辦公室和車間裏有多少探子呢？對我的進攻是自上而下地進行的。誣陷我的目的是逼我辭職。動蕩的歲月自此開了頭，這時我父親去世了。我把握不住人生了，我得證明自己還在這世界上存在。於是我開始寫自己的生活，短篇小說集《低地》就是這樣誕生的。

因為我不肯作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護的人反過來誣陷我，這比拉我入夥、威脅要弄死我更加糟糕。燕妮等少數幾位同事知道，跟我玩了什麽把戲，可其他所有只和我打過照面的人都不知道真膠線，懸掛昨相。我又怎能一個一個地向他們解釋，證明事情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呢？萬萬辦不到。正是因為知道這一點，安全局才跟我來這一套。而且他們也知道這種奸計比威脅更能整垮我。死亡威脅驚心動魄，但慢慢也就習慣了，這種日子裏就是會出這種事。但是誣陷能挖走你的心，讓你身陷重圍，如同行屍走肉一般。

這種狀態持續了多久，我記不清了。似乎無窮無盡，其實說不定只有幾周。最後我被開除了。

這一切在我的檔案裏濃縮成了兩個字，是手寫的旁註，寫在一份竊聽記錄旁邊。幾年後我在家裏說起廠裏曾想招我加入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一事。帕杜拉留中校記下的旁註是“屬實。”

接下去就開始審我，指責我不勞動，靠賣淫和黑市買賣為生，是“寄生分子”，提到許多我從未聽說過的名字，說我給德國聯邦情報局當間諜，因為我跟歌德學院的圖書館女管理員和德國大使館的一個女翻譯交好。整整幾個鐘頭空穴來風的指責。還不僅如此。他們無需傳喚，直接就從街頭把我逮去了。我要去理發，正走過一幢大學生宿舍樓，一扇窄窄的鐵皮門一開，一個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把我拖進半地下室。房間裏有張桌子，後面坐著三個便衣男子。頭頭是個瘦子。他要我拿出身份證來，說：“嘿，婊子，我們又見面了。”我此前從沒見過他。他說我跟八個阿拉伯大學生亂搞，讓他們給我買連褲襪和化妝品。我連一個阿拉伯大學生都不認識。我這麽一說，審我的人說：“我們高興的話，能找來二十個阿拉伯人作證。等著瞧，庭審一定精彩得很。”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身份證扔到地上，要我彎腰去撿，總共扔了三四十回。我動作一慢，他就踩我的後腰。門後傳來女人的尖叫聲。不是動刑就是強奸，但願只是錄音，我想。然後他們命令我吃下八只水煮蛋和青洋蔥加鹽。我把這些東西硬咽了下去。最後瘦子打開鐵皮門，把我的身份證往外一扔，一腳踢在我的屁股上。我臉沖下摔在一叢灌木旁的草地上。我埋頭大吐一場，慢慢撿起身份證回了家。直接從街上抓人比傳喚更嚇人，沒人知道這人去了哪裏，說不準就此消失，再也不出現了，要麽就像以前恐嚇的那樣，變成浮屍從河裏撈上來，死因會是：自殺。

檔案裏沒有審問、沒有傳喚、沒有抓人

1986年11月30日檔案中有如此記錄：“克裏斯蒂娜到布加勒斯特或是國內其他地方，須及時通報國內反對派處或反間諜處，以落實持久監控。”也就是說，我去國內任何地方有關部門都得派人盯梢，以“對其與西德外交官和西德市民的關系采取必要的監控措施”。

按意圖不同，盯梢方式也各種各樣，時明時暗，一被發現，盯梢就搖身變為粗暴的攻擊。有一次西柏林紅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要跟我商量出版《低地》的事。為了避人耳目，我們約在喀爾巴阡山脈布拉索夫度假村見面。我們倆裝成冬運愛好者分頭前往。我丈夫裏夏德·瓦格納帶手稿去布加勒斯特，我準備次日空手乘夜車趕去。蒂米什瓦拉火車站候車室裏有兩個男人在等我，要帶我走。我說：“沒有**令，我不跟你們走。”他們沒收了我的車票和身份證，命令我在原地等他們回來，然後就走了。後來車進站了，他們還沒回來。我走向站台，當時正搞節電運動，站台尾部的臥鋪車廂裏一片漆黑，車門關著，開車前很短時間才許上車。這時那兩個男人回來了，他們在站台上走來走去，故意撞我，把我撞倒了三回。我昏頭昏腦地站起來，身上臟兮兮的，似乎一切正常，其他乘客在旁邊看著，似乎一切正常。這時臥鋪車廂的門總算開了，我擠進人群，那兩個男人也上了車。我走進包廂，脫掉外套，換上睡衣，想著要是我被拖出去的話，這樣別人容易發現。車開了，我去廁所把寫給**國際的一封信藏在盥洗池後面。兩個男人站在走廊裏跟臥鋪車廂檢票員說話。我是包廂下鋪。也許是因為從那兒抓人方便，我想。檢票員走進我的包廂，把我的車票和身份證交給我。我問他是從哪兒拿到這兩件東西的，那兩個男人讓他作什麽。“哪兩個男人？”他說：“這兒有好幾十個呢。”

我一夜未合眼。就這麽上車太莽撞了，我想，他們會在夜裏把我扔出車外、摔到空曠的雪地上的。天蒙蒙亮時，我不那麽害怕了。要想制造一起自殺事件，他們肯定早趁天黑下了手。趁其他乘客還沒醒來，我上廁所取回了藏在那兒的信。然後我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等火車開到布加勒斯特，我沒事人兒似的下了車。這一天的情況，檔案裏也沒有。

盯梢還波及了他人。我在布加勒斯特歌德學院作了個《低地》的朗讀會，有個朋友來聽，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註意到了他，接下去就查他的身世，為他建立了檔案，開始監控他。他的檔案裏就是這麽寫的。我的裏頭一字未提。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隨心所欲地進進出出，還常常成心留下記號。煙頭隨手扔，墻上的畫兒摘下來擱在床上，椅子也給挪了地方。有件事最為恐怖，持續了好幾個星期。鋪在地板上的一塊狐皮先是給割掉了尾巴、繼而是四足，最後腦袋給割下來擱在狐貍肚子上。看不出割痕。我打掃衛生時突然發現狐貍尾巴掉下來了，還以為是意外。幾個星期後，一只後腳給割了下來，這時我害怕起來，此後我每次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檢查這塊狐皮，直到狐貍掉了腦袋。什麽事都可能發生，家失去了私密性，一吃飯就擔心飯菜裏頭下了毒。這種精神恐怖檔案裏也只字未提。

1986年夏天，作家安娜·尤納斯來蒂米什瓦拉看我。她跟其他一些作家在1985年11月4日寫信給羅馬尼亞作家協會——這封信在我的檔案裏現了身，抗。提上褲子，議他們不準我參加書展和新教大會，不準我去出版社。我的檔案裏對這次來訪作了詳細記載，有份1986年8月18日發給邊防局的電傳，要他們在安娜·尤納斯出境時“徹底”檢查她的行李並匯報檢查結果。《時代》周報記者羅爾夫·米夏埃利斯的來訪檔案裏卻沒記。《低地》出版後，他想跟我談談，發了份電報說他要來，以為會在我家碰到我。可這份電報被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截留了，裏夏德·瓦格納和我一無所知地去鄉下他父母家住了幾天。米夏埃利斯在我家門口白摁了兩天門鈴。第二天，三個男人在樓道垃圾管房截住他，把他揍了個半死。他兩腳的腳趾全被打斷了。我們住五樓，電梯不能用，沒電。米夏埃利斯只好趴在地上，從黑乎乎的樓道爬到大街上。米夏埃利斯的電報檔案裏沒有記載，盡管裏面有一大堆截留的西方來信。照檔案看，他從沒去過我那兒。這一缺失表明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把專職員工的所作所為刪去了，以免調檔時被查出來，追究責任。這樣，齊奧塞斯庫時代過後，安全局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沒有兇手的怪物。

為了保護我們，羅爾夫·米夏埃利斯等到我們離開羅馬尼亞才撰文寫到這次襲擊。我看了檔案後，悟到這樣做錯了。沈默是沒用的，只有在西方公開真膠線，懸掛昨相才能保護我們。檔案也表明曾計劃以“為德國聯邦情報局當間諜”為由對我進行一場超現實主義風格的訴訟。幸虧我的書引起了反響，德國給我頒了幾個文學獎，這一計劃才沒有付諸實施，我才沒被捕。

羅爾夫·米夏埃利斯沒法在來訪前給我打電話，因為我們沒有電話。在羅馬尼亞，要裝一部電話得等上好幾年。可我們並未提出申請，卻主動要給我們裝。我們不要，因為我們知道，電話會成為我們的小房子裏最管用的監聽站。家裏裝了電話的朋友們，一來客人，馬上把電話擱進冰箱，放唱片。拒裝電話無濟於事，因為我拿到的檔案材料有一半是我家的竊聽記錄。

裏夏德·瓦格納的檔案裏有條1985年2月20日的記錄註解，寫下了我們倆都不在家的時間，還有，“也在其住處安裝了獲取有戰略意義的信息的特殊物件”。**的安裝圖紙他檔案裏也有。我們樓下房子的天花板和我家房子的地板上打了洞。**裝在兩個房間的櫃子背後。

竊聽記錄裏常常出現省略號，因為唱片的音樂幹擾了竊聽。但是放音樂是因為我們以為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是用定向話筒竊聽的。我們從沒想到他們會日日夜夜不間斷地竊聽。當然，受審時我們常常被問到一些審問人原本壓根兒沒法知道的事情。但是由於羅馬尼亞極度窮困落後，我們以為安全局根本用不起先進的竊聽技術。具體說來，我們也以為，盡管他們認為我們是國家公敵，但是為我們費這麽大力氣還是不值得。我們就是這樣既害怕又幼稚，完全估計錯了對我們的監控力度。

安全局核查了我們那幢十層大樓全體居民的職業、工作單位、政治可靠程度，給所有人建立了檔案，可能是為了在我們的鄰居裏培養探子。還未受到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監視的人的檔案上蓋著“情況不明”章。

竊聽記錄是每日報告。把竊聽到的話總結一下，“反國家”的地方則逐字逐句覆述。碰到陌生的客人，旁邊就打個問號，寫著調查此人的指示。竊聽記錄也不完整。

閨密也屬於“愛和背叛”系統

我們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羅蘭·基爾施。他就住在附近，差不多天天來我們家玩。他是一家屠宰場的工程師，業余時間拍拍悲慘生活，寫寫袖珍散文。1996年，他的散文集《月貓之夢》出版了，是從遺作中整理出來的，因為他1989年5月就去世了，是在家裏吊死的。現在他的鄰居們說，他死的當夜，聽到屋子裏有好幾個人高聲說話。我也不信他是自殺。在羅馬尼亞，要辦齊所有殯葬手續，得跑上好幾天。自殺的人當然該作屍檢，可羅蘭·基爾施的父母一天之內就拿到了所有證明材料，他未經屍檢就入了土。在厚厚一沓竊聽記錄裏，沒有一處出現羅蘭·基爾施來訪的字樣。他的名字被刪掉了。照記載，從來就沒有過這麽個人。

不過我的檔案畢竟回答了一個困擾我的問題。我出國一年後，燕妮來柏林看我。自打廠裏刁難我後，她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被開除後，我們依然幾乎天天見面。我在柏林住處的廚房裏翻看她的護照，看到護照裏還有法洗衣粉放在紅國和希臘的簽證，就直截了當地問她：“這樣一本護照可不是白送的，你做了什麽才拿到的？”她答道：“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派我來的。我想無論如何再見上你一面。”燕妮患了癌癥，現已去世多年了。當時她說，她的任務是查看我們的住處，打探我們的生活習慣，我們幾點起床、幾點睡覺、幾點購物、買了什麽。她答應回國後只按我們說好的匯報。她住在我們家，計劃住一個月。我的懷疑與日俱增。幾天後，我翻了她的行李箱，找到了羅馬尼亞總領事館的電話號碼和一把私配的我家房門鑰匙。自此我就疑心她一開始就是人家安排來對付我的，我們之間是“奉命之交”。我在檔案上看到，我們的房子布局和生活習慣，她回國後都詳細匯報了，報告人叫“桑達”。

在1984年12月21日的竊聽記錄裏，“燕妮”這個名字旁邊寫了一條旁註：“我們得查燕尼，她倆顯然相互信任。”這份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的友情被那次柏林之行給毀掉了，一個經歷了化療的癌癥病人經不住誘惑，背叛了。私配的房門鑰匙表明燕妮背著我執行任務。我不得不要求她立即離開我家。為了保護自己和裏夏德·瓦格納不受監視，我不得已趕走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這團愛和背叛的亂麻我實在理不清。我把她的來訪在腦子裏倒騰了千遍萬遍，哀悼這份友情的逝去。我還驚訝地聽說，我出國後，燕妮竟跟一個安全局軍官勾搭上了。不過現在我很欣慰，因為檔案表明我們倆的交情最初是自發的，並非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的安排，燕妮是在我出國後才盯我梢的。人學得知足了，在泥淖中苦尋一塊凈土，即使只是小小的一塊。我的檔案證明我和燕妮之間有過真情，這一點幾乎讓我覺得幸福。

保護傳統中新添了誣陷

《低地》在德國出版後，來了幾個邀請，我沒拿到出國許可，後來又來了幾個讓我去領文學獎的邀請。這時，安全局改變了策略。

我被開除後一直找不到工作，1984年夏末，我意外地找到一份教師的工作。頭一天上班，我就領到了出國所需的校長推薦信。1984年10月，當真讓我出國了，後來兩次也放我出去領文學獎。不過檔案表明放我出去的目的很陰險，是為了讓學校同事們認為我其實並非異見分子，而是政府的寵兒，讓西方懷疑我是間諜。在這兩重任務尤其是“間諜”上，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下了大功夫。他們派出探子去德國傳謠。1985年7月1日的行動方案滿意地總結道：“通過數次出國，在蒂米什瓦拉德意志國家劇院的演員之中散布了克裏斯蒂娜是羅馬尼亞安全局間諜的說法。在蒂米什瓦拉德意志國家劇院兼職的西德導演亞歷山大·蒙雷阿已在歌德學院的馬蒂娜·奧爾齊格和德國駐布加勒斯特大使館的官，其中一件淡員面前提出這種懷疑。”

1987年我移民德國後，“詆毀和孤立”措施升級了。1989年3月的竊聽記錄註解中寫道：“在詆毀行動中，我們和假情報處合作。我們將以德國移民的名義在國外發表幾篇文章，或者給幾個在德國有影響力的圈子和權威人士寄幾份備忘錄。”有個被安排行動的探子叫“索林”，“因其具備行動所需的寫作才能。”

1989年7月3日，國內反對派處向布加勒斯特安全局總部發了一份報告。羅馬尼亞作家達密安·烏萊希在該處授意下寫了一封信，誣陷裏夏德·瓦格納和我是探子。報告請求總部批準此信。此信計劃由一家民族歌舞團的舞蹈演員訪問德國時帶給自由歐洲電台和德國電視一台。

誣陷行動最重要的德方“夥伴”是巴納特施瓦本同鄉會。早在1985年，安全局就滿意地總結道：“德國巴納特同鄉會領。之前兩天它導跟羅馬尼亞駐德國大使館代表一起對《低地》一書作了負面評論。”這事作得很過分。《低地》出版後，同鄉會在其《巴納特報》上對我展開了毀譽運動。“屁話、臭文、給祖國抹黑，黨妓”是其“文學評論”欄慣用的評語。說我是探子，《低地》就是奉安全局之命寫的。我坐在廠裏的水泥台階上時，顯然同鄉會正同齊奧塞斯庫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政權領。之前兩天它導下的大使館人員歡聚。我呢，從沒敢踏進這家使館半步，因為我不知道進去了還出不出得來。同鄉會跟齊奧塞斯庫的外交官們關系這麽好，難怪他們這麽多年來從未對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政權有過一句微辭。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政權出賣羅馬尼亞德裔，德國為每個移民付的人頭費最高達到一萬兩千馬克，這點同鄉會毫不介意。這種人口販賣構成了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政權最重要的外匯來源，同鄉會也不在乎。同鄉會跟政權一樣恨我，聯手誣陷我。我被拔高為主要敵人，長期攻擊我成了同鄉會的一項重任。誣陷我就能證明自己愛國。這樣，除了“保護傳統”之外，同鄉會多了一項工作：誣陷我。只有誣陷我時，他們才想起“探子”一詞來。我的檔案裏寫著：“因其作品使人對巴納特施瓦本人印象不佳”，巴納特施瓦本人在國外“孤立她，讓她出醜”，“我們的各個組織也利用在國外的各種機會參與了這起行動。”“毀譽材料也寄霍斯特·法塞爾，寄到其研究所，請其散發。”指的是圖賓根的多瑙施瓦本研究所，當時法塞爾任所長，此前，八十年代，法塞爾曾任《巴納特報》編輯。

探子們在報告裏對羅馬尼亞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謊稱同鄉會在德國如何如何重要。顯然，盡管東德和羅馬尼亞之間有段距離，羅馬尼亞安全局安排在國外的探子對領。之前兩天它導卻跟東德國安部線人對領。之前兩天它導一樣依賴，他們也有自保的壓力，既怕被總部拋棄，又怕在西方被人揭發。

有個特別賣力的探子叫“索林”。他早在1983年就打探蒂米什瓦拉作家團體。有個熟人看了亡父的檔案，統計每篇報告上註的探子化名，發現索林1982年就提供了38篇報告。在我的檔案裏有30個探子的名字，索林也是主要人物之一。1986年11月30日的行動計劃中，著重寫道派索林打探我最近的動向，我在羅馬尼亞和國外認識哪些人。有一回布加勒斯特《新路》報副刊編輯跟瓦爾特·康西茨基來蒂米什瓦拉看我。這天的竊聽記錄裏，專門監聽我的帕杜拉留中校在旁邊寫下了來客的名字：索林。

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期間索林就常去德國，跟許多探子一樣，齊奧塞斯庫倒台前他就移民了。1992年到1998年，他在巴納特同鄉會分管文化。後來慕尼黑總部取消了這個崗位，他就義務工作。

自己的隊伍裏有探子，對此同鄉會一向不聞不問。1950年成立的同鄉會創造了一個由管樂、民族服裝節、漂亮的農家小樓和雕花木門組成的“精神家園”。希特勒和齊奧塞斯庫的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政權被有意淡忘。同鄉會創始人中就有巴納特的納粹民族團體的首領。

如今，同鄉會借口年代久遠已不可考，拒絕調查安全局對該會的影響。鑒於同鄉會在德國的分量，這是無法接受的。盡管只有10%的巴納特施瓦本移民加入同鄉會，但多年來，德國各個電台委員會和文化機構都有同鄉會會員。我到德國後，有個電台記者告訴我，因為同鄉會的幹涉，他們台給我作節目惹了麻煩。而且同鄉會一直是處理羅馬尼亞人出境申請的要害部門，有時他們也試圖阻止人出國。文學評論家埃梅裏希·賴希拉特的書評超出了巴納特的範圍，同鄉會試圖阻止他出國。我出國前也收到了“老鄉”從德國寄來的信，寫道：“您在德國不受歡迎。”我在紐倫堡暫住時，同鄉會的辦公室跟德國聯邦情報局門挨著門。同鄉會的公章對於辦入境手續是必需的。見到我，同鄉會劈頭就說：“德國的空氣對您有害。”我乘拖拉機到邊境，在敞篷式拖鬥上坐了一夜，得了重感冒。當時是二月份。在隔壁那扇門後，聯邦情報局對我更不客氣。現在我知道是為什麽了，安全局的誣陷行動得逞了。情報局官，其中一件淡員問：“您是否跟羅馬尼亞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有關？”我答道：“是他們跟我有關，這可不是一回事。”官，其中一件淡員不為所動地說：“讓我來決定是不是一回事。這是我的工作。”他還說：“如果您有任務在身，現在說還來得及。”其他人幾分鐘後就拿到“無疑慮章”走掉了，唯有裏夏德·瓦格納和我被連審好幾天，有時一塊兒審，有時分開審。我媽媽自動拿到了入籍證，而對我們，連著好幾個月都說：“需要深入調查。”很怪。一方面，德國憲細直紋短袖我法保衛局警告我留心安全局的威脅，別住底樓，旅行時別收禮，煙盒別忘在桌上，絕不跟隨陌生人去私人住處，買把報警手，現在應該把槍防身等等。另一方面又懷疑我是間諜，害我遲遲入不了籍。

我想，為什麽聯邦情報局懷疑我，卻沒有發現同鄉會和移民中的許多探子。也許是因為聯邦情報局也相信了同鄉會提供的信息。所以德國成了安全局探子的安樂窩。對照一下巴納特作家們的檔案，能找出一大批探子來，“索林”、“佛伊庫”、“格魯亞”、“馬林”、“瓦爾特”、“馬太”等等。他們是教師、教授、公務員、記者和演員。從沒人找他們麻煩。柏林墻倒後一直不斷的關於東德國安部的辯論他們充耳不聞。盡管他們都是德國公民，但是德國有關部門看不透他們。他們從事探子行徑在德國享有治外法權。跟東德國安部探子在兩德統一後的遭遇不同，羅馬尼亞安全局的探子們沒有失去自己的領。之前兩天它導，因為昔日的領。之前兩天它導今天仍然供職於新的羅馬尼亞秘密警昨晚剛洗的衣察局。

德國聯邦議院在羅馬尼亞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期間和此後一直撥款資助同鄉會的工作。何曾要求過調查同鄉會人員和羅馬尼亞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政權的關系呢？

1989年齊奧塞斯庫倒台後我想，針對我的誣陷行動該徹底結束了。但是沒有。1991年，我獲得馬西莫別墅獎學金訪問羅馬，居然在羅馬收到匿名威脅電話。安全局的誣陷行動顯然已經自成一體。2004年，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宣布授予我文學獎，結果基金會和一些其他機構收到了大批慣用的誣陷信。這次行動分外誇張。德國聯邦議院的領。之前兩天它導、巴符州州長埃爾溫·托伊費爾、評委會主提上褲子，光席碧吉特·萊爾曼和負責致頌詞的約阿希姆·高克都收到了信，誣陷我是間諜、羅馬尼亞共綠細直紋短袖產黨員、給祖國抹黑。夜裏十二點差一刻，碧吉特·萊爾曼家的電話鈴響了，十二點整是基金會主提上褲子，光席伯哈德·福格爾家，十二點一刻是約阿希姆·高克家。謾罵威脅配上納粹的《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接連幾夜都打來這種電話，直到警方通過電話監控查到打電話的人為止。

造假車間發明的假人活了

檔案裏的我是兩個人，其中一個叫克裏斯蒂娜，是國家公敵，要消滅。為了詆毀這個“克裏斯蒂娜”，假情報處造假車間設計了一個假人，此人具備一切對我害處最大的特征：忠於體制的共綠細直紋短袖產黨人、無情無義的間諜。我到哪兒假人到哪兒。她不僅緊跟在我身後，有時還搶在我頭裏。盡管我自始至終只寫反獨著上身直去廚裁的作品，但是這個假人直到今日依然我行我素，她已經活了。獨著上身直去廚裁政權滅亡二十年了，這個假人還在閃著熒熒鬼火。還要閃多久？/ 黃霄翎譯